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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妪懵了，一时不知所措。
　　苏轼当着老妪的面，用灯火点燃‘契约’，火焰升腾着，纸灰飞舞着，老妪泪眼濛濛望着火焰发呆，裴人俊跪在苏轼的面前叩头作谢：“先生，我欠你的五百缗钱，我会……”
　　苏轼笑着说：“不必说了，那五百缗钱，我献给了一位人子之母，一位含辛茹苦、寡居三十年抚养儿子成人的母亲！”
　　老妪的泪水默默地流着。
　　苏轼烧尽手中的“契约”，与苏迈走出祀堂。老妪呆呆地望苏轼父子身影消失，突然恍悟了：“一个好人，我忘了问他的名字，我忘了问他的名字啊！”她急忙爬起，脚步踉跄地向门外追去，她的儿子裴人俊在门口扶住了她，望着月色中漫步而行苏轼说：“母亲，他就是苏轼，大诗人苏子瞻啊……”
　　老娘哭了：“苏子瞻，不是被朝廷流放到天边去了吗？也是一个遭罪受苦的人，终算回来了……”
　　苏轼从祠堂回到钱济明府邸，突然冷热煎熬，跌倒在床榻上，他从儋州北返途中染上的“热毒”之病又发作了。半个月后，在钱济明和邵民瞻的帮助下，他举家搬进了一座借租的狭小院落——“孙氏宅”。
　　苏轼豁达镇定地走着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七月十八日，苏轼的病情突然加重，竟至卧床不起，身软乏力，进食腹胀，夜不能寐，齿间出血，儿子们延医治疗，朋友钱济明送来人参、茯苓等补药熬粥服饮，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体弱更甚，出现胸堵头晕之状，连在床上翻身也困难了。苏轼由于连年流离颠沛，自病自医，已初知医理医术，似乎已知自己之大限将至，便不再寄希望于药物，而是冷静地检讨自己可哀可悲的一生：“生于斯世六十六年，步入仕宦之途四十五年，‘仕宦之途’是怎样度过的啊？居父母之丧六年，遭贬流离二十八年，供职凤翔府四年，居于朝廷只有七年时间！由于自己不变不移的‘政见’和‘口无遮拦’的狂狷，酿成了东飘西荡的悲哀。在‘熙宁’不容于‘熙宁’，在‘元祐’不容于‘元祐’，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符’不容于‘元符’。自己之处于世，犹如人们手中牵线放飞的风筝，飘忽岁月，沉浮无定，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琼州、儋州，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其志何伸？其道何达？满头白发，一事无成，此生碌碌而可哀可悲。上苍何薄苏轼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人生的奇遇，是自己的偏得，不可怨天，不可尤人，如若没有这二十八年的南北飘泊、西东流离，何以得有‘行万里路’的机缘？如何能享有‘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院乞儿’的任性豁达？流光省人，当以老子所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自嘲自慰自己疚歉悲哀的一生了……
　　“歉疚终是不可自嘲的。自己也曾任大理寺丞、中丞、开封府推官、礼部侍郎、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及现今皇帝四朝，‘涤荡振刷以除积贫积弱’之志仍沸腾于胸，然江河日下，一切都无话说了。不再听见九天上的雷鸣，不再看见田野里的生机，就连朝廷里惊扰民心、愈演愈烈的政论纷争也现得越来越卑下了。‘熙宁之争’，旨在富民强兵，中兴社稷，虽争得电闪雷鸣，但光明磊落，相撞生辉，你可以不赞同介甫的‘躁进急行’，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副救世药方。你可以反对司马君实的‘缓进求实’，但你不能不承认那也是一种治国之策。胜者足以骄傲，败者亦足自豪，此介甫之‘死而无憾’和君实之‘老而弥坚’，堂堂正正啊！可‘元祐之争’，以‘是否全部罢废新法’为旨，似乎在寻求一种感情的补偿，如果说司马君实执权十八个月的‘革故’纷争，还带有医民伤痕、抚民怨恨之意，那么，司马君实病逝后的‘鼎新’纷争，只能是妇姑勃谿了。胜者于国何益？败者于国何损？什么‘朔党’、‘洛党’、‘蜀党’，什么‘帝党’、‘后党’，都不过是一群势利政客和一群糊涂文人的自我逞能、沐猴而王罢了。太皇太后仙逝，皇帝赵煦亲政执权，‘后党’败北，‘帝党’获胜，先改元‘绍圣’，再改元‘元符’。‘绍圣、元符之争’，更是一场良莠不分的扫荡，连‘妇姑勃谿’都不如，其旨全在报复，而且不留余地：追贬死者司马光、吕公著，落职贬逐中枢重臣范纯仁、文彦博、韩维、吕大防、刘挚、苏辙、梁杰；流放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馆阁官吏贾易、程颐、钱勰、杨畏、朱光庭、孙觉、孙固、赵离、李周、鲜于亻先等人。连黄庭坚、秦观、晃补之、张耒、陈师道也因‘亲近苏轼’之罪，分别贬逐于黔州、藤州、处州、夏州、颖州。如今，秦观少游病殁于藤州，师道无已、庭坚山谷、补之无咎、张耒文潜的命运仍不得而知。可怕的一场浩劫，借恢复‘熙宁变法’之名而行，可‘新法’便民益国者真的恢复了吗？介甫‘变法’之所旨所求真的能再现了吗？欺天欺人啊！介甫的那个岁月不会再出现了。今天，‘建中靖国之争’又要开场演出了，章惇、蔡京、蔡卞遭贬，‘元祐’被贬之臣复出，朝廷难道又要来一次恶性循环的报复吗？国力将尽，国运将竭，国脉将绝，思之怆然，自己已无力操心，也无需操心了……
