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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变化中的社会观念，歌颂了纯洁、专一的爱情和新的生产关系下的人性。在中国新文学里，关于寡妇再嫁的主题并不罕见，但这篇小说透露出的人情味、人道的光芒，使它增加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小说不仅表现了历史，就是在当代和未来高尚的爱情、家庭生活与社会道德的逐渐完善中，也有深意。
　　小说《我的爱人》，描写护士朱淑贞，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决定与一位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榴霰弹片夺去双目和左手的军人结婚的动人故事。这是一曲伟大爱情和高尚灵魂的颂歌。姑娘护理残废军人之后，并与他将要告别时，流着眼泪说：“……我是发愁我走了，谁给你穿衣，帮你吃饭；不给你派通讯员，谁给你当眼睛，当手杖呢？”她做出与他结婚、终生伺候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仅出于革命的责任感，而更有人道力量的驱使。他，一位为人类和平流过血的战士，应该享受爱情。她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残废人，永远看不见她的美貌，但是她深刻地懂得，爱情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灵感受。这类题材不太好写，容易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但柳溪写得相当成功，以情动人，似乎把我们带入了被爱情的阳光照耀的君子国，那里到处是美和温馨的情操。
　　柳溪的短篇小说有较广阔的生活视野。在她的笔下，既有栩栩如生的具体描绘，又有或细腻或豪放的抒情。在《爬在旗杆上的人》里她写道：“这个地区就这么怪：干旱的时候，庄稼灰塌塌的全拧成了绳，地上一踩就冒起一股烟，水满的时候呢，到处都积满了水，房檐的椽本全发了霉，长出了蘑菇。现在靠微的雨像罗面一样，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原野一片混沌迷茫、没有一个人影……”读到这一段，就会知道，这该死的雨，给正在收割的谷子带来了什么后果，故事就是从里展开的。“蔚蓝的河面上，阳光像火蛇一样。小船的箭把它撞碎了，随人蛇的幻灭，水面上迸发了无数的金点，颤抖着，揉碎着，耀得人眼发花。在晚霞的辉映中，雪白的鸭子，迎着落日，在水面上扑着翅膀，拍着羽毛上彩色缤纷的水珠……”（《鸭官陆文骏》）这里写陆文骏上任后到河里放鸭子的情景，实际上是写他的心清。“……屋里刷得四白落地，大红的木器家具，使人耀眼欲眩，炕上新毡条，新被褥，墙上挂着奖状、大美人的画片，桌上摆着半导体收音机……”这么平实、亲切的几笔，使人感到这是多么真实的农家景象！但这只是《骨肉》中语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在其结尾，我们又读到：“我又流下泪来，但这是欢乐的眼泪，我真要擂起胸膛，向故乡的山川宣誓：我骄傲我有一个农民的儿子，留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传宗接代，让他成为真正农民的骨肉，替我报答抚育我的农民！”这又是何等豪迈！而又一转：“夜色清凉如水，天街澄澈晶莹，我如醉如痴地伫立在月光之中……”又把我们从感情波涛里，推向冷静，悠远的思索中。
　　这些语言，这些描写都不是孤立的。它同整个作品的背景、人物、性格、结构组成一个整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不是文字游戏），没有成功的语言，便没有风格，没有成功的艺术。仅从这里顺手拈来的例子，可以看出柳溪语言运用上的功力。
　　八
　　由于历史的原因，柳溪后来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她的《生涯》、《四姐妹》、《彩凤凰》，都是跨度大、背景广、人物多，维系着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如同一组生活和时代色彩浓烈的油画，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兴衰、个人的沉浮，还可以看出国家命运的变迁。
　　柳溪说，她最关心的，是女性的命运。那一群性格各异、鲜明、丰满的女性形象，就是她中篇小说的主要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孔雀东南飞》，到《窦娥冤》、《西厢记》、《红楼梦》，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关于女性命运的诗歌、戏剧、小说，可以开列出很长很长的书单。妇女是社会的两个主人之一，是人类历史两个缔造者之一，但是她的命运，几乎从来都很不幸。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谁能同母亲、爱情、家庭分开。作为“人学”的文学，带着强烈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感情色彩，关心她，歌颂她，表现她，则是义不容辞的、天经地义的力。柳溪的经历和遭际，决定了她后半生创作的题材。但是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地域性、社会性、时代性，制约着人物的性格、思想、观点、感情，因此，“人”便永远不会是一种模式。于是，柳溪笔下便有了吉悒兰、高婵、高婕、高妤、素娥，以及高殿臣的几个老婆等等不同的女性形象。“我们从这些小说中看到了柳溪，看到了她的思想，气质，生活态度，政治观点，爱与憎，喜与忧”（刘锡诚：《在重新执笔之后——读柳溪中篇小说有感》）。是的，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自己的遭遇、感情和血泪”，更看到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岁月——由许多人组合起来的命运。
