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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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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总统非常苦恼。我和其他人都感觉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亨利·F·格拉夫这些天里拜会过总统。他后来写道，总统对他说，他（总统）花了许多不眠之夜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总统告诉我，我的孩子必须得随海军陆战队开赴南越……并有可能死去”，他会作何感想。
林登·B·约翰逊常常说一些夸张之言，愤世嫉俗者会说他的言论反映了他的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就我所知，没有一个运用权力把美国人送往危险地区的美国总统是言行不一的。我理解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思想感情。
决定被一再推迟做出，因为我们在探索一条好的途径。在争论日趋激烈之时，记者们催请林登·B·约翰逊总统答复参议院最近提出的要求：在他动用更多美军之前，先取得国会的同意——这超出了“东京湾决议”的范围。他回敬提问者说：“任何看到该决议”的人都知道，它授权总统在形势需要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
总统是按照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他反对增派军队）和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他支持增援）的建议发表上述谈话的。他们两人力劝总统不要与国会再起争端，因为他们担心那会使国家分裂；不管国会投票选择何种道路，都会损害作战行动。这是林登·B·约翰逊希望听到的答案，但它是错误的答案。我们没有“恰当的”，时机通过国会投票来取得对军事行动的普遍赞同。国会会对怎样和何时采取行动争论不休。但是，我们必须得这么做，即使招致不和的投票会给敌人以帮助和安慰。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政府必须承受那种风险，以使全国团结一致参与战争，支持战争。但是我们没有努力去团结全民，而是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掩盖真相，避免争论。我们今天更明智了吗？
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还是一团糟。
每隔几天我们就收到马克斯威尔·泰勒或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电报，报告西贡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或申述增派军队的理由。
我们一次又一次开会。我花了许多时间在令人憋气的会议室里与参谋长们争论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计划和要求。威廉·P·邦迪和他的同事们仍在探究外交渠道。总统几乎每天都在与他的高级顾问们商讨这种复杂而困难的局势的各个方面。
六月十八日，乔治·鲍尔向总统呈上另一份极有说服力的备忘录。就像他一九六四年十月的备忘录一样，这份备忘录也未经过国务院或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分析和讨论。最初，它仅被送给了总统和迪安·腊斯克；除国务卿外，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未得到副本，甚至威廉·P·邦迪也未得到。乔治·鲍尔请求总统把增援部队限制在十万人“以内”，这非常接近我六月十日提出的九万五千的数字。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会议上，乔治·鲍尔建议将人数控制在十万以内，如果我们因此被迫撤出南越，我们可退至泰国进行坚守。迪安·腊斯克和我坚决反对此议。我们怀疑南越垮掉后泰国是否能支持下去。我请求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调军要求，同时加紧谈判努力。
面对如此严重的意见分歧，总统让乔治·鲍尔和我详细阐述各自的观点。他给了我们一周时间。
我们立即着手工作。在这期间，乔治·鲍尔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他主张限制而不是拒绝增派军队；探索而不是敦促抽身而退。仅此而已。现在，乔治·鲍尔已不主张在南越坚持下去，而是认为，我们应该尽快与北越达成协议，“乘损失不大时赶紧撒手”。威廉·P·邦迪不接受这项建议，他着手准备第三份文件，提出了“中间路线”：利用现有的大约八万五千名美军坚守阵线。
在草拟备忘录时，我收到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发来的另一份令人不安的电报。电报指出，一场旷日持久和耗费巨大的战争需要大量增加美军数量，包括在一九六六年派遣比他原来的预计超出许多的军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过该电报后，我于六月二十六日写出备忘录，其中吸收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观点。我把备忘录分发给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乔治·鲍尔和威廉·P·邦迪，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的备忘录的中心内容是，应该大大加强美国和南越的军事力量，使之“足以让越共相信他们赢不了，并因此改变战争的局面”。威廉·威斯特摩兰估计，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九六五年需要十七万五千美军（一九六六年需要更多）。所以我提出了这个数目。我同时建议扩大对北越的军事行动，扩大外交渠道以谋求与河内、北京和越共进行对话。备忘录的末尾是对“成功的可能性的评估”，内容如下：从军事角度来看，这项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增援行动能否在南越掀起一个高潮，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一，南越军队能否保持目前的数量和战斗精神；二，美军能否有效地发挥快速反应的作用，这是迄今尚未检验过的。美军人数太少，不足以与政府军与游击队人数十比一的传统模式相提并论，但是，这些美军应该足以应付越南的……这种容易确定和进攻敌人的常规战争。
