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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东方与西方
　　我成为保守党领袖之后最先会见的外国政治家之一是吉拉尔德·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多年来我对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断增长，而且——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对国际事件的分析日益趋同。然而，这个时候我对西方对苏联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认为是这种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确承认理查德·尼克松在与苏联人玩弄实力游戏时所实行的“向中国开放”的重要意义。这是冷战胜利中的重要一环，使中国永远脱离了苏联。至于“联系问题”——即承认在国家间双边关系中一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之间的连接，用亨利·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是“创建一个奖励与惩罚的网络以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一我的看法是，由于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削弱，这个前景遭到了破坏。我对“缓和”战略是极为怀疑的。
　　我的肺腑直觉是，缓和是一个抚慰人心的外来词，它掩饰了平易的英语将会暴露出来的丑陋现实。人们很难看出缀靖与缓和之间有什么区别。它出台的背景是，水门事件后选出了一个由极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美国陷于瘫痪，南越出现了崩溃的形势。虽然人们对于这一概念顶礼膜拜，直率地攻击它就是缺乏谨慎，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接近于这样做了。这不只反映了我喜欢讲话直率，也是因为我确信西方受到哄骗的人大多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致命的威胁，但还以为很安全可靠。
　　对付和战胜这一威胁的第一个条件是欧洲联盟应该洞察正在发生的情况；其次而且同样重要的条件是我们应该唤起改变这一状况的意志。甚至在英国的危险的经济状况下我们仍然拥有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部分并且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反击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设想情况总会是这样。有时衰退一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不只是局限于一个领域而是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心理的各个领域中——可能变得不可逆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而紧急就要承担风险。相应地，我的第一次主要的外交事务讲话就是一个风险。
　　事态发展继续证实了我的分析。3月间工党政府的防务白皮书宣布大力削减防务预算，在下一个10年期间削减47亿英镑。同月，亚历山大·谢列平，前克格勃头目，这时负责苏联的“工会”，作为职工大会的客人抵达英国，紧接着的那个月在各种混乱的场面中西贡沦陷于北越共产党人之手，使美国增添了烦恼。古巴的“顾问们”正开始到达安哥拉以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派别。然而，引发我决定讲话的是我所听到的和阅读到的关于准备召开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的情况。
　　召开赫尔辛基会议的主意来自苏联人，受到勃兰特总理的西德的热烈欢迎，把它看作是对新东方政策的一个贡献，然后又被尼克松政府接受，列入了它的议事日程，西方想要苏联人参加会谈以减小他们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相互均衡缩减武力——并尊重它们各国人民的人权。但是苏联人想要什么呢？这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如同怀疑论者所怀疑的那样，他们是不会实践他们签订的协议的，所以除非将会产生一些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结果，他们就不会去找这种麻烦。尊严可能是唯一的答案。如果苏联及其卫星国——尤其是东欧的一些从潜在的意义来说更加脆弱的政权——能够获得国际认可，它们可能会觉得更加安全一些。
　　但是我们想让它们觉得更加安全吗？可以论证的是，极权主义的独裁最可被利用的弱点之一是它患有感到不安全的偏执症，这是因为政权本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因而缺乏效率甚至无力进行决策。如果苏联人觉得更加安全，如果他们所得到的尊严使他们具有获得信贷与技术的更大机会，如果他们受到的待遇是宽容的尊敬而不是怀疑的敌意，他们又会如何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呢？
　　这当然导致了下一个问题：苏联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如果苏联领导人是有理性的人，也许稍微有点死板，但是愿意接受劝说，与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大同小异，那么与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确实将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问题是没有哪个真正了解苏联制度的人相信事情就是这样。那个制度是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它采用精细的或粗糙的手法来塑造该制度内的每个人和机构。这方面的证据是它对敢于对它表示异议的一小部分人的残酷无情。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不只是某种引起西方同情或义愤的事情：它是一份关于那个制度的性质与目标的自述，该制度把他们视为对其生存的莫大威胁。但是要了解关于苏联的真相不需要聆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话——虽然如同我将叙述的那样，他的话对我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人们只需要求助于《真理报》乏味的文章就能证实苏联领导人是如何看待缓和和由之而来的关于赫尔辛基会议的倡议的：
