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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
　　“长者可知梅花棚的主人何往？”
　　老者的目光森厉了：“你问的是那几个女孩子吧？”
　　苏轼点头。
　　老者神情肃穆：“你与她们有亲？”
　　“无亲”
　　“有故？”
　　“非故。”
　　“那又为何询问？”
　　苏轼不愿暴露身分，漫而应之：“不瞒长者，我家居西京洛阳，乃梨园之友，六年前盘桓京都数日，曾来梅花棚观赏演出两次，琴音之妙，歌声之美，舞姿之佳，令我倾倒。今日重来京都，特来再睹芳华，谁知已是人屋全无了……”
　　老者骤然变得亲切起来：“我也是梅花棚的常客啊，说来也可怜，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年大嫁人，有的转作他业，有的移地卖唱，四零八落了。”
　　苏轼情急：“何以如此？何以如此啊！”
　　老者长长唉叹一声：“红颜薄命，自古皆然。那几个女孩子，又都摊上了一副硬性子、死心眼，能不倒运背时吗？”
　　苏轼急忙从废墟中搬来一块脚石，‘请老者落坐，自己蹲蹴于前：“请长者详而言之。”
　　老者摆古似地讲起：“那几个女孩子，原是苏大才子苏子瞻家里的歌伎，人皆聪颖，才貌俱佳，又极仗义，以唱正经诗词闻名京都。从立梅花棚以来，先是唱唐人李白、杜甫的诗词，本朝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柳大才子柳七的艳词，也偶而唱之。但与酒楼、妓院的哼哼呀呀根本不同。后来苏大才子苏子瞻被朝廷贬出京都，她们就来了邪劲，专唱苏子瞻的诗词，还真的唱红了。苏大才子后来被皇上关进天牢，她们胆大包天，不光是专场演唱苏子瞻的诗词，还妆扮苏子瞻上了舞台，轰动了京都，连大内教坊使丁仙现也亲自加份同台演唱，一下子就大红大紫。再后来，苏子瞻被发配黄州，朝廷下令不准再唱苏子瞻的诗词，她们又不肯像酒楼、妓院那些女子自我作贱，以色相淫声赚钱，梅花棚也就日见冷落，唱不下去了。元丰五年，也是这个时候，这座梅花棚终于倒坍，琴瑟绝音。”
　　苏轼心境凄然，悲怨堵胸，说不出话来。
　　老者也长长吁叹一声：“唉，春夏秋冬，花红一时，世情在变，人心在变啊！李白、杜甫的诗词已老掉了牙，无人记起了；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成了干鱼，无人理睬了；苏子瞻的诗词，已无人敢唱，就是唱出来，也不一定有人愿听；连柳七的艳词，人们也觉得不够味了。现时，京都所需要的，似乎不再是铁的脊梁、玉的人格、火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只需要吃喝嫖赌的伴奏曲了……”
　　老者越讲越失去兴味和劲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索性闭上眼睛不讲了。
　　这就是京都文坛的现状吗？苏轼的心禁不住颤栗起来，声音也随之颤抖：“请问长者，你可知她们中间一个名叫琵琶的歌伎现在哪里？”
　　老者似乎懒于睁眼回答，声音悲切地喃喃自语着：“琵琶在哪里？还有胡琴，还有倩楚，还有丽玉，她们现时在哪里？也许在孤寂的城镇，也许在僻远的山村，也许在清澈的水乡，也许在遥远的边陲。天下野台子多着呢，哪个野台子不唱戏啊！她们在哪里？你问我，我问谁啊？”
　　苏轼的心火辣辣地被烤炙着，胸中似憋着一种堵物。痛苦？悲哀？愤怒？怨恨？这不就是民心民愿吗？！“革故鼎新”，该是追回失落的铮铮灵魂的时候了！司马君实知道这浩然之气的失落吗？他恭敬地向老者拱手：“请问长者姓名？”
　　老者默而不答，闭目摇头，哂然一笑。
　　老者这一笑，蓦地引起了苏轼年久的记忆，他霍地站起，激动地呼喊：“长者乃京瓦‘讲史大师’曾老前辈曾无党啊！”
　　老者长眉一耸，神情木然，冷声闭目回答：“曾无党，孤身无党啊，他已经死去了。‘讲史’，‘史’难讲啊，王安石的‘史’，讲不得；苏子瞻的‘史’，无法讲；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西京洛阳来的‘梨园之友’，你认错了人，忙你的正经事去吧！”说罢，箝口低头，不再理会苏轼。
　　苏轼心神震悸，民间终有一笔是非帐，现时虽然不讲，后日将会清清爽爽的托出。野史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向老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他的脚步疾速，着地“噎噎”作响，苏轼向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府邸走去。
　　篇十七　汴京　司马光府邸　政事堂
　　苏轼与程颐的相识、罢废“募役法”
　　“糊涂”的苏轼语出惊人、新的纷争爆发了
　　董太师巷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吕直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十五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七间，原是书局，现时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
　　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巷，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执帚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阶径，他猜度必是老仆吕直，便放慢了脚步。这位勤劳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脚不闲，也染有司马君实俭朴之风啊！及至走近细瞧，果是吕直，尚未开口相呼，却被吕直发觉。吕直抬头呵呵大笑，扔下扫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热情地转达着主人殷切之意：“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时，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巷苏府迎驾，可借晚了一步，先生出访了。”
　　苏轼与吕直极熟，且喜欢这位老人的戆厚耿直，以“吕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你老大安。谢吕伯操劳了。十五年不见，你老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
