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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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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的我根本不懂其意，只是年年看，就像庭院里架棚上吊着的串串葡萄一样印在了心里。直到后来，偶尔想起这两句对联，才觉得对写作的人不无参考价值。”
对于读书的爱好，可以说是母亲培养的。那时，母亲总是用“不爱读书，将来没出息”的话警告他们，并规定：谁爱学习，就让少干家务活，否则扫地、洗碗、下河洗衣等等便都落到谁身上。年幼的贺抒玉，觉得书里的世界五彩缤纷，比大门口的世界大多了，于是每天早早起床，便像个小大人似的读了起来。她说：“母亲小时候，流尽了眼泪也未能争取到上学，而我多幸运，五岁就上学了。书，不仅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的好老师。这，我得感谢母亲。”
贺抒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度过童年的。她的祖父是清末进士，重才不爱财，重视子弟们的文化积累。二伯父贺连城学识渊博，能写诗填词，又长于书法，担任过边区政府的教育厅副厅长。父亲贺辑五，一生刚直不阿，“五四”时期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一直为办教育清苦奋力，多年担任米脂东小的校长，还曾担任人民政权县政府教育科长，年轻时读过马列主义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1941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员。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子女，曾对大女儿说：“你是家里的带头羊，只要你跟共产党走，你的弟妹们就会跟着你走这条路。”贺抒玉的大姐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同进步青年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初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母亲杜秀兰是一个城市贫民之女，从小寄人篱下，一贯反对封建压迫，追求社会进步，是旧社会为数不多的思想开明的妇女。她的文化是在丈夫的帮助下自学的，能读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时常一边做饭，一边看书，从中寻觅反抗的力量和人生的光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八路军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雄壮歌曲进驻米脂，杜秀兰出来做群众工作，在大会上讲演，参加抗日演出。一俟子女长大，参加了革命，她便毅然甩开家庭，也参加了革命。
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正式成立，不仅免交学费，每人每月还给一斗小米的津贴。翌年春，当桃花喜盈盈地爬上枝头的时候，贺抒玉和姐姐一起考进这所中学。母亲说：“这是你们姐妹的福气，要不是共产党办起了这所学校，你们是上不了中学的。”
米脂中学的多数老师是从延安派来的，和学生十分融洽，完全是新型的师生关系。她的语文老师邢立斌（后为贵州省文联负责人）来自“鲁艺”文学系，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总是启发同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找材料写作文，课堂上总是宣读那些写得生活化、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的文章。贺抒玉说：“我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夸奖，于是心中便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喜欢文学的女同学，在盘龙山下校门口，依着栏杆畅谈自己的未来。有的说，将来要成为丁玲式的作家；有的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当郭沫若；有的说，决心要做新中国的鲁迅……”也许，天真的姑娘们的口气太大了，但她们是真正的刚刚解放了的新女性，这些话是她们心境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她多次讲，感谢米脂中学的许多老师的教育、培养，特别是语文老师，第一次启发她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写作素材，并把她推向文学的王国，去做文学的梦。
那段生活，她有不少难忘的回忆。在她的记忆中，第一篇得到老师赞赏的作文是描写她第一次参加新式婚礼的欢乐情景和感想。另一篇是《我的奶妈》，写奶妈的善良和勤劳。贺抒玉降生后没有奶吃，于是她从小吮吸着奶妈的乳汁长大；视奶妈为亲生母亲，是她永不变的感情。《我的奶妈》被校刊登载后，老师更是经常热情地鼓励她走文学的路。她在《我的路》里说：“在老师的启示下，做文学的梦，就像插在少年心灵上一双缚丽的翅膀，载着大胆的幻想，去天空和大海邀游，用不着考虑达到彼岸的路途有多么遥远，因为，正是那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向往，才激发出我对未来的渴望。”
人的成长和环境有关，谁也不能不受它的制约。
奶妈，在贺抒玉的生涯里是一个重要人物。奶妈给她的不仅是乳汁，更多的是善良、淳朴、勤劳——中国农民的高尚品质。贺抒玉那篇《我的奶妈》已经丢失，而奶妈的形象却时刻都活跃在她的心里。
奶妈家住在姬家姬半山腰一间经常剥落泥土的窑洞里。宽宽的无定河，流着穷人的眼泪，日夜哭诉着。奶妈家穷得一点土地都没有，丈夫给地主扛长工，有时到山里开荒，一家人受着生活的熬煎，过着极不顺心的日子。他们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糠炒面。可是一点点枣炒面，或从人家树下拣来的落蒂果子，都留给小抒玉。这颗伟大的慈母心，在贺抒玉的记忆和思想里，永远像宇宙中的恒星，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为她的生命播下同情和爱。贺抒五上学以后，每逢暑假，她便乘木船跨过暴涨的河水看望奶妈；寒假，她又踏过厚厚的冰床看望奶妈……她从没有忘记奶妈！那时，贺抒玉虽是小小的年纪，却知道为奶妈一家的不幸而不平，像懂事的大孩子，时常背着奶妈独自抹泪，甚至羡慕梁山泊的英雄好汉，能够杀富济贫。奶妈，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以其善良抚育了她，塑造了她的同情心，培植了她对劳动人民深挚的爱。