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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是令人悲痛的残酷事实。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她是我们国家少有的女干部，她的不幸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为之十分痛惜。但是她真的去了，空着手，匆匆地，像去采访，去旅行，去执行任务，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说，只把刻骨铭心的怀念留给大家：“她死得太早……”，“她是能做大贡献的人……”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倒退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当中国在八十年代像凤凰再生之后，战友们才写文章、出文集悼念她，这是她在九泉之下没有想到的。
　　杨刚是人民忠诚的优秀女儿。她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同上），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诗作收入《黎明的呼唤》（四川人民出版社）、《她们的抒情诗》（阎纯德主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繁星春水红纱巾》（阎纯德主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小说收入《新女性的地平线》（同上）。
　　这里，我想特别说几句关于长篇自传体英文小说《挑战》。它是在美国被发现的。小说描写一个出自豪门望族的小姐，在大革命前后，如何经过曲折与艰难，从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义中解放出来，摆脱家庭，走向革命的历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说明她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杨刚的兴趣在文学，而在繁重的革命工作之余，创作了这些不能忘记的社会历史图画。胡乔木为《杨刚文集》写的那篇《序》文，准确地肯定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她是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有时也不太讲究修辞），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的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公孙鞅》除外）和散文会给你一份真实的答案。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到撕裂人心的力量，例如被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中的《肉刑》（原题《日记拾遗》）就是这样。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炼，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的文学评论虽然写得不多，她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人们所不应该忽略的。”是这样的！她的作品没有女性的缠绵，只有男性的呐喊、感情的燃烧；其风格是深沉而热烈，雄奇而豪迈。无论以思想而言，还是就艺术而论，她的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相当一部分都堪称文学佳作。
　　十一
　　历史正驾着现代的车子在中国驰骋。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用热血和生命召唤伟大祖国黎明的志士仁人。这其中就有杨刚。
　　从八十年代始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杨刚之女郑光迪说：“我常常看着妈妈从前的照片，想到妈妈的一生。那照片上的她是那么年轻与美丽，有着那么慈祥与动人的眼睛。这一切，她都没有留给自己，而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奉献给了社会的进步。”
　　萧乾在编完她的文集之后写道：“……我希望杨刚对旧世界的揭露和谴责能帮助新的一代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希望她为民族，为进步人类所唱的赞歌（请记住，那是在极端黑暗中唱出的）以及她对革命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能继续激发并鼓励后人，让她从二十年代就高高擎起的火炬，永远燃烧下去，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杨刚是火，是烈火……
　　她的生命，在真理与光明中微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恒！
　　注：1985年3月30日于法国普罗旺斯
　　1987年修改于北京
　　1995年1月10日再订正
　　陈学昭
　　李杨杨
　　大海，奔涌着，像历史一样长远。人生犹如海浪，虽然短暂，却是其中的一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作家、记者陈学昭，历经沧桑，饱受社会与个人的幸与不幸，她一生的沉浮，便是历史的见证。早年，她到处流浪，为摆脱弱女子的地位，寻找真理；为不愿做亡国奴，参加抗战；靠着个人奋斗，从故乡，到上海，到巴黎，到延安……
