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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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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哄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大理寺提出询问:“‘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
王珪追问:
“此案有无奸情?”
判大理寺急忙摇头。
王安石此时大笑而语:“禹玉议案寻奸,可见心中已伤风化。”
王珪发窘,欲与王安石争辨,司马光安抚王珪亦助王安石嬉曰:“介甫老友言之差矣,禹玉此时,只是心中有妓而已。”
哄笑声乍起,连终日肃穆的范镇也笑出了声。不期皇上赵顼于笑声中步入议事堂。司马光等急忙跪地迎驾。赵顼高兴地说:“朕回宫经过此处,忽闻笑声朗朗,特来分享诸卿之乐。卿等继续议商,朕默坐听闻。”
皇上给“共议”带来了拘谨,也给“共议”带来了严肃和认真。片刻沉默之后,范镇说话了:“去年山东曾发生儿子谋杀父母之案,今年又出现这妻子杀夫成伤之事,风化败坏如此,令人担忧。重刑治乱世,此女犯决不可减刑轻恕。”
王珪急忙附合:“俗话说:妻美不是福,夫丑不是祸,这双男女都是糊涂虫,连这个道理都不知,能不闹出人命吗?女犯艳若桃李,岂能冷若冰霜,必有淫乱之心,决不可恕,当处以绞刑!”
王安石这时却发出一声感叹:“唉!其女艳若桃李,即使不能冷若冰霜,又将如何呢?”
司马光闻王安石的感叹而暗忖:介甫在同情女犯啊!是啊,婚不如意,痛苦终生,情恨难伸,动之刀斧。可惜,可怜,亦可同情。但“法”却是无情的!
范镇不悦,他就是看不上王安石这奇特怪异之气,便冷声地顶了一句:“其男奇丑无比,就该送掉性命吗?此等女犯,若不处以死刑,要法何用?”
赵顼似乎察觉了范镇与王安石之间有些意气,微微一笑,询问司马光:“司马先生有何高见?”
司马光急忙站起,拱手禀奏:“臣附景仁、禹玉之说。凡因犯他罪,本无杀人之心而伤人者,情可宽宥。女犯阿云不满意于婚配,乃人之常情,可哀可叹,但嫌夫丑陋,故而谋杀,初不陈首,经官司执审,将行拷打,方肯招认,情理如此,刑律难悯。若予以宽宥,窃恐今后贼杀横行,良民遭殃。当处女犯以绞刑,登州知州许遵之请,可不予听纳。”
皇帝赵顼点头,询问王安石:“介甫先生有何见识?”
王安石神情严肃,拱手而语:“臣另有陈述。此案发生之本源,乃男女婚姻不配所致,弱女苦楚难忍而伤人,是对天命婚姻之抗争,不失为烈性刚强之女,令人钦服!而且招供也是自首,理当减刑,活女子一命。”
好一番奇谈怪论!
王珪瞠目。
范镇木呆。
司马光望着王安石摇头苦笑。
皇帝赵顼突然发出一串爽朗笑声。标新立异,胆大奇崛,不同凡响,“变法”不正需要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吗?
“介甫先生高论,甚合朕意。”
皇帝一捶定音。
再一次是“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八月十四日,朝廷重臣议事于延和殿。福宁殿宦侍传来皇帝谕旨,诏令商议河北灾情救济之策,以解国用不足之虑。王珪提出:今年郊祭赏赐东西二府大臣都不领取,节省的银两可用于救灾。司马光附王珪之议,并大胆倡议:两府大臣节省的赏银只有二万两,不足以救灾。节省赏赐应当从皇帝身边的官吏作起,文臣两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应当减半赏赐。其节省赏银,全部用于救灾。
王安石听后又是摇头:“赏赐,每人三千,区区小数。若不赏赐,有伤国体。再说,国用不足,并非朝廷当务之急。”
司马光不解,诘问:“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当务之急?”
王安石回答:“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
这回轮着司马光摇头了:“善理财者,不过是会玩簸箕敛尽民财罢了。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王安石挥臂否定:“不然,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我说的善理财者,能够做到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站了起来,双手一摊:“介甫,介甫,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以此讥笑汉武帝之不明。此论岂可以为实啊!”
王安石也站了起来,诚恳而语:“君实啊君实,你的胆子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你的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皇上赵顼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设想。
司马光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老友王安石对在何处。
宋代翰林学士的职能,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而提高,至仁宗年间,已成为集权制理论上的诠释者和实践上分割宰相权力的牵制者。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备皇帝选择;承担咨询,为皇帝提供历史证据;起草内制,削弱宰相执掌诏命之权;他们参与机密事务、议论时政、评品宰执,从而在事实上、心理上独立于宰执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了“内助天子”的智囊团。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只能牢牢地依附于皇帝,成了皇帝的心腹,也就具有较为自由的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针砭时弊,有益于政治清明。因为他们唯皇帝是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着皇帝的专制。司马光正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
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领,故而辟径新奇,引人深思。他抬头询问刘恕:“道原,你的高见呢?”
刘恕并不谦让,坦率直言:“桑弘羊的悲剧,在于他的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远方,而不屑于低头一窥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毁名于理想。盐铁官营了,而经营盐铁的官吏却腐化了,权钱相交。开始‘钱’为‘权’子,以‘权’谋‘钱’;继而‘钱’为‘权’父,以‘钱’役‘权’。结果,官仓无增,私囊盈满,铁器质劣价高,盐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国,实际上肥了铁官盐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铁官盐吏的代表!后来又在朝廷内争中掉了脑袋。悲夫,桑弘羊!”
司马光喜悦之色跳动在眉梢:道原的议论,深入而浅出,深湛而简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赞扬与谴责交织,动因与效果相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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