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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她收拾时装样件准备回国时，一个特殊的时期已在法国结束。解放后，人们千方面对把与占领时期有涉的财产隐匿起来。于是有人就办报、排戏、开出版社或时装公司。皮埃尔·巴尔曼用他母亲给他的20万法郎开了一家时装公司。这笔钱大约相当于我10个月的菲薄Al资。雅克·法特没有这么多钱。这真是，一个怪诞的时期。朱利埃特·格雷科说：“大家都被自由陶醉了，怀着新生的感觉涌上街头。”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巴黎市民都去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祈祷。我的朋友埃尔默。洛厄率领的《生活》杂志的一批摄影记者在弗洛尔、蒙大拿、巴尔韦尔和塔布到处活动，目睹了占领时期漫漫长夜后出现的种种令人惊异、极为有趣的景象。皮埃尔·巴尔曼化装成牛仔跳起了霹雳舞。法特夫妇把我带到科伯维尔。科伯维尔是一座18世纪的豪华城堡。他们的越南和机在行李箱里带上了饮料、食品和餐具。有了一辆车，我们都成了穷奢极欲的君王了。第四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抵抗运动战士弗朗索瓦·密特朗给我弄了一辆首批出厂的雪铁龙轿车，半小时不到就可以到诺让赴晚餐。有时，科克托也和我们同去，不过他总是显得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1954年2月5日，夏奈尔小姐举办了时装展示会。这时，自由的海市蜃楼已经不复存在。她之所以选择5日这一天是因为五号香水的缘故。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曾经对我说过：“这很简单，我拥有服装公司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广告费用，使我得以向美国人大量销售香水。”
　　几乎像所有的人一样，我对这位大小姐也有保留着法。人们还未忘记占领时期的苦难，科科就已经使我的时装界朋友感到了喜悦。他们都称她为老太。
　　《纽约先驱论坛报》预言：“尽管时装界存在着危机，夏奈尔小姐还是能为自己重新谋得一席之地。她估计世界上有3000位妇女希望穿上夏奈尔时装。”
　　他们说得不错。正是时装界的危机给了夏奈尔小姐机会。上一次战争结束后，她曾经让时装设计师们放开手脚，使在美国报纸上出名的几千名享有特权的妇女穿上了她的时装。但是这一次的赌注要大得多，是要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而事实上，她的服装式样也适合机器生产。
　　在此以前，集中在纽约第三街上的巨大的美国服装工业，像福特汽车公司生产汽车一样，大量生产着衣着用品。但是仍然保持着优美雅致。夏奈尔的式样使工业化生产的服装具有高贵的气质。
　　1925年，《时尚》杂志（精装版）评论在装饰艺术展览会上展出的夏奈尔时装时说：“这就是怀着夏奈尔品牌的福特汽车、”
　　距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科科在多维尔和比亚里茨播种下的“可爱的小裙衫”现在已经可以收获了。
　　但是在巴黎，收获的季节还没有来临，至少还不能立刻收抓《费加罗报》称：“夏奈尔小姐认为目前的时装太复杂了，她要的是简洁，十分简洁。她和时代同步。”《震旦报》说：“我们大家都有点激动。全部历史，几乎整整一个时代都要我们去看着经过14年的沉寂后时装界是怎样复苏的。”人们就像走进了静静的树林中的白雪公主的宫殿。“
　　科科站在客厅里，周围尽是漆器和金质的装饰。狮子、鹿和大捧鲜花散布其间。乌木屏风后面还藏着施帕获的阴魂。“下面”人声嘈杂。
　　——谁来了？
　　——都来了。