　　《生涯》，作者是以泣血泪的感情，悲怆地写下的一部小说。主人公吉悒兰的旷世苦难，从社会的角度，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历史。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岁月里，吉悒兰在死神面前，似乎是于弥留之际那种昏沉的思绪里，像梦一样回忆了苦多乐少的一生。她一生下，就死了母亲，于是便开始了白眼和打骂的折磨，还当过人家的使女；但她反抗过，寻过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超龄好几岁的情况下上了小学，从此算结束了苦难的童年，但又进入了不幸的青年时代。她的恋爱生活，不是上当受骗，就是被抛弃。她向往革命，追求光明。参加革命后，那个分配给她的丈夫，竟在她政治上受屈辱的时候，落井下石，残酷地践踏道德和良心，以“假离婚”的欺骗手段，使她失去了家庭和子女。婚变给她的灵魂带来了至深的创伤。接踵而至的，又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劳改、大病、血崩和那魔鬼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特殊而真实”的人物的一生。
　　善良的吉悒兰，执著的感情和信念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她受污辱，受欺骗，受屈辱。这是历史的无情，社会的残忍！
　　但是在吉悒兰的悲剧命运中，她是一个强者。因为，从小就不屈服于后母的淫威，一直追求她所追求的一切。她一直生活在逆风和暴风中，但从来没有倒下。我喜欢吉悒兰自杀未遂后的富有个性的语口：
　　在外祖父家那个自灭未遂的痛苦场面，给了我这个幼小灵魂一个处世哲理：有自灭的勇气，就应该有求生的勇敢，把那股勇气运用到求生的欲念上，你就能冲破一切软弱的怯懦的念头而坚毅地活下去。这思想一直在我的心灵上，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我少女时代失意的痛苦，少妇时代不幸的婚变，以及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后，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灾难的漩涡，弄得家破人亡和夫离子散，我也没有再自杀过……
　　这是她从人生的苦酒中提炼出的认识和精神，是她性格和形象中闪光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活生生的人，作者也写了她的幼稚、上当、受骗的弱点、过失和悔恨。这，便是她——一个弱者的表现。在一种据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或集团面前，个人毕竟是弱者。你即使拥有光芒万丈的真理，或是正义的化身（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真理和正义永远是强者、胜利者），在短暂的时间或时期，也很难扭转颠倒的乾坤。吉悒兰曾是这样千千万万个“牺牲者”中的代表，最后，她只是个被解放的“胜利者”。假如不是十月的春雷劈开了暗夜，那轮光芒四射的新太阳，也不会冲过云海，喷薄而出，吉悒兰也不可能得到新生。
　　柳溪的《生涯》，具有最明显的“自传性”。这从主人公吉悒兰身上，一眼便能看见作者的影子（当然，《四姐妹》中也有作者的家世，高婕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但我们不能说，这位文学形象就是柳溪，那样就会降低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柳溪本人在其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说：“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品，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我这个落伍掉队的女兵，自然也不例外。读者可以从中听到我真诚的呼喊。”又说：“《生涯》，可以说是我的'自传性'小说，而'自传性'，并不等于就是'自传'，它毫无例外地是进行了某些符合文学规律的艺术加工。……我想，文学作品它自然是描绘人生的，甚至也写了作者一些个人遭遇中的悲欢离合，但它仍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真实的传记。”这是作者坦诚的自白。作家冯骥才在柳溪的《关于中篇小说〈生涯〉的一封信》中，在谈到自传性小说时写道：“……自传性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大都是作家亲自经历过的、切肤感受过的、浸透着本人的真情实感。对人物、场景、环境、心理的描写，常常不靠想象，而凭回忆。各种细节招之即来。人物都有着活生生的原型。作家写起来就会很动感情，也很便当和自如。……作家写这种小说时，只要把过去生活中闪光的、有价值的片断提出来，做些加工，连缀一起就成了。”这些意见，是颇有见地的。当然，既然是“小说”，不仅要有艺术加工，还得有顺情合理的虚构。这在创作，是允许的，必不可少的。柳溪的《生涯》，就是因为浸透了浓厚的“自传性”的色彩，又把主人公的命运融入社会的大风大浪的流程之中，才使它有了震颤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四姐妹》是《生涯》的续篇。它的背景与《生涯》基本一致，仍然是中国解放前后大动荡的社会生活，描写一个父亲、三个母亲、四个女儿这样一个家庭的兴衰与沉浮。四个女儿是中心人物，她们截然不同的人生旅途，不同的命运，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地主官商高殿臣的四个女儿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形象。高婵，“嫡出长女”，平时总是带着她母亲的庄严，举止雍容华贵。她性格孤僻，我行我素，终生信奉独身主义和科学救国。解放前夕，当一些人纷纷逃亡美国，或想逃而不能的时候，她却抱着为中国妇女服务的目的，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到北平。她说：“我是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我用不着问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共产党！我的信条是居里夫人的名言：科学是不分国界、阶级、种族的，科学无祖国。它应该打破狭隘的局限，服务于全人类！”作者并没有让她说大活、空话，她是一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富有正义感，喜欢高婕，讨厌高娟……
　　高娟，长得丰姿绰约，很会眉目传情，忸泥作态，懂得在什么场合应像花一样张开笑脸，在什么场合应庄严、肃穆。学生时代，她是有名的枝花，在去新京参加清朝末代皇帝“选妃”不中后，便与伪满大臣结婚。抗战一胜利，就急忙易主，当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第十一个小老婆。解放后，又成了新政权下共产党一位“高干夫人”。文化大革命中，她带头斗争高干丈夫，划清界线，离了婚，靠上了支左联络站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