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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承德失守，队伍不能继续前行，只得原地待命。古大存建议大家分别到各部门去帮助工作，并带头去了党校。草明也持《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证，到了龙烟炼铁厂。这是她第一次到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的工厂，看到十二吨的炼铁高炉，觉得真大呀！厂里正修复被日本人破坏的高炉，她的工作是负责工会的宣传，办墙报。开始她不懂怎样接触工人，工人很开通，听说来了个女作家，都主动找她。工作逐渐开展，墙报发展成油印报，晚上开完会，总有人热情地送她回宿舍。
　　在龙烟的几个月，她根据沿途搜集的材料写成小说《他没有死》、《解放了的虎列拉》，散文《龙烟三月》等。
　　6月，她所在的由古老领导的小队人马，和有八路军保护的大队人马同行，从张家口动身前往东北。他们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由贺晋年将军率领的一营战士打前站，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六
　　齐齐哈尔，是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所在地。队伍到达后，古老被留下担任西满分局副书记。她和其他人到了哈尔滨。一两天后，陈云动员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到农村去搞土地改革，把东北建成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
　　她因病暂时不能下去，急得要命。林枫劝她先养好身体，并分析说，形势已经发展，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作家应该熟悉城市，熟悉工业，熟悉工人。又告诉她：“你不如到镜泊湖发电厂去看看，那里搞得很好。”
　　在中苏友好协会编了一两期青年刊物后，她奉命去接收哈尔滨邮政局，帮助那儿的工人斗粮霸、办食堂，直到建立工会才离开。
　　1947年初，她到了镜泊湖发电厂。有了龙烟铁厂接触工人的经验，这次就顺利多了。这个厂的工人文化程度都不高，多数人只念过几年书，有的不识字，个别人还供菩萨。生产很紧张，她到运转室看工人操作，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工人搞文化活动。她教语文、算术、唱歌，也讲故事，讲党史，讲红军长征……工人需要什么，她就教什么，没有教材，只好搜索记忆，现编现卖。
　　她给工人当老师，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模范事迹也哺育了她。她请那个自觉护厂、修复机器的老孙头谈谈自己的事迹，他怎么也不肯，却尽说别人干得如何好、如何多。这种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她。她出生在手工业的小镇，又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喜欢工业。离延安以来，曾先后同宣化和哈尔滨的炼铁工人、邮电工人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在又到镜泊湖发电厂，她更爱上了工厂，爱上了它的主人——工人。把自己的笔奉献给他们，这是她的夙愿。
　　半年后，她带着搜集到的很多素材，回到哈尔滨，但没有马上动手写作。她看到刘白羽从前方回来写的《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和周立波参加土改后创作的《暴风骤雨》，觉得别人的作品里都有敌人，有敌我矛盾，自己在工厂里没有发现敌人，这怎么成？她踌躇了。这时，正好东北局妇委调她去工作，就暂时搁下了写作。
　　1948年，她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着手写作以镜泊湖发电厂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时，适逢哈尔滨正筹备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筹委会宣传出版部的同志，听说她写了一部关于工人的小说，便督促东北书店把书赶印出来，赠予代表们人手一册。
　　《原动力》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为题材的重要作品。小说描写玉带湖水电厂在日本投降时，搞了一次破坏，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逃跑时，又想炸掉电厂，老工人孙怀德巧妙地哄骗了“大员”，保住了机器。但“八路国家”新派来的王经理，只信任自己带来的积极分子陈祖庭。陈又看中“三朝元老”、“能说会道，溜须拍马”的佟金贵，把老工人孙怀德等人撇在一边，结果第一次修机失败。在严重的教训面前，王经理终于醒悟，改进了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并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日夜抢修，又粉碎了土匪企图利用庆功会破坏电厂、杀害干部的阴谋。电厂终于发出强大的电力，城市、工厂、农村大放光明。水电站的原动力是水，而作者所歌颂的原动力是工人阶级。
　　《原动力》的问世，是她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硕果。从《原动力》开始，她的创作活动进入了最高峰。各界对这部作品颇有好评。有人把它称作中国的《士敏土》。有的评论说：“我们看到以显示中国无产阶级建立新世界的无可比拟的强力主题的顺动力》出现时，我们不能不热烈的欢呼！”（1950年1月16日《光明日报》）老一辈的作家亦交口称赞。郭沫若给她的信说：“以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茅盾认为：“《原动力》写出了典型环境的典型故事和典型人物。”
　　高度的思想性，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和表现手法上的自然朴实，尤其在工业落后的解放初的中国，文学家对工人远不及对农民和其他阶级熟悉，真正生动地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还不多，《原动力》使草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工业题材的拓荒者，从而也确立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她有一个信念，写工人的书要让工人看懂，所以尽量写得通俗、明白、浅近、生动，竭力避免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测的描写，用大众化的语言代替早期作品中艰深、隐晦的知识分子腔。可以说，从《原动力》开始，她的这种创作风格就形成和确立了。初稿脱手后，她急忙拿给就近发电厂的工人们看。小学程度的工人都看懂了。她真高兴啊：“好像走了许多路的人，一旦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门牌一样。”