　　报纸提到名字的有马皮·德·土鲁斯一劳特累克、范·莫佩、博里斯·科克诺、帕斯特雷伯爵夫人、索菲·利特瓦克。由于椅子不够，美国时装协会女主席、《哈泼市场》的卡梅尔·斯诺只得坐在菲利普·德克鲁瓦塞的旁边。菲利普是弗朗西斯的儿子，科科在与巴尔桑相处时对他有过爱意。当然，出席展示会的还有埃莱娜·拉扎雷夫和与她同来的《她》杂志的智囊成员。
　　第一套时装在台上亮相时，客厅里像教堂一样，一片寂静。《震旦报》报道说：“一套由一条不直不肥的裙子和一件白色长袖短衬衫组成的套装率先出台，其他套装随后相继登台。模特们既不突出胸部，又不显出腰身线条，完全是1930年时的形象。连衣长裙都是腰部打铜，灯笼袖，圆开领，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时代的短暂的进步，好像又回到了1929年至1930年。这种老式服装震撼了整个巴黎，大家都冲着这种气氛而来。模特们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没有人鼓掌，什么也没有。像所有的回顾展一样，这是一次多少有点令人伤感的回顾展。”
　　支持迪奥的布萨克注意到了《震里报》的这篇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家新闻界的代表对这次展示会有偏见？但它确实表达I公众的普遍看法。
　　阿尔贝·卡米从前办的报纸《战斗报》刊登了一篇题为《1930年科科·夏奈尔在富伊莱祖瓦的家里》的文章。该报的时装专栏编辑，老巴黎吕西安·弗朗索瓦是一位被人遗忘的作家特瑟斯特文斯的侄子。大家对他都很谨慎。时装设计师们对他敬若上宾。此人可以说是一上令人生畏的权威。他写道：“人们看到的只是令人失望的过去的折影。一个妄自尊大的黑色身影匆匆地走了过去。”他对这次展示会判处了死刑：“15年里时装有了进步……这些平纹布条连着花边杂条算是什么东西？镶着不伦不类斜裁布条在富伊莱祖瓦没有人穿的瘪塌塌的衣服又是怎么回事？这里甚至连1938年式的时装也没有，只有1930年式时装的鬼魂。”
　　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还是这位专栏编辑却给1925年时的科科画了一张相当漂亮的画像：“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小鹿般的眼睛那么天真无邪，透出一丝倔强，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假小子气质。”接着他又写道：“她明白巴黎在最古老的房子里努力使它的精神传统永盛不衰，而那些伤风败俗的人却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活动王国。他们不仅败坏了习俗，而且也败坏了人们的美学观点。”他十分钦佩科科的回国之举，把它称之为“历史性的大事”。他在书上题上了过分溢美之词，寄给科科。科科连翻也没翻就扔掉了。
　　《巴黎新闻》称这次展示的服装有130套。《震旦报》毫不掩饰地说：“您会对寄宿生的服装略感兴趣，对缀有花饰的平纹布裙子十分喜欢，对镶金饰银挖花晚礼服爱得发狂，但对1925年式的打洞披肩根本看不上眼。”
　　那些英国记者们更是毫不留情。《每日快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每日邮报》断言说是“砸了锅”。《快报》说，展示会后，一些人连相互看一眼都不敢了，他们为可怜的夏奈尔感到痛苦。为什么她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人看？
　　科科什么人也不见。“夏奈尔小姐太累了。”
　　她拒绝会见希望看到她受辱痛苦的表情而幸灾乐祸的人。她痛切地意识到在这个时刻里巴黎对她的冷酷。科科在展开斗争之前确实没有为争取同情作过什么努力，只是多次发表了咄咄逼人的声明。她重回巴黎是因为时装设计师们败坏了巴黎和巴黎时装的名声，就像一个长期隐退的拳击冠军看到拳击场上都是些无能之辈后重新戴上手套一样。她曾经宣布设计出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原子”时装，但流言很快传遍巴黎：没有任何模特适合这种服装。
