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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训是，如果你试图冲撞市场，市场也会冲撞你。一个国家不应该拿它的储蓄进行赌博。因此，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应该非常小心，要有明确的限度。第二个教训是，汇率机制目前的形式及其目的对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障碍。我自己不相信英镑应该重新进入汇率机制，也不相信其他货币能从它僵硬与脆弱的结合中得到好处……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不同，它们的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率不同，最灵活和最现实的调整经济的办法是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样，每个国家就能使它的货币政策适应国内情况，就没有必要由行政对外汇市场大声喊叫……
　　像对待汇率机制一样，也该彻底改变对待马斯特里赫特的政策了。自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一联系都是很紧密的。如果欧洲各国经济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甚至汇率机制也不能控制它们，那么，这些经济将会如何对单一的欧洲货币作出反应？回答是，将会出现混乱与怨恨，相比之下，它们会使近期的困难大为失色。
　　华盛顿的听众对于这一演说反应非常热烈，甚至英国新闻媒体的反应也很好，即使要点不同。《星期日快报》认为“思想崇高”。《星期日邮报》说：“玛吉报了仇。”英国广播公司说：“我告诉你，是典雅的”，从而采取了折中态度。
　　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尊受到了损害，部分原因是已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因此，政府拒绝排除英镑重新回到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当时，这一拒绝似乎不太重要。我们脱离汇率机制时的情况已使大多数保守党议员、绝大多数的民众和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金融界人士都相信，固定汇率的危害很大。看来，事态的发展本身已排除了回到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因此不需要正式的承诺。几乎一夜之间，对我的观点的看法改变了。我“毕竟是对的”。不幸的是，那时已经造成了损失，尤其是对政府和保守党的地位造成了损失。
　　很自然，为了符合外国而不是本国的期望所制订的对欧政策，已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特殊的处境，即关于有争议的马斯特里赫特的法案的命运是由外国人决定的。虽然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都被允许举行公民投票，但英国政府一直拒绝这样做。可是很清楚，如果法国在公民投票中反对了马斯特里赫特，英国议会就不会讨论这一法案。我谨慎地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以鼓励法国的反马斯特里赫特运动。我发现非常令人鼓舞的是马斯特里赫特的3位主要中间偏右的反对者——菲利普·德维利耶，菲利普·塞甘和夏尔·帕斯——显然属于法国最强有力、最具有魅力的政治家的行列。并且，尽管新闻媒体抱有偏见，但他们的运动立即拨动了法国广大爱国民众的心弦。可是，最终力量还是不够，50。95％对49。05％，多数票仍然支持了马斯特里赫特。所以，假如269，706名投票者反对而不是支持了马斯特里赫特，英国就永远不会执行这一条约。
　　像汇率机制的失败一样，欧洲卷入前南斯拉夫的痛苦处境也以其自身的方式使马斯特里赫特受到了辛辣的评论。人们还记得，“马约”的条款它设想了一个共同的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它将导致共同的防务政策，也许还会导致共同防务。于是设想要加强西欧联盟，“共同防务”的第一步是建立了法—德“欧洲军团”。人们和马斯特里赫特的制订者都立即意识到，位于欧洲东南边境的前南斯拉夫危机是对这些愿望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是一次决定性的检验，卢森堡外长雅克·普斯当时领导着由欧洲外长们组成的、负责指导共同外交政策的“三驾马车”。他生动地指出，这是“欧洲的时刻了”在与荷兰和意大利的同行们开始进行调解时，他继续说道：“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欧洲人自己能够解决，那就是南斯拉夫问题。它是一个欧洲国家，不用由美国人作出决定。不用由其他任何人作出决定。”
　　结果欧洲人证明他们不能掌握由塞尔维亚和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南斯拉夫国家军队发动的这场战争，更不用说改变这一现实。共同体的外交活动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显然，在事实上相当于一场反对南斯拉夫联邦体制的塞尔维亚政变发生以后很久，共同体仍在支持维护南斯拉夫的政策。共同体的“监督员”深深卷入了战争的复杂处境，没有明确地谴责侵略者。甚至当南斯拉夫军队从克罗地亚撤退时，还允许它将其装备有重武器的军队驻扎在显然是它下一个侵略目标的波斯尼亚。就在1992年初，当恼怒的德国不顾共同体大多数成员的愿望最后坚持要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时，这为在意见一致这一基础上制订的、发挥作用的欧洲外交政策——更别提共同的防务政策——敲响了丧钟。
　　第五节　新的开始
　　不仅马斯特里赫特的经济和政治愿望不能令人置信，由于保守党议员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一个在工作中享有微弱但是足够多数的政府也因危机四伏几乎不止一次地被迫举行大选。自从1993年夏季马斯特里赫特法案成为法律后，试图又以欧洲怀疑论这一虚夸不实之词弥合分歧。麻烦是，不实之辞是不够的。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比马斯特里赫特更加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更加高明的行动计划。
