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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瑟点点头，“好吧！打个电话给她，说你明天会和她见面，但别带太多钱去，够用就行了，记得尽快赶回来。”
　　第二天，汤姆与凯西在兰开斯特市区逛街购物，买了一床丝绒床单当礼物。凯西说，十四年前的此刻，也正是母亲嫁给米查的同一天。
　　与桃乐丝和戴摩晚餐之后，他们共同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汤姆坐在车里等候亚伦出现，好开车回柴宁威公寓。
　　亚伦一回到公寓，便一头躺到床上休息……
　　大卫醒来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情绪为何如此低落，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他在房里来回踱步，试着要找亚瑟、亚伦和雷根，但他们都没出现。每个人都生彼此的气。后来，他发现躺椅下方有一包用塑胶袋装着雷根手枪的子弹，枪也在红色椅子下。他知道这不是好现象，因为雷根始终会把枪给锁起来的。
　　他记得亚瑟常告诉他，“如果发生任何困难或有人做坏事，而你又无法找到人帮忙，就去找警察来。”他翻开电话簿，拨了一通电话到警察局。当彼方传来男子的声音时，大卫说道：“这儿有人做坏事，不知出了什么意外，一切都不对劲！”
　　“你在哪儿？”
　　“旧里维通街的柴宁威公寓。这儿发生了可怕的事，但别说是我打来的。”然后他立刻将电话挂断。望着窗外的浓雾，心中有一股奇怪的感觉。
　　隔了一会儿，他退下了。丹尼出现，虽然夜已深，他仍拿起笔做画，一会儿，又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当大门传来敲门声时，他吓了一大跳。从窥视孔里，他看见一个人捧着必胜客的外送比萨盒。他打开门，说道：“我没订比萨呀！”
　　当丹尼试着帮那个人去找比利时，那人却突然拔枪，将丹尼猛推到墙上，枪口还指着他的头。一批警察荷枪实弹从大门涌进来。一位漂亮的女士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因此，他就没再说话。然后有两个男人将他押上车，车子在大雾中缓缓驶往警察局。
　　丹尼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逮捕，或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他坐在牢房里不久，大卫就出现了，直盯着那些兜圈跑的蟑螂。随后，也不知是亚瑟、雷根或亚伦，反正就是有人出现带他离开这个地方。大卫知道自己并不是坏小孩，也从未做过任何坏事。
　　第三部：疯狂的他
　　第二十章
　　（1）
　　1977年初的几个星期，作家常到雅典心理健康中心探望比利。《老师》向作家口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其他人见到的、思考的以及做过的种种，其他人格──除了萧恩外（他天生耳聋）──也都在一旁聆听，藉此了解自己的历史。
　　现在，《老师》是以比利之名回答各种问题，信心与日俱增。虽然不与作家会谈时，仍会有其他人交替出现，但比利却深深感觉，如果所有人格融合的时间愈久，在引导通过《混乱时期》时不出现敌意或恐惧的话，那么他就能控制自我，展开一个全新的生命。出售自己的画作得来的收入，应该够他病愈后的生活所需。
　　比利阅读书报、研究医学、在运动场上运动，绕着建筑物慢跑、继续作画；他为亚瑟素描，为丹尼、萧恩、阿达娜和艾浦芳画人像。他从大学书店买回分子模型，开始研究化学、生物学以及物理学。他还买了无线电收发机，一到晚上就在病房中开始播音──他与其他香肠族谈论有关受虐儿童的话题。
　　比利在阅读当地报纸时，得知一个为受虐妇女成立的雅典妇女组织──《妇女报导》刊物，由于经费来源不足，可能将面临解散的命运，于是比利捐助了一百元。但是，当她们知道捐款来源之后，更立刻将捐款退回给比利。
　　1月10日，比利被送来此地一个月左右，便以“防止儿童受虐基金会”的名义在银行开立了帐户，同时自己也存进了一千元，这是他从哥伦布市一位妇女准备开画廊支付他高达五位数金额中的一部份，她曾到雅典心理健康中心购买那幅手捧乐谱的‘高贵的凯撒琳'。
　　然后，他又印了许多黄底黑字的汽车保险杆贴纸。
　　今天请拥抱您的孩子──这是轻而易举之事请协助防止虐待儿童──比利
　　比利常与女患者谈天。护士和健康技师知道，那些年轻女子和他相处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贝白蒂护士发现那位曾在人类学系就读的玛丽，每当比利与她相处时，她就不再颓丧；比利会称赞玛丽的智慧，也常向她请益。一月，她出院后，比利非常想念她，她也承诺日后会回来探望比利。
　　不与玛丽、郭大卫或作家聊天时，《老师》会觉得很无聊，并且对监禁生活不耐烦。这时，他通常会退下去，而让丹尼、大卫或尚未融合完成的比利出来；如此对他而言，与其他病患交往会比较容易些。某些与比利较为接近的职员发现，丹尼或大卫对其他病患较有同情心，知道那些病患何时会生气、受到伤害或感到恐惧。如果任何年轻女病患因痛苦或歇斯底里离开病房时，比利就会告诉护理人员在何处可以找到她们。
　　《老师》告诉作家，“大卫和丹尼拥有我怜悯的特质，他们知道谁受到伤害。每当有人离去或心绪大乱时，他们之间总会有灯塔出现，丹尼或大卫会指引出正确的方向。”