　　吕直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着：“十五年啊，子瞻先生也长出白发了。可人还是没有变，眼睛还是带笑的，眉毛还是带喜的，说话还是没掩没藏的……”
　　苏轼笑：“谢你老吉言，一见到你老，我自个儿也觉得无忧无愁了。请你老快为我向司马大先生传禀吧。”
　　吕直仗义作主：“不用向秀才传禀，子瞻先生驾临，秀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苏轼打趣地说：“吕伯啊，你老怎么还是一声一声地称大先生为‘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
　　吕直不解。
　　“你老想想，现时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执政握权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称之，大先生自然不会见怪，但朝臣们会笑你老头脑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说，大先生今后要时常接见诸国使者，你一声‘秀才’，诸国使者一听，会说咱们大宋没有‘能人’。叫一个‘秀才’管理朝政，这不就全砸锅了吗？今后就以‘相公’称大先生吧！”
　　吕直连连点头，连声说“好”，遂挽苏轼手臂登阶入府。
　　苏轼行至厅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风上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一帧“条幅”吸引，便驻足观看：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犊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
　　苏轼拊掌叫绝：“笃诚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君实之‘泰山石’啊！”
　　吕直自得地介绍说：“秀才，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员，前来拜访，‘有的怀揣私笺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礼，有的说是秀才，不，是相公的门生，有的说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这个条幅，都傻眼而后转了。昨日，相公老家来了一位表亲，名叫刘蒙，以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许多银两，前来讨要，适逢相公用餐，遂与相公共桌而食，见桌面上只有青豆一盘，白菜一碗，鸡蛋一碟，刘老先生惊问：”相公以此为食？留金银而生蛋吗？’相公笑而作答：“光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每月所得，薪棒而己，若有金银”珠宝，表亲可抄查带走盖房置地，富其家室。‘刘蒙空手而归，出门回头顿脚而叹：“司马光，傻官也。’”
　　苏轼大笑：“吕伯，我可也是大先生的故交啊。”
　　吕直戆直地说：“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礼，两手空空，心里没鬼，秀才，不，相公请还请不来呢。”说着，挽着苏轼向偏院客厅走去。
　　苏轼来到司马光客厅门口，看见司马光正在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交谈。便收住了脚步。吕直轻步走进客厅，低声禀报：“秀才，不，相公……”
　　司马光回头，目光诧异地望着吕直，微微一笑：“不称秀才称相公，是苏子瞻教你的吧？”
　　吕直哧哧一笑：“称呼‘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秀才现时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门外。”
　　司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着：“苏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实，还是被你教坏了！”
　　苏轼跨步进入客厅，急忙拱手施礼：“”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在为大先生’正名‘啊！”
　　司马光大笑，抚着苏轼上下打量，神情激动，泪花濛濛：“好，好，盼你早日回京，回来了，好，好啊！直，快置酒席，为子瞻接风！”
　　吕直应诺而去。
　　苏轼亦怆然含泪，望着形容憔悴，齿发无几，但精神抖擞，情谊感人的司马光，笑语哽咽：“苏轼罪愆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作……”
　　司马光摇头，急忙把身边的客人介绍给苏轼：“此人乃程顾正叔，程颤伯淳之弟，濂溪先生周敦颐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程赜一脸庄穆，周身肃气，向苏轼一揖：“久闻苏子瞻先生高名，今日得晤，慰平生之愿，相见恨晚耳。”
　　苏轼亦肃然一揖：“久慕濂溪先生胸次如光风霁月，早有‘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之叹。伯淳、正叔，濂溪双壁，世人仰之，今得谒正叔先生，三生有幸，乞今后多加指点。”
　　司马光作趣：“正叔不苟言笑，动遵礼仪，竟使苏子瞻规矩其行了。”遂挽苏轼、程颐落坐，品茶相欢。
　　程颐，字正叔，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与其兄程颢同从学于理学家周敦颐。其人仁宗皇祐年间曾任太学学职，后二十多年间，大臣屡荐不仕，潜心于理学研究，以“天理”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说。他崇尚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学说，宣扬“天人之间最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他认为“人欲”是通悟“天理”的最大障碍，主张“窒欲”以达“天理”：“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无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再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荐程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