　　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起始点是要诚实和客观地估量我们的谈判实力与弱点。我们不应该有任何错觉，认为在欧洲我们“正在赢得这场辩论”。一边说赞同伙伴们的目标，一边又试图改变这些目标，这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无论怎么说，在欧洲共同体作出决策时，辩论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当法国、德国和足够数量的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仍然要坚决推行联邦主义时，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企图阐述另一种方案的优点是浪费口舌。这种情况未必能永远持续下去。但要认为从这时起到1996年期间这一对比会有改变，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同样需要吸取教训。自从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我们看到在欧洲其他政府支持下，欧洲一些机构对文本的解释与我们所接受的不一样。从罗马条约中的“更加紧密的联盟”　到1972年10月在巴黎欧洲理事会上所批准的正式目标“经济货币联盟”到《单一欧洲文件》——该《文件》完全为了推行单一市场这一目的而制订了新的多数票表决条款，欧洲委员会可利用这一条款来扩大它的管理权限——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们当时认为没有实际含意的一些含糊的宣言，后来被用来证明有理由把共同体的权力扩大到国家生活中的新的领域。因此，在马斯特里赫特谈判中，在判断是否可以在言辞上对联邦主义进一步作出让步这个问题上，如果此后这些让步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了或甚至被曲解了，我们无法为自己的幼稚找到借口。此外，即使没有马斯特里赫特，如果要抵挡这一不受欢迎的势头，也有必要对早期协定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改，甚至是罗马条约。
　　这与欧洲法院的活动尤其有关。70年代初，我们当中的大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件事时对主权问题考虑不够。自然，在使用“共用主权”这一短语时，　在知识方面存在着根本混乱，　就像诺埃尔·马尔科姆所说的，未能“区分权力与职权”。
　　除此之外，当时还不了解欧洲法院的实质以及英国法律与共同体法律之间将会出现的关系。共同体法律是通过成员国的法院直接执行的，如果发生了冲突，成员国的法院必须把按照欧洲法院解释的共同体法律置于本国法律之上。这表现在法克托姆案件。当时西班牙渔民找到了一个法律漏洞，从而能在英国注册他们的船只，并且利用英国的捕鱼配额。他们在上述案件中对英国提出了诉讼，阻挠了共同渔业政策意图的实现。1988年议会通过了《商船航运法》，堵住了这个漏洞。但后来他们起诉英国政府，在将这一案件提交欧洲法院后，英国法院只好暂时停止实施并最终撤销了《商船航运法》。
　　在法律上出现的这一情况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欧洲法院对条约和共同体法律的解释远不是公正的。它毫不隐讳地自称是主张欧洲一体化的一支力量。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扩大共同体机构权力的机会更大。首先，要由欧洲法院对首相在社会宪章导货币联盟中为英国取得的例外权作出决定。它过去的态度与活动难以令人放心。
　　可是，尽管面临所有这些困难，英国有更加重要的谈判实力，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地利用这些实力。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贸易地位和机会。我们与共同体的贸易一直是逆差。这件事本身倒没有什么不对。但它表明其他欧洲共同体成员与我们继续进行贸易有明显的好处，所以要恰当地对待言过其实的恐惧心理：如果我们不顺从他们的意愿，它们将设法割断我们与它们市场的联系。
　　此外，在世界贸易和英国全球贸易的机会中，欧洲共同体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并将继续下降。我们的政治家们应该较少地关心欧洲市场，因为这个市场现在也许已经取得了最显著的发展，所以他们应该对远东、拉美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新的机会更加有兴趣。通过对英国海外资产巨大的业务量——1993年超过13，000亿英镑——的处理，使我们对这方面私营部门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80％以上是为非欧洲共同体国家持有，而正在兴起的市场，所占份额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我们整个贸易中，与非欧洲共同体国家贸易的份额，特别是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贸易份额正在增长，并将会继续增长。
　　此外，由于我们在欧洲共同体内，因此向英国的一些投资无疑会继续下去，但由于欧洲联盟规章的不灵活和社会成本高，因此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投资也会日益增加。由于传统，也由于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一优越地位，英国自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而不是欧洲大陆的贸易国。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新的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我们得保留降低我们工业费用的权利。这不是说我们要与我们的欧洲邻国轻易地发生争吵。但它的确表明，我们不要再认为，好像美国的经济前景主要依靠于证明我们是“好的欧洲人”。
　　第二，要认识到英国所拥有的非经济力量，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在欧洲谈判中具有特殊的份量。尽管美国与英国政府的关系目前出现了冷淡，但基于我们共同的经验、传统和思想感情，这种“特殊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现实。在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前奏阶段，我自己关于英美关系的经验使我确信，无论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是怎样作出估计的，在纱须执行重要任务时，我们都知道美国只能依靠具有全球眼光和愿意维护国际秩序的少数几个享有声誉的国家。这主要是指我们自己和法国人。法国人虽然在海湾战争中表现出色，但一般对美国所领导的事业抱有怀疑。英美关系本身自然与英语是21世纪的语言这一无可质疑的优势紧密相关。因此，从战略上考虑，欧洲大陆精明的政治家有理由希望与我们保持相互满意的、至少是可以令人容忍的关系。
　　最后，我们的伙伴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