　　某晚，吃过晚饭后，大卫坐在客厅里，突然有一种预感，有位女病患冲出病房──外面有三阶陡梯，每当大卫有这种想法时，雷根就认为他太多虑了。但是雷根却警觉到这次可能是真的。雷根出现了，冲向走廊，登上阶梯，一脚踢开大门往大厅跑去。
　　凯莎琳是心理健康技师，当时她正坐在出口处旁的办公室里，她见状立刻从办公桌上跳出来，跟着他跑出去。她及时赶到现场，看见比利正好抓住已越过栏杆的女病人，拉她上来。当凯莎琳带她回去后，雷根退下去了……
　　大卫只觉自己的双臂隐隐作痛。
　　除了从最初采用一般性的治疗方式协助比利加强意识控制的能力之外，郭大卫医师还采催眠疗法，同时教导病患以自我暗示的技巧帮助缓和紧张的情绪。每周的群体治疗，比利与其他两位多重人格病患在一起，这可以协助比利暸解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他的角色互换频率愈来愈少，而郭医师也觉得比利的病情正在改善。
　　当比利──亦即《老师》──开始对某些约束感到不耐烦时，郭医师便有系统地放宽他的特权及自由。首先，允许他在护理人员的陪同下，到院外附近走走；后来，让他与其他病患一样可以签名后一个人外出，地点仍限于医院所属的范围内。比利便利用这段外出时间沿着“赫金河”岸，检测不同地点的污染状况。1979年春天，他打算进入俄亥俄大学选修课程，科目是物理学、生物学和美术。这时，他也开始记载自己的情绪变化图。
　　一月中旬，比利向郭医师争取其他病患所拥有的褔利──到城里去──他必须去理发、去银行领钱、去见自己的律师、购买美术用品和书本。
　　起初，比利必须在两位人员的陪同下才可获准离开医院，一切情形都发展得很好。后来，郭医师决定，只要有一位人员伴随就行了。一些大学生曾在报章杂志上看过比利的相片和报导，因此会与比利挥手打招呼，这让他感觉很好，或许并非每个人都痛恨他，或许社会并不完全否定他。
　　比利终于要求进行下一阶段的疗程。他强调自己是个好病患，已经学会信任周遭的人。现在，该是医生让他体认被人信任的感觉的时候了。其他一些比他病情更严重的病患，已经可以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进城，他也要求获得相同的待遇。
　　郭医师同意这项要求。
　　为了确保没有任何误解，郭医师与舒佛斯院长以及有关的法院官员会谈。条件是这样的：每当比利进城或返回医院时，院方都必须通知雅典市警方以及哥伦布市假释局。比利同意遵守规定。
　　“比利，一切都必须事先规划。”郭医师说：“我们必须考虑你独自上街可能面对的状况。”
　　“这怎么说？”
　　“让我们先假设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以及你可能产生的反应。比如你在柯特街上行走，一位女士看见你，她认识你，当她走过你身旁时，一句话也不说就打了你一巴掌。你知道这种事可能发生吗？人们知道你是谁，这时你会如何应付？”
　　比利手托面颊，“我会退到一边，避开她。”
　　“好的，假设有个男人走向你，用难听的字眼叫你，他说你是强奸犯，然后揍你，将你击倒在地，这时你会如何应付？”
　　“郭医师，”比利说：“我会躺在地上，宁愿不回监狱，我躺在那儿希望他会适可而止，直到离去为止。”
　　郭医师笑了，“或许你已学到一些东西，我想现在也该是让你有机会表现的时刻了。”
　　比利第一次独自进城时，内心混杂了紧张与兴奋的感觉。他过马路非常小心，注意不被警察以乱闯马路的罪名拘捕，他也很注意身旁的路人，祈祷不会有人攻击自己，即使有，他也不还手，他会完全依照他告诉郭医师的方式去做。
　　他买了一些美术用品，然后去理发店理发。迪诺玛护士已在事前打过电话关照，通知理发店说比利会来。理发店人员站在那儿欢迎他，“嗨！比利！”、“最近可好，比利？”、“嗨！比利，你看来满不错的嘛！”
　　一位年轻的女理发师，为比利剪发吹风，她不肯收费，她说比利任何时候都可以进来，不必事先预约，她每次都会提供免费的服务。
　　走出街外时，一些学生认出是他，于是对他露出微笑挥手。他回到医院时，心情十分舒畅，郭医师担心的状况完全没有发生，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2月19日，桃乐丝单独前来探望比利，比利将对话录了下来，他想多了解自己幼年的活，也想知道父亲为何自杀。
　　“你可以自己建立对父亲的印象。”桃乐丝说，“你可以问我一些问题，我会尽我能力回答，但不会说他的坏话。我不会提及伤心往事，因为没有必要对小孩造成伤害。你可以自己勾勒出来，毕竟他是你父亲。”
　　“再告诉我一次，”比利说，“关于我们住在佛罗里达的情形。你将所有钱都给他时，家中只剩下一罐鲔鱼酱和一包通心粉。后来他到底有没有拿钱回家？”
　　“没有，他继续他的”波西特“，我并不清楚他工作的情形，他回来时……”
　　“波西特？是表演秀吗？”
　　“在山里面，是卡兹克尔山上，一家犹太人别墅区里的饭店或剧场，他在那儿演出。当时，他曾托他经纪人梢回一封信说道：”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强尼上。“我不知道那儿到底发了什么事。他回来时，整个人比以前更泄气。事情就是这样。”
　　“你看过父亲的自杀遗言吗？听史凯瑞说，上面提到许多人的名字……”
　　“上面有一大堆债主的名字，但我知道放高利贷的债主名字并未写出来。我见过他们，因为我曾与你父亲一同去过──他下车付债时，我就坐在车里──每次地点都不相同，他必须偿还赌债。他还活着时，我认为我有责任偿还这些赌债，但后来我不愿意再还了。债务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尽我的力量帮他还。但绝不可动用孩子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