　　“悲哀终是不可自慰的。泪洒贬途，处处牵魂啊！任妈病逝于黄州，我失去了‘大佛’的护情；遁儿遗骨于江宁，我经受了晚年丧子的痛苦；元祐八年（1093年）妻子季璋病故于京都白家巷，年仅四十六岁，时太皇太后病重卧床，‘帝党’与‘后党’之争已趋尖锐，太皇太后早有‘病不起，为之奈何’之叹，皇帝已有‘来日可俟，自有故事（惯例）’之说。季璋心细感微，弥留之际，执自己之手而遗语：”朝廷风暴将起，子瞻当自慎自重，勿再口无遮拦。此刻心哀而难舍者，不能伴子瞻于苦而终风了……‘智哉季璋，痛哉季璋，言果灵验啊！哀之未节，太皇太后驾崩，十九岁的皇帝亲政，风暴一夜骤起，风头所卷，茫然中抛我于定州、英州、惠州。萍踪无定，何处葬妻？只能寄灵柩于京都西郊佛寺，以待来日共居一穴。能酬于妻者，唯’祭文‘数语：“……妇职既修，母仪更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共穴，尚蹈此言。’谁知哀妻之泪未收，悲妾之哀踵至。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十五日，爱妾子霞‘长春如稚子’的稚弱生命，终于在瘴风蛮雨中毁灭了，年仅三十四岁。三年之前，季璋之失已碎我心，三年之后子霞之失，断我之魂。霞，出身卑微，然敏而好义；读书无多，然灵悟好学；一生坎坷，然忠敬如一。从我于颠沛，侍我于颠沛，又殁于我之颠沛，相依相濡，二十三年，天以解语花赐我啊！霞之殁，吟留偈语而别：”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语禅机，也算通悟了人生的一种境界。霞虽离去，魂当永生，黄土一堆，茔葬于惠州城西白鹤峰下，丰湖之滨，背倚林泉，傍近寺院，晨钟暮鼓，当伴孤魂。纪以墓碑一座，哀词一首：“玉骨那堪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造探花丛，倒挂绿毛么风。素面翻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歉疚悲哀终是可以了却的，了却于儋州啊！儋州的荒蛮，儋州的酷暑，儋州的奇异风光，儋州的环水无涯，儋州贬人生活的食无米，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和朝廷不肯歇手的追逼迫害，把一个官场的失意者推入了习俗绝异、语言不通的黎庶中。于是呀呀学语，苦苦挣扎，图存求生，与农人同耕，与樵者同樵。与村童同戏，与黎女同歌，与士人同笔同墨，与老者同酒同茶，人原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只要能抛却虚荣，扔掉官架，何处寻不得欢乐？‘上人顿顿食藩芋，荐以熏鼠烧蝙蝠’，吃得香啊！‘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处得融合啊！‘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玩得欢愉啊！‘明日东家当祭灶，双鸡斗酒定皤吾’，亲我如骨肉啊！于是，悲哀的心境开阔了，仕途的羁绊化解了。在‘孤生知永弃，未路嗟长勤’的困苦生活中，终于觅得了人生真正的‘超然自得’……
　　“‘超然自得’了，在那儋州的‘桄榔庵’里，在这常州租借的‘孙家宅’里，吟唱着《桃榔庵铭》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吧：”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囗囗，万瓦披敷。上楝下宇，不烦斤（金夫）。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奥堂，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庐。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濛之都乎？‘“
　　七月二十五日，钱济明来探视病情，苏轼已无力坐起迎接。钱济明见状甚忧，坐于床边，含泪询问：“子瞻今日感觉如何？”
　　苏轼笑语作答：“庄生闻在寡天下，未闻治天下也。病情之不愈则天也，非我之过，故心神坦然。”
　　钱济明强欢而宽慰：“古人有‘医疾莫如医心’之说，今日子瞻心境宽舒，乃医疾之本，病情会很快好转的。”
　　“谢公吉言，此刻我已感到周身轻舒了。”苏轼说罢，吩咐侍于床前的长子苏迈：“取我儋州三年所著《苏轼易传》书稿来。”
　　苏迈遵命从书房里取来《苏轼易传》书稿放在苏轼床头，然后离去。
　　苏轼执钱济明之手而嘱：“苏轼与公交谊十五年，始于常州，终于常州，此天公以公惠苏轼也。《苏轼易传》书稿，乃武受先父之托，于儋州三年苦雨终风中沥血而成。汉人解《易》，偏于象数；晋人解《易》，偏于义理；武之解《易》，多切人事，此稿虽浅陋，不敢与古贤相列，但乃苏轼平生所持政见之源。苏轼认为：《易》之哲理，在于阴阳之交织、运转和隐现。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则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苏轼今托于公者，个中情由，公日后当知。苏轼之于世，口孽笔孽均深重难赦，诗词已流于天下，评说由人，不去管了，此书稿愿公善保全之，三十年后，世人或可借此稿以了解苏轼颠沛一世之心迹……”
　　钱济明接过书稿，默默沉思：子瞻之“政见”未施，至今仍憾于心啊！这是苏子瞻的不幸？还是苏子瞻之大幸呢？王安石的“政见”历时十七年在实践中失败了，司马光的“政见”历时八年失败了，苏子瞻的，“政见”在未经实施中却成一个不破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