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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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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谌容还写了多篇类似风格的小说。如《生死前后》，如《大公鸡悲喜剧》，又如《007337》，还有《啼笑皆非）（见《十月》1989年第三期）、《第七种颜色》（《花城》1991年第六期）等。对生活中令人不愉快（悲哀）的现象，是怒发冲冠地鞭挞，是声泪俱下地控诉，还是居高临下地哈哈一笑？幽默是成熟、进步，还是圆滑、倒退？我们暂且不去理论这些深奥的问题吧，幽默毕竟有它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我曾把《减去十岁阶绍给外国留学生读，无论是亚洲学生还是西方国家的学生都很喜欢这篇小说。看来《减去十岁》的艺术魅力不仅仅能作用于在我们这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白白耗费了十年青春的中老年人。不同国家、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意识形态的读者，大概都能从对深陷进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欲望和消极的人生态度却仍然痴迷不悟、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嘲讽和否定中，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
1980年，谌容在《收获》第一期上发表了《人到中年》。1991年，谌容在《收获》第四期上发表了长篇小说《人到老年》，写了三个老太太，五十年代俄语系的同窗好友，退休后筹办“三女经济信息咨询公司”的过程。结局是：大学时代的第一美人沈兰妮心脏病突发倒在床上；第一才女曾惠心被“文革”的“政治”拆散了家庭后感到“失败得太多”而麻木；第一风云人物谢愫莹虽“壮怀激烈”，却商海中游泳乏术，“绿林”中不愿“同流合污”（此前在1989年第一期《收获》上的中篇《得乎？失乎？》里，谌容也写了苏冠仑副教授类似的困惑），从国贸大厦谈判失败出来，看到的是总也不显老的丈夫搂着他的女研究生远去的背影。
不知谌容写病榻上的兰妮时能否预感到，如今自己的丈夫也会因心脏病已卧床半年？近日给她打电话，问她人们传说她“下海”的事情，问她们全家办的“快乐影视公司”，问她为自己喜剧明星的儿子写的剧本，问她近年发表的长篇“环保”小说《死河》（1993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她的答复是：这一切都顾不上了，只在家里救死扶伤。说得很快很轻，生怕打扰了病人。我也就挂上了电话。这电话号码是保密的。她新居的地址也保密。
在《人到老年》的单行本里人甚容在自己的照片下面写着：“在她门个轻的人生辞典上没有'老'这个字！”这句话摘自本书的最后一书。三个穿连衣裙的女大学生站在隔开北海和中南海的古老的九孔桥上，像三个精灵，唱着《红莓花儿》，沐浴着五十年代夏夜的月光。她们认为“老”是不可望不可即的远方，是她们根本无法达到的境地。
但在《散淡的人》的结尾，杨子丰高声说道：“我不要童年，不要青春，我愿意一生下来就是老年”。
这两句话，哪一句属于谌容？
1995。1。25
注：
本文所谈作品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以下作品集：《谌容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出版；《谌容集》（中篇）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懒得离婚》（中短篇小说集）华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谌容》（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张洁
王绯
张洁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的祖籍为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为国家一级作家，并被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作家。她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并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为该院荣誉院士。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近30部译本。
张洁：转型世界感
——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
沃林格认为，决定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来自于人的日常应世观物所形成的世界态度，即来自于人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沃林格把这种态度界定为“世界感”，指出它所包括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印象以及看法等主观内容，并将其归结为客体对象的派生，一旦“世界感”内在地转化成“艺术意志”时，它便会在艺术活动中得到外在显现，“世界感的各种内容就像在民族的神谱上被发见一样，同样也在艺术风格的发展中被见出”。
女性的世界感是双性的，表现为以纯然女性的眼光和面目观物应世所形成的心理态度和作为普泛意义的人的身分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的复杂融合。女性的世界感制约着女性的艺术意志，不仅构成了女性创作风格的内化和外化的双重特征——即我所归纳的在纯然女性眼光的观照下，作为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和女性心灵外化的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向性女性文学批评；由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旨在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小说文化的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和与此相适应的外向性女性文学批评——还会因着女性世界感的变化，驱动其风格形态转型，并赋予这种转型独特的认识价值。而这样的认识价值只有在女性的阅读期待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揭示。