　　她同时期的作品还有《延安人》、《女区长》、《今天》、《婚事》、《新夫妇》、《沙漠之夜》等短篇小说和散文。
　　七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的第三天，她随妇委进入冷枪横飞的沈阳市内。她不去毛纺厂、自行车厂，而选定了直接为大军南下服务的皇姑屯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
　　皇姑屯工厂的先进工人，以高涨的热情，为运送大军进关解放全中国，苦干了十三个昼夜，修复了废弃的火车头，路局命名为《北平号》。《东北日报》记者来采访几个先进人物时，他们却说：“你们不要提我们的名字，一提，别人会说我们想出风头，要提中间的，使落后的人容易转变思想，能跟上来。”工人阶级这种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优秀品质，再次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利用到大连住疗养院养病的机会，她背着大夫和护士进行写作。经过五个月的时间，1950年3月，长篇小说《火车头》脱稿了。
　　《火车头》以修复火车头为主线，歌颂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搞科学试验和高涨忘我的劳动热情。重在表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思想主题。
　　在沈阳的六年，她还写了散文《开到南京去》、《死车复活赛新车》等及短篇小说《在祖国的土地上》、《爱情》、《咱们生活里的一件事》
　　她还参加慰问援朝志愿军及伤病员、反对美帝细菌战的调查工作，写下不少有关的报道。从1952年到1953年，并曾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的工作。
　　八
　　鞍山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草明对它早已心向往之。她不安于机关工作，更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有的朋友劝她，选一个更适合女同志的轻工业工厂体验生活，她却偏偏看中了硬邦邦的重工业。1954年，她索性在鞍钢安家落户了。她在鞍钢第一炼钢厂当了三年党委副书记。
　　解放初，鞍钢已被敌人破坏成一片废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焕发了青春。
　　亲临生产第一线的干部、战高温斗严寒的工人、金光闪闪的钢流、狂飞乱舞的火焰、汹涌咆哮的钢水、宏伟的事业、沸腾的生活、诗样的创造性的劳动，促使她酝酿和创作了《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是继《火车头》之后，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反映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以对人物、工厂的熟悉和写作技巧的娴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比起《原动力》里那个小水电站，和《火车头》里那个破旧不堪的铁道工厂，在《乘风破浪》里，我国的工业、工厂，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巨大的钢铁企业代替了解放初期陈旧破落的小工厂。这三部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正好构成一部我国五十年代的工业发展史。她着力塑造的三个先进工人的典型形象——孙怀德、李学文、李少祥——概括了老、中、青三代工人的精神面貌，恰似一部建国初期的工人阶级成长史。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新社会残存的旧意识、旧习惯一天天减少，而新道德、新风俗一天天发展。三部作品还如实地揭示出，共产党对工业的领导，由不熟悉到熟悉，外行变成内行，这样一条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较来看，她写工厂写工人的作品，一部比一部规模大、气魄大。这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她本人对生活的深入体察，熟悉和努力分不开。
　　对于《乘风破浪》这部作品，在经历了沧桑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构成它的主要矛盾的冲突——领导的保守、官僚主义与工人创造性、积极性的矛盾，还是站得住的。而对于政治与业务，党委领导与企业行政管理等关系问题，在认识上还值得探讨——这些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摸索，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鞍钢十年，是她一生中极可宝贵的岁月。除了《乘风破浪》，她还创作了中篇小说《小加的经历》，短篇小说《诞生》、《迎春曲》、《姑娘的心事》、《姑奶奶》和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数十篇。此外，在鞍山市文联的协助下，她组织了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在整整九年中，她热情、无私地辅导了一百多名业余工人作者。其中五六位早已出了诗集，短篇集，或中、长篇小说。当年的学员李云德、王世阁，早已成为全国作家协会有影响的作会员，成为有影响的作家。有一次，周扬去鞍钢访问，当地的宣传部长说：“草明同志在这儿写了《乘风破浪》，还辅导了不少业余作者。'周扬风趣地说：”哦！写了东西，还下蛋啦。“（指培养了业余作者）这一工作，在她1964年调进北京，到第一机床厂深入生活时还坚持着。
　　文化大革命中，倍受迫害，使她本来就弱的身体又受到摧残。在她年逾七旬之时，以其赤诚，出版了反映工人阶级与四人帮斗争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
　　一个纤弱的女作家，笔下倾吐的却是阳刚之气，一生表现工人的生活，这是很值得赞赏的。她的文学属于“遵命”文学，是现实主义花园的奇葩。自1932年起，六十余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1934年，自费出版）、《绝地》（1947年，东北光华书店）、《原动力》（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小加的经历》（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短篇小说集《女人的故事》（1935年，天马书店）、《遗失的笑》（194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新夫妇》（1950年，北京天下图书公司）、《孩子的控诉》（1952年，沈阳通俗文艺出版社）、《爱情》（1956年，工人出版社）、《延安人》（1957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