　　和平共处并不表示两种世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的结束。这一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彻底的最后胜利。［《真理报》，1973年8月22日］
　　换句话说，不会放松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苏联权势和共产主义革命。如果这一言论是苏联意图的真实反映——而且有大量证据证明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对于苏联人的外部压力的任何减弱都只会造成他们拥有更多的办法和机会来“埋葬我们”的结果。
　　如果我就这些问题向公认的智慧提出挑战，我就需要专家的帮助。但是多数专家都已抢占苏联学这个不费劲而赚大钱的机会，他们获得官方的赞同，忙于同“经过批准的”苏联学术界人士和新闻界的交流，在专业上极为自鸣得意。然而，我从《每日电讯报》的约翰·奥沙利文那里听说有个人叫罗伯特·康奎斯特，他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和大胆的苏联批评家。我请他帮助我，我们一起写出了我于1975年7月26日星期六在切尔西发表的讲话稿；此事只在事前几天才作出安排。我预先没有向雷吉·莫德林或者影子内阁中的任何其他人讲起这件事，因为我知道那样做只会招来劝阻和告诫，而且无疑会被泄露出去——特别是如果事情出了毛病的话。
　　我在讲话的开头把西方和苏联之间巨大的军事力量失衡放在西方势力的退却这个背景下来讲述。我把人们的注意力特别吸引到苏联海军力量的增长方面去，指出苏联海军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所拥有的核潜艇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海军所有的核潜艇加在一起还要多，水面舰艇也超出了保护苏联的海岸和商船的需要。我论证说，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没有哪件事情是比美国对欧洲所承担的义务更重要的了，接着又说一个孤立主义的英国将会鼓励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
　　我接着论述了即将来临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我没有直接攻击缓和，实际上我要求实现“真正的”缓和。但是我引用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72年6月的讲话以阐明苏联人的真实意图。勃列日涅夫曾经断言，和平共处“决不意味着可能放松意识形态斗争。相反，我们必须为这一斗争将会加剧并且变成一种甚至形式更加尖锐的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抗作好准备”。
　　我们早已知道，人权将是赫尔辛基一揽子协议的所谓“第三个篮子”——“在人道主义和其他领域中的合作”一一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口头谅解的主题。但是我对苏联人的真诚并不信任：的确如此，既然他们的整个制度依靠的是镇压，也就很难看出他们如何可能遵守协议。我认为，对那些出席赫尔辛基会议的许多人——而且不仅是站在共产主义这一边的人——来说，关于人权的承诺可能会被视为天花乱坠的词藻而不是必须加以严格监察的明确条件。所以我特别提到：
　　我们必须为紧张局势的真正缓和而努力，但是在我们同东方集团的谈判中我们决不能把言词或姿态当作真正的缓和接受下来。除非苏联领导人表明他们固有的态度确实正在开始变化，否则来自首脑会议滔滔不绝的言词将毫无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烈支持那些欧洲与美国发言人的原因，）他们坚持认为，除非在人员和思想自由交流方面至少看到了一些进步，否则在走向稳固和平的道路上是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进展的。
　　对于这个讲话的反应证实了我是个不合群的女人。赫尔辛基协议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我能够想像得到那些聪明人物对我的冲动和轻率会大摇其头。雷吉·莫德林立即来到福拉德街见我，对我未与他商议就发表这样一篇讲话感到气愤，他不同意讲话的内容。我没有让步。确实，勃列日涅夫先生对赫尔辛基会议所获成就的明显满意使我确信我还要谈论这个主题：他把它描述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结局的一个必要总结”。换句话说他把它——也许还完全包括关于除了“用和平手段和用协议”外不得改变欧洲边界的承诺——看作是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使之合法化。他们是在战争结束时用武力和欺骗得到东欧的。
　　如今人们以赞许的眼光来看待1975年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因为苏联与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利用该会议的协议条款作为他们同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的纲领。而且事实上，通过使人权成为一种条约义务而不再是国内立法，给持不同政见者们提供了可以充分利用的杠杆。然而，如果没有继之而来的西方、尤其是美国重下决心和加强防务，他们的勇气几乎会是无足轻重的。这些做法阻止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在此之前的扩张使他们在心理上感到进行扩张是历史的必然。扩张使他们获得了关于他们的历史必然性的心理威力。这个钳形运动——重新获得活力的西方和持不同政见者们——不只是抵销了苏联人从赫尔辛基会议得到的好处，即其合法性得到增加，得到西方更多的承认。没有这个运动，赫尔辛基会议只不过是走向失败道路上的又一步骤而已。
　　我发表赫尔辛基讲话之后，没有收到访苏的邀请。这并不出人意料。如果在野党领袖是另外一个人，则可能会收到这类邀请。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加深我对在实践中的共产主义制度的了解。因而，当有人邀请我去访问罗马尼亚时我接受了。我对这个国家早已有所了解，这是在我任教育大臣时获得的。有件事看来似乎不大可能，这时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定期的英国—罗马尼亚教育研讨会，每年一次，轮流在布加勒斯特和剑桥举行。我的罗马尼亚交流伙伴是米尔西亚·马利塔，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其他“文化界”大事一样，这些研讨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与外交目的。话虽然这么说，但我认为我对罗马尼亚本身的文化财富是没有怀疑的——不只是布加勒斯特，它以“巴尔干半岛的巴黎”知名（那时还没有受到齐奥塞斯库20世纪80年代妄自尊大的建筑计划的晚期蹂躏），而且还有闪闪发光色彩鲜明的布科维纳修道院教堂，我在1971年9月参观过。不足为奇的是，罗马尼亚人在我成为反对党领袖后急于继续对我进行教化，而这暂时也符合我的目的。
　　我于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