在这里，张洁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研究对象。
你读《他有什么病》，读《鱼饵》和《横过马路》，再读《只有一个太阳》，会为张洁风格形态的转型吃惊。很难相信，一个曾经写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而给人以强烈的古典主义印象的张洁，一个曾经写了《谁生活得更美好》、《方舟》、《沉重的翅膀》而给人以正统的现实主义印象的张洁，竟能那么彻底地反叛自己骨子里的诗情与崇尚，如此迅捷地从古典理想主义跌入冷峻的现实主义，继而转向现代主义。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当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像张洁这样从唯美走向市五，在极其明快的风格变换中显示出自己的文学年龄，仿佛从文学的少女时代一下子跨入成年时代，又迎来文学的更年期。
张洁是个谜。风格形态的转型仅仅是表面现象，它的背后藏着值得探究的东西。
破译张洁的转型之谜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
张洁拥抱着关切着怀疑着冷视着的无疑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给予我们大家太多希冀太多诱惑太多疑虑太多失望的世界。作为感觉世界的主体，其世界感的变化牵连着时代和社会的律动。张洁风格形态的转型无疑是这种律动的派生。
其实，那时候，她像许多人（特别是她那一代人），甚至像我们这个国家，已不太年轻。但是，渡尽“文革”劫波后受尽创伤的心，并没有妨碍她像清纯少女一样用诗情和音乐编织希冀和童话。她是诚心诚意的，没有一点矫情和造作。在她的笔下，伟壮神秘的大森林虽然幽禁着愚昧时代的残酷，残酷时代的罪孽，掩埋了乱世之秋被政治的屠刀宰杀的冤魂，却没有因此而扼断那个叫孙长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明亮、质朴、优美的散文诗似的”笛声。十年大劫，隔着生与死，在张洁的眼中并没有带来世界的毁灭和末日，却仿佛那个惨死的音乐家梁老师优美而高尚的灵魂的一次涅（般木）。她以生者对死者遗业的继承，张扬一种“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的信奉，以美的灵魂对美的灵魂的培养昭示一种弥散着宗教情绪的永恒。她甚至倾心为那个从森林的血泊中走出去的孩子安排了足以告慰无辜亡灵的光明前景，让他在新的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下意外地考取了音乐学院，努力使所有的人相信等待着他的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一个让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早晨。”
没有一点点两次世界大战后笼罩人类的世纪末情绪。上帝并没有死去。在张洁那里，满目皆丑皆恶的灰色绝望也许意味着大逆不道的堕落。像许多许多人，那时的她顽强地守护着特殊的文化教养融化在民族骨血里的那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虔诚，像守护着万能的上帝和大慈大悲的神。或许正是这份融着可悲的崇高，也融着可爱的朴拙的少女式纯情，铸成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大有韧性的神经。真不知是应该为自己骄傲，还是应该为自己悲哀，张洁就处在这种无法悖逆的民族集体情绪的惯性中，带着特有的虔减去修补一个破碎的伤痕累累的世界。在《有一个青年》和《谁生活得更美好》中，她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理解了社会动乱造成的缺乏教养的一代人粗鄙和玩世不恭行为下掩盖着的痛苦，看到了拯救他们的希望。犹如圣母玛利亚面对迷途的羔羊，她深情地呼唤我们都去做讲文明懂礼貌知上进的好孩子。在她的心里，这个世界真正充满了希望，更应该真正充满爱和信任。就像纯洁的少女希望世界开满不败的鲜花，张洁极力使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不会垮掉，也没有垮掉的一代。
正是这样的世界感主宰了张洁的艺术意志，使她对美表现出格外的偏爱。于是，她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唯美崇尚去劝诫去教化，表现出一种近乎宗教膜拜的倾向。
这样讲并不过分。因为人们对于世界的审美态度和对于世界的宗教态度本是相通的，都离不开自身的感情和感受。宗教膜拜，常使一部作品的审美职能由于受到宗教职能的排挤，或归于从属地位，或两者合一。但是在张洁那里，对于世界的宗教式感受是世俗化的或人格化的，并不表现为对超验的仰慕，而是对与被感知的物质世界相对应的一种精神本原的化身（或一种学说、主义）的崇尚，对被神化的特殊人物或集团的无限信奉。现代迷信使张洁对自己的崇尚和信奉，像笃实虔诚的教徒对神体验着各种积极美好的感情。于是，她调动起全部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对“心中上帝”的赞美、虔信和热爱，旨在肯定某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思想、情绪和观念。而这样的思想、情绪和观念已依照一种历史的惯性像上帝那样主宰着民众的意志。要挣脱它无论对谁都很难。
事实上，一场大劫并没有把人们完全推出历史惯性的牢笼。人们并不希望上帝死去。
也许该庆幸。因为，不管世界如何破碎如何丑陋，只要人们心中的上帝不死，就不会丧失对这个世界美的感知。
这样，处在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就不能不做唯美的信徒，那种非常女姓化的古典抒情方式，将她的小说指向诗。
二
《爱，是不能忘记的》使人看到了张洁，理解了张洁，认识了张洁。她其实是在无数古代佳人蛰居的情感避难所抒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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