　　最终投入整个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从1924年在《时报》新年增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陈学昭的写作生涯六十多年，她用一支笔，抒发过个人对旧社会的愤懑，表达过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派的强烈情感，赞美过大自然和母爱，描写过异国风情和他乡生活。当她找到真理，创作也跟着起飞了，她深入生活第一线，热情介绍新生活，歌颂解放了的人民。尽管人生旅途上她受过无数次打击，但她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一切行动中坚持向上向前，始终恪守“生存着必奋斗”的信念，顽强战斗与写作。她为读者留下丰富的作品：散文集《倦旅》（1925年，上海梁溪书店）、《寸草心》（1927年，上海新月书店）、烟霞伴侣）（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如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忆巴黎》（192年，上海北新书局）、《败絮集》（193年，上海大东书局）、《延安访问记》（1940年，香港北极书店）、《漫步解放区》（1949年，上海出版公司），中长篇小说《南风的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1949年，大连东北书店）、《土地》（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春茶》（上卷；1956年，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新柜中缘》（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诗集《纪念的日子》（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翻译作品《阿细雅》（中篇小说，屠格涅夫原著，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宁与文学及其他》（理论文集，1946年，东北书店）、《伏德昂》（剧本，巴尔扎克原著，1946年，东北书店），《鲍鱼奥斯加历险记》（童话，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面对如此众多的劳动成果，老作家丝毫没有满足，被错打成右派，十年动乱，失去的太多了。为弥补损失，她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1979年以来，完成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续集，1982年，同上）和《春茶》（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童话集《〈噼——啪〉及其它故事》；整理出1924年至1929年发表的散文，结集为《海天寸心》（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整理从1924年至1980年的散文、杂文、小说、剧本，结集为《蔓草拾零》（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将1949年到80年代的散文结集为《难忘的岁月》（1983年，花城出版社）及《野花与蔓草》（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在文学季刊《百花洲》上发表中篇小说《错划以后》）等。
　　回首往事，陈学昭心潮澎湃，也许是因为一生坎坷波折太多太长，也许是遇到的同志、朋友、敌人太使她难忘，也许是她记忆力惊人，短短时间写出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浮沉杂忆》和《如水年华》（1981年，1986年，花城出版社）。女作家为我们详实地记录下她所经历的时代、事件和她本人在生命之路上所留下的脚印……
　　孤蓬漂泊
　　美丽的钱塘江是大海炫耀自己的威严、雄壮和神奇的橱窗，这岸边的海宁县城（盐官镇）便是陈学昭的故乡。
　　陈学昭本名陈淑英、陈淑章，祖籍河南演川，是先辈逃荒来到这里的。她于1906年4月17日（阴历三月二十四）生在这块为大海拍打的土地上。祖父作过满清丝行职员，喜爱绘画藏书，擅长昆曲、绰号“陈昆腔”，远近闻名。父亲在民国后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有民主思想。他身边四子，到了晚年才盼来一女陈学昭，家中称她“九弟”。
　　九弟七岁，父亲谢世，她便在慈母的溺爱和长兄弟们的管教下成长。严兄们对小妹立下清规戒律，准看什么书，不准看什么书，限制极严。但在母亲的帮助下，家里藏的古典书籍《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儒林外史》、《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其他文赋诗词她都看了。因为吃饭看书，常常受罚挨打，但她不讨饶，宁愿受罪。这个家庭对她来说是“极多的温柔，极多的爱，极端的刻板，极端的单调”。（《工作着是美丽的》）
　　“五四”运动像拉开一块沉重的黑幕，使中国透露出一丝光明。那时陈学昭是高小二年级学生，和同伴们上街游行，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抵制日货。高小毕业后，虚报两岁，考入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并有幸认识了南通伶工学校校长、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受到他的关怀与帮助。1921年秋，回到发生巨变的家，哥哥们一个个结了婚。她在《我的母亲》中写道：“自从南通回来之后，我不知不觉的心已经由离家远行而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同时反顾家庭情形，则更茫然无措，简直不知此后如何立足！而我的母亲已由好端端的人，变为不能自由行动的残废者了！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行动既不能随意随便，言谈也非有三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写，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呆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十几岁的少女，在这种境遇下，孤寂、敏感、倔强的个性日益形成。
　　社会的挤压、家庭的隔阂，把她推出门外。唯一的慰藉是书和海。一头钻进书的世界，古典的、当代的、从外国翻译过来的，都如饥似渴地读，还常常一个人跑到堤岸上，望着无涯汹涌的大海，望着远去的点点白帆，沉思遐想。她多么渴望作一个自由翱翔的漂泊者。
　　为了早一点毕业，早一点谋生，她于1922年初孤身一人闯上海，插入私立爱国女学二年级学习。在这里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