走上革命后，她一想起奶妈，便想起灾难深重的家乡人民，那种捐躯祖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贞信念，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以后的创作，也有奶妈给她的营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中，不少人是从参加宣传工作、当演员开始起步的，贺抒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小学到中学，她和姐姐都是唱歌跳舞的积极分子。1944年高中一年级，她俩一块调入刚刚成立的绥德分区文工团当演员。那时剧团所演的节目，除了历史剧、“鲁艺”创作的剧目之外，还配合形势靠自己现编现演各种秧歌剧，上山下乡，经常一天三上台，三天一换防。贺抒玉又瘦又小，除了演小女孩、小男孩，还兼管服装和道具。虽然她只是个中学生，但那时却算个知识分子，领导十分重视他们，不断在现实斗争的实践里培养、锻炼他们。她说：“我除了演戏和拉琴之外，主要工作便是和同学们一块写剧本。我们晚上演完戏，一回到住处，几个同志坐在炕上，便讨论起剧本来。小小的炕桌上，放着一盏麻油灯，把我们的身影和脑袋投射到圆形的窑顶上。尽管更深夜静，但我们年轻的肌体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们把一天当两天从，心里倒挺快活。因为我们要从群众里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如抗属、基层干部、增产节约的模范、保卫边区的民兵等有意义的题材，一个个加工成小秧歌剧……”（1983年《飞天》第·8期《迷人而艰辛的事业》）“我是在对剧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写剧本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做社会调查，发现突出的人物和事件，就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当时剧团里成立了一个调查组，“鲁艺”的岳瑟是组长，贺抒玉为组员。在调查和写剧本的过程中，岳瑟介绍她读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还教她背诵唐诗和宋词。那时，她和姐姐编写了小歌剧《喂鸡》，演出时姐姐演二媳妇，她演三媳妇，演出效果很好。她曾在子洲县周家圪崂深入生活，同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拉家常，教她们文化。根据那里的生活，和创作组创作了歌剧《上冬学》，解放初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的干姐妹》，实际上也是她那段生活的实录。贺抒玉说，干姐妹比许还要真挚的友谊永远激动着她的心。缺吃少穿而又总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爱和理想的家乡人民，他们心里的诗情画意、能歌善舞代代相传的习俗，他们的真诚与纯洁，像一条长长的流水，在她心底的河床里，从过去一直流到今天，形成她对农民、对家乡爱的源泉、写作的源头。
他们自编自演的小戏，在各地受到欢迎，得到好评。1946年，周扬曾到绥德，看了《喂鸡》等剧目，还在剧团里讲了话，热情地鼓励大家。由于他的推荐，不久，《喂鸡》便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出来。
战争岁月考验着每一个人。她作为一名小战士，随军转战，日夜兼程，顶风冒雪、爬山过垠，每天百十里的急行军，一连几天不睡觉的生活是难忘的。她景仰的英雄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行军休息时，她躺在山沟的土坡上，“枕着背包，望着一线蓝天，什么也不想，只盼望早日消灭敌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新中国。那时节，个人的兴趣爱好早已被挤到不显眼的角落，心中最强烈的感情和革命的需要是和谐一致的。”于是，少年人浪漫的文学梦，变成了艰苦的实际工作，但在胜利的向往里，依然奔腾着奇妙的浪花，闪耀着色彩，文学的种子却在生活里慢慢地承受着大地母亲爱的体温。他们集体创作了十几个剧本，凡演出有较好影响的，后来都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西北大区第一次文代会上，还演出了他们创作的大型歌剧《保卫村政权》，《陕西日报》连载后，也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战争，已经变为记忆，化为生活的诗情。
1948年，延安光复。贺抒玉随文工团调往延安，文工团被更名为西北文工团，她在创作组。不久，她作为女班的班长，跟随前总挺进新的解放区，进了城。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需要她去熟悉，去表现。没有广阔的视野，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小说的。对工人，她不熟悉，对工矿企业不了解，于是她数次深入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1952年，秋风初起时，她从西安出发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当时没有火车，她同浩荡的车队行进，一点不感到荒凉和寂寞，更没有“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心清。
祁连山下，灯火闪烁，这座雄伟的石油城，使她兴奋、迷惑。她怀着一颗好奇的心，闯入了这个陌生而神奇的环境。
“我到过采油厂、炼油厂，接触了不少采油工、炼油工，也访问过工程技术人员，还穿过大戈壁，去看望过野外勘探队的姑娘们……”戈壁滩无边无际，一望千里，令人胸广心宽；那美丽的夜色，林立的井架和钻塔，使人产生无限豪情。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年轻，懂得太少，时刻告诫自己，老老实实和工人一块生活，向他们学习。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里，她帮着师傅们搅拌泥浆、抬钻杆、拿工具、看报表，有时也上井架。在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斗争中，她也是一位战士。后来，她曾以谦虚朴实、吃苦肯干的铁人王进喜为模特，写过一个剧本。但这个剧本没有成功。她回忆说，那时“我自己太幼稚，虽然多次和王进喜同志谈话，但我不了解他，就像只看到矿区地面上的井架，而看不到蕴藏在地下的原油一样。”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书，就是粮食。战争年代，贺抒玉主要读了几本苏联小说《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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