我的备忘录使麦乔治·邦迪大为吃惊，他以一份“旨在提出问题而不回答问题”的备忘录作答。他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写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计划（把目前在南越的美军力量扩大一倍，把空袭北越的规模扩大三倍，以及一项进行海上封锁的重要新计划）愚蠢之极。”他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一个后来证明是根本性的问题：“美国正规部队在南越进行反游击战真的有前途吗？”他提到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话：正是核攻击的可能性才在朝鲜实现了停战。他认为我们“至少应该考虑，扩大行动会给我们与河内的沟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威胁”。他最后问道：“我们要投入二十万人掩护撤退吗？难道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不能顺利撤退吗？”
除了麦乔治·邦迪提到核武器并暗示我们应该考虑发生核战的危险外，我同意他的所有观点和担忧。但是，需要做的是找出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仅仅提出问题。七月一日，乔治·鲍尔、威廉·P·邦迪和我的三份备忘录被呈送到白宫。但是，另外还有一份备忘录，我不知道这件事，我相信乔治·鲍尔和威廉·P·邦迪也不知道。
正如我述及的，迪安·腊斯克很少给总统写备忘录，我从未见他在不告诉我的情况下就军事问题写备忘录。但这次他写了，为的是表达他的信念和担忧，他知道乔治·鲍尔的备忘录中没有这些内容。我想引述迪安·腊斯克的原文，因为他的观点——如果我们失掉南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就会增加——对我们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他的原文是：美国承担义务的完整性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如果我们的许诺靠不住，共产党阵营会得寸进尺，使我们丧失地位，而且必将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只要南越人愿意为他们自己而战，我们就不能放弃他们而给和平和我们在全世界的利益带来灾难。
读者也许会认为，迪安·腊斯克从南越的陷落中预见到这样可怕的后果叫人难以理解，但是，考虑到我们那代人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经历过慕尼黑的绥靖政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亚洲抗击侵略的岁月；目睹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多次经历过对柏林的威胁，包括一九六一年八月的那一次；经历过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前不久经历的是，共产党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乔治·鲍尔的备忘录没有涵盖这些根本问题，所以林登·B·约翰逊总统不再理会它了。
麦乔治·邦迪把四份备忘录呈给总统，其中一份是自己的。他在备忘录中改变了前一天向我表述的立常他写道：“我料想您会仔细倾听乔治·鲍尔之言，然后拒绝他的建议。
这样一来，讨论范围相对缩小，只需在我哥哥和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中选择其一。“
总统第二天召集我们开会。他看上去非常苦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叫我再赴西贡，以考察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军队的要求。他派W·埃夫里尔·哈里曼前往莫斯科探索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可能性（我非常支持此项使命）。他指示乔治·鲍尔寻求与河内在巴黎的代表直接接触的可能性（我所赞成的另一项谋求和谈的动议）。
八月，我方与北越在巴黎的代表的接触（代号为XYZ）开始了。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前官员埃德蒙·古利昂和北越代表梅文蒲（音译）在巴黎举行了秘密会谈。埃德蒙·古利昂竭力探究河内的公开和私下声明的真实意图，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展开实质性谈判。但是，经过几次令人鼓舞的会谈后，北越突然于九月关闭了这个渠道。
在七月份的讨论过程中，总统曾把一批被誉为“哲人”的两党老政治家召至华盛顿。他在任期间召集过好几次，被召人员每一次都有所不同。这一次他要求“哲人”小组评估战争的进展情况，给他提出应敌良策。
“哲人”小组由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这一次的成员有：迪安·艾奇逊——杜鲁门总统任内的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奥马尔·布雷德利——退役五星上将，表现出的是美国军队核心人物的那种沉着冷峻的职业作风；约翰·考尔斯——共和党自由派人士，《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和《展望》杂志的出版人，他的报刊是美国重要报刊中具有国际主义特色的典型；阿瑟·迪安——律师，外交官，在朝鲜停战谈判中任艾森豪威尔的谈判代表，赞同考尔斯的自由共和主义，信奉代表两党的国际主义；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标志着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之间国家安全事务管理工作的连续性；保罗·霍夫曼——大富豪，工业家，主持过马歇尔计划，特别擅长发挥美国商业的作用，使其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哈佛大学著名化学家，标志着核时代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阿瑟·拉森——杜克大学法学教授，自一九三三年以来为数名总统服务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术界与政府结盟的象征；罗伯特·洛维特——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过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名震一时；约翰·麦克洛伊——洛维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事，战后曾任美国在德国被占领地区的代理领事。在这些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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