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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劫灰》中，有些短篇已抛弃恋爱的题材，去描写一、两件故乡的人和事，可是笔致不如她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运用自如，《劫灰》小说集中，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过去那种生命的活力，但已显得十分微弱了。
　　继《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之后，由于作者思想变迁，再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已改为沅君。《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佳句云：“沅有艹臣兮澧有兰”。王逸《注》中写道：“言流水之中，有盛茂之艹臣；渣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人常以此比喻高洁的人品或事物。取笔名沅君是作者的自勉，她要永远做一个廉洁、正直的人。小说《春痕》中，曾多处提到渣君，主人公也把渣君当作“与我相信终身的伴侣”。
　　三
　　冯沅君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的诸多看法。为方便起见，将冯沅君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她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和欢愉，……'莫抛心力作词人'”；对于社会上流行极广的文艺即“无病呻吟”的说法提出了激烈谴责。她呼吁：“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宁可说某种文艺没有价值，因其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那种冷酷的判词千万要斟酌用。因为世间尽有些蓄满腔不平之气而无充分表现能力的可怜的人呀！”
　　（二）她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被“社会上视为不足轻重的人的作品”，“就艺术价值方面说，就同情方面说”都应予以重视。因为它“总是天地间的一种艺术品；犹如晴空彩霞，无论天南地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她主张“选文艺为总集之时，绝对应收无名的文人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艺术方面有最高之价值，文学史亦未尝不可选录，以代表一代文学之精神”。
　　（三）她认为研究作者作品要从多方面，要考虑到环境等诸因素，“有些是得环境之帮助而得相当发展，有许多是受环境的压制而蕴蓄在内，看去同没有一样，但是他们只是潜伏而已”；她“并不反对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互证，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四）她在《闲暇与文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闲暇与孤寂是作成文艺的重要因素，文艺是精神剩余时的作品”……“若果终日为名利为面包忙得马不停蹄，很难做出好文艺。因为无论是写景或写情的文字，当作家创作时，必有精密的观察与体会，决不是在心为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冯沅君的文艺观，深受创造社前期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写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文艺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
　　四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了。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马肃）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
　　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箷》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宿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法国、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五
　　1949年以后，她一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省妇联副主席，直至逝世。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多年来，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及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冯沅君在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堪称“豪杰”。她，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曾被冯先生提名留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助教。并亲手培养过的袁世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留校后冯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她为我制定的进修规划，　非常细致、具体。定期对我进行辅导，解答我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并及时审阅，批改我交的读书札记。……她是手把着手带我走上　讲台的。冯先生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记得在我毕业留校的第　一个冬天里，她背着我交给了系里公务员老胡十元钱，托她代买　几百斤煤，供我晚上在教研室学习取暖用。
　　她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她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总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然后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解放后，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她还与陆侃如先生合编了《中国文学史简编》和《中国文学简史》，并受教育部的委托，和林庚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质量颇高。
　　冯陆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又存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但她始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她用会议通知的背面打草稿，搬迁时，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　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　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对别人却很大方。早在解放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他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
　　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因患不治之症，与世长辞了。生前，她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古人说：“春蚕到老丝方尽”，而“一介寒儒”却是春蚕到老丝未尽呀！
　　杰出的女作家、学者犹如一道星光，消失了，但她辛勤培育出来的接班人，将继承她的遗愿，沿着她的足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1974年，袁世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完整地保存了冯沅君一生研治古典文学的成果。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辑有她的小说、散文、诗词及译文等，是一本她的全部创作的作品集。
　　冰心
　　阎纯德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
　　冰心，是一颗巨星，在中国文坛和读者心头，已经亮了七十多年……
　　她不慕荣华，安于平易，在北京西郊的苏州街住了已四十余年。生活上，她心里没有“舒服”的位置，时时追求的是耕耘，是收获。
　　我们的诗人，在她的一生中，虽没有如山的波涛，但也不是风平浪静，那九十五年的历史，我们的国家经过血与火的抗争，终于从黑夜走向黎明。冰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近一个世纪，在这张人生的风雨表上，留下的生活脚印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且有深有浅。她是正直的，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那支多彩之笔，记下了她的成长，她的观察，她的感受，她的爱憎，她的忧患，她的鞭挞……几十年了，她仿惶过，但她总是不停地进步，即使是泥泞、荆棘，她也踏过去，在时代的风雨里摸索着，跋涉着，寻找着真理，追求着光明……
　　一
　　“我的生年最好记：1900年！我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冰心说。
　　冰心姓谢，学名谢婉莹，笔名有冰心女士、男士、冰心等。她在《我的故乡》里一开头就说：“福州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其实，冰心填写任何表格，她的籍贯并不写其祖父谢子修“进学”的地址——福建闽侯，而是写福建长乐。她虽然于10月5日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但诚如她说的：“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我的故乡》）。
　　冰心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教书匠”，是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据他们的家谱记载谢家是晋朝谢安的后裔，是从江西迁去的。冰心的曾祖父出身颇苦，“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在旧社会，不识字的老实人总是要吃亏的。有一年春节，她的曾祖父向人家要帐，因不识字，被赖了帐，空手而回，在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闻讯自缢。被解救后，这对年轻的农民跪在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