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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传-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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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起床，彭德怀的感冒症状已很明显，又无医务人员同行，陈士集劝他休息半天，可他不让改变活动计划。饭后，先去看炮兵阵地，发现炮位背后靠近岩石峭壁，他责问道，如果敌炮打来，弹片碎石乱飞，人员、火炮又无遮蔽，这符合实战要求吗？接着又沿海滩步行五、六里路，来到高墙湾村。为了察看全岛地形，原定从村北登上老虎山，大家看他已患感冒，便劝他不必上山了。他一言不发，一股劲往山上走，直到顶端，一面观察地形，一面了解沙滩硬度、水的深度和潮汐变化，还详细询问了过去日军在此处登陆的地点、时间和兵力。下山后，彭德怀若有所感地说：“战斗打响以前，干部多辛苦一点，战士就能少流血。平时我们当领导的多辛苦一点，战时就能避免很多战士和人民的牺牲。”
下午航行时，陪同的几位领导人商议，下决心改变航向，绕过岱山岛，直驶舟山岛的定海县，登陆到驻军医院为彭德怀作治疗，因为他的病情又加重了。
2月3日，启程察看象山港、穿山港，随后从镇海上岸，到驻军营房住下，在勘察了宁波地区后，乘汽车经绍兴到杭州。2月8日开始北行，勘察钱塘江北岸。出发之际，彭德怀发现有人往汽车上装绍兴酒，即问随行参谋许之善：“酒是哪里来的？” 参谋答：“有买的，也有送的。”彭德怀顿时怒容满面，厉声问：“谁送的？送谁的？哪个出的钱？”在场的浙江省军区和省委领导等送行人员和保卫人员面面相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彭德怀接着又大声问：“伙食费算了没有？”参谋答：“这里的算过了，‘南昌’舰坚决不收几个首长的，不给算。”彭德怀听了更是火上加油，斥责道：“已经讲过多次，为什么就是不执行？”参谋一肚子委屈，没有办法分辩。这时，省委书记谭启龙站在彭德怀身边说：“下面同志办事太简单，好心办了糟事。”转过脸向送行的人说：“那些酒，看他们需要多少，带走的都按市价付钱，带不走的退回去！”陈士集接着说：“今天要勘察的地点很多，上车走吧！”彭德怀勉强息怒，转身向送行的几位领导人握手告别。
离开杭州，一路上在海宁、漱浦、乍浦、金山嘴和拓林等地停车仔细察看，当晚返回上海。
2月11日，勘察长江口的崇明岛。岛上驻军团长来迎接，准备请到团部稍事体息。彭德怀说：“先到阵地去。”沿途他向团长询问长江口过往船只及国外军舰上的火炮性能等情况，团长都未答出。在一处炮阵地上，彭德怀看到炮位和弹药所距离很近，又无防护措施，就对着连长有些责备地说：“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连长就是要为全连服务，你们弹药所离火炮这么近，一发炮弹击中，全连的人和炮都完了，你还服什么务？！ ”转过身来，看到团长，这时，压制在心头的怒气，禁不住迸出来：“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应当撤职，送军法处！”陪同的海军副司令罗舜初走向前去解释说，火炮阵地设计是上边定的，是外来的。又说，要看的地方已看完，到团部去谈一下吧。彭德怀才从阵地离去。中午在团部吃饭时，彭德怀发现团长未到，就派人找来，让团长坐在自己旁边，温和地说：“我今天又说了错话，不该说把你撤职，送军法处，现在向你道个歉吧！其余的话你认为不对也可以批评，但饭还是要吃啊！”团长的心情虽未恢复平静，但仍连忙说：“首长批评得对，是我的错。”
2月14日，正是春节，彭德怀一行从上海回南京，中途在苏州下车，乘汽车去视察仓库。彭德怀看到门窗、出入口等都不适合战备要求，又严厉批评一顿，说领导人不深入现场，不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严重官僚主义。到南京后，向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己归来的张爱萍交谈了视察中的问题。于2月17日回到北京。
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方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他在这个报告里，把5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军委关于战略指导思想的指示和决定，综合起来作了全面阐述和发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用以统一全党全军战略思想，指导全国全军的战备和军事工作。彭德怀于1955年下半年把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摆在军事工作的重要位置，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他提出，当时西方阵营除了早已组成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又陆续组织了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等有军事意义的集团；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召开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后，己成立了华沙条约国集团。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4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作战计划的汇报。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为了有效的防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为了切实执行宪法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我们武装力量统帅部机关面前，就首先提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
其次，是考虑到苏军奉行的先发制人战略方针，中国决不能照搬。1955年5月，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出国前，毛泽东在4月底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指示彭德怀此行到莫斯科，就共同反侵略战争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5月21日，彭德怀从华沙到莫斯科，在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会谈中，弄清了苏联已由“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换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决定胜负。彭德怀讲述中国坚持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方针。会谈以各自保留意见宣告结束。就在这次访问苏联和波兰的过程中，彭德怀深深感到苏、波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囚缺乏战略防御的具体准备而遭受严重损失，应当引以为戒。因之他在《报告》中，突出阐述了我军在战争初期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要求一切战备工作、军队训练和组织编制，必须以积极防御为依据。
再次，军队内部建设，到1955年底，各方面工作已基本走上正常轨道，应当适时地把军事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防务建设上来。同时，全国拟制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和远景规划已提到议事日程，军事工作也需要全面安排长远规划。彭德怀说：“战略方针很重要，关系整个战争的胜负。但战略方针本身，只是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没有各种具体措施，仍然不能使战争达到胜利。”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虽然在军事统帅机关中是明确的，但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高级干部还不了解，还需要一个系统阐述的正式文件统一思想，才有利于开展全面的战备工作。
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前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这次会议讨论的战略方针问题，同国家经济建设关系极为密切，建议邀请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因此，参与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除去军队的93名高级将领以外，还有国家计委主席李富春、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财政部长李先念、铁道部长滕代远、交通部长王首道、一机部长黄敬、二机部长赵尔陆、重工业部长王鹤寿、三机部长李聚奎等。
3月6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在国防部大楼正式开幕，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宣布开会后，彭德怀便开始作主题报告。他在宣读讲稿过程中，间或插进一些解释。力求大家能够加深理解报告中的重要观点。
关于确定“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根据，他说，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以及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我军应当采取的战略首先必须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但我们所采取的战略防御，必须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单纯防御。
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在报告里概括说：“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彭德怀对战争初期的这种战略设想，在当时是以美国为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为背景的。他规定我军的战略目标，也是从敌我装备技术实际情况出发的。他说，在战争初期“企图完全把敌人歼灭于海上和滩头，根本不让敌军侵入我国领土，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根据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不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也是很危险的。”而把敌人消灭在陆地上，我军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为着实现上述战略设想，他还提出了我军应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他认为：在战争初期我军“既不单是运动战，也不单是阵地战，而应当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也就是以阵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
彭德怀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国防建设问题。他说：“为了使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切实的保证，我们就必须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对这些准备工作，他讲了三个方面，包括全部的国防建设工作。
一、军队建设和国防设施。重申国家常备军为350万人，和各军种、兵种各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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