　　老太婆，老太婆，大家都在嘲笑她。在这种年纪……71岁了，已不说建树，就是立足也……她还想搞出些什么名堂？显然，除J她的梦想外就不会有其他了。而她的梦想需要精心打扮才能为人接受。假定她靠着巨大的香水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在瑞士的一家大饭店里颐养天年，谁还会记得她？也许她会像普瓦雷那样，一些老巴黎人还知道她，报纸在谈及怎样用剪刀把套衫改为裙子的故事时偶尔也会提到她，但其他的事，譬如她执着地投入战斗，成功地把一切归在她的名字之下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这些事又会有谁会记得起呢？
　　她是不是意识到是什么对她起了作用？人们可以认为赚取更多的钱是她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在她的巨大成功中起过作用，这种解释她是不会听的。挂着夏奈尔商标的福特汽车的说法她也不会赞同。
　　她在自家的客厅里蒙受了羞辱，但她并不孤独，几位要好朋友在安慰她，预祝她未来的胜利。科科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在头十件服装登台亮相后她就已经意识到要遭到痛苦的失败了。现在她找到了原因：
　　“我的名字对青年毫无意义。”
　　我已经说过，她的成就来自美国。《上帝创造女人》这部影片在巴黎放映了很久，但却是在美国映红了天，瓦丹和布里吉特·巴尔多才出了名。科科不喜欢这种比喻，并且大讲瓦丹和布里吉特的坏话，但是这种比喻还是说明了巴黎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都已经不够，重要的是纽约的认可。多好的美国人，多好的美国服装工业。服装设计师们心领神会。
　　科科讥讽地说：“他们自以为是不可替代的，太自以为是了。”
　　夏奈尔的式样简洁明快，是大规模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而设计师们的才干或者说是天才，无法满足第三街服装制造机器的要求。6个月内，整个美国就已经夏奈尔化了。而巴黎的买主叼着昂贵的雪茄对夏奈尔的首批样装评头品足，横加嘲笑。美国最大的杂志《生活》杂志继《时尚》和《哈泼市场》后，发表文章，欢呼大小姐新的支配地位。文章共有4页：
　　“隐藏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后面的这位妇女也许刚回来不久，但她的影响已是无所不及。这位71岁的妇女带来的是比时装更为重要的东西——革命。”
　　《生活》杂志的这一观点发表在第三次服装展示会后，也就是说科科回归后不久。她虽然击败了对手，但是还心有余悸，失败已隐约可见。
　　我讲究逻辑，做事也是符合逻辑的。应当为大家制作衣服，过去大家穿的是粗制滥造的衣服，走路、奔跑都不方便。美国妇女在法国妇女之前，率先拒绝了这种衣服，因为她什1更讲究实用，所以美国立即为夏奈尔的服装开了绿灯。美国人的生活并不有趣，但是更讲究实际。他们住在城郊，每天都要回到农村，他们要走路，要奔跑，这是另外一种生活。美国妇女喜欢变化，她们很整洁，这就为纽约这座脏得令人讨厌的城市增添了一番繁荣的景象。一切都为妇女而存在，妇女受到保护。我认为，所谓豪华就是有精工制作的衣服。一套衣服应当可以穿上5年。穿旧的衣服是我的梦想。在美国，用过的东西随便扔掉，从不洗灌，没有一样东西是经久耐用的。我曾经叫人洗一条裙子，结果只剩下了一颗纽扣。这就是美国。豪华走上了它的反面，变成了仙氏劣“，这太可怕了。
　　然而，就是这个劣质品充斥的美国推行了她的服饰。皮埃尔·韦尔泰梅出钱让她回到了康邦街。科科把她的服装展示会不受欢迎的责任全归咎于他，说他没有准备好场地，没有为她提供必要的手段。而实际上是她自己另有打算。在展示会前，她曾经请勒内·德尚布伦把一封信交给她的朋友卡梅尔·斯诺，时间是1953年9月底，即“重新开张”前6个月左右。
　　亲爱的卡梅尔：
　　今年夏天，我深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