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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递员将报纸送到半月楼。各代表团对国际法庭成立的第二天，就匆匆忙忙审问木户和东久，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大惑不解。商震放下报纸，一阵惊疑过去，冷静地一想，很快就明白了个中奥秘。他先后与迪利比扬格、巴特斯克、阿基诺、布莱等人交换意见，都认为这是一场闹剧。
　　报纸送到麦克阿瑟手里，却引起他的严重不满，进而焦急不安。
　　他气急败坏地给基南打电话：
　　“审问本户和东久的报道，发稿前两个记者送给你审阅过没有？你为什么不让他们送审？我的局长大人！报道写得这样详详尽尽，有些对我们不利的内容也公诸于世，反而使事情成了弄巧成拙，明白吗？舆论这么一鼓噪，势必给我们实现原来的主张带来极大的困难，明白吗？”
　　麦克阿瑟的确是个明白人。他一想起这些报道将在国际上、在日本国内产生深远影响，就在心里琢磨：还能保住天皇一条命吗？
　　旋即，他又变得糊涂起来！
　　6。美国坚持单独审判
　　日出日落，转眼到了二月二十日。
　　这天上午八点，最高总司令部在国际法庭大礼堂召开战犯罪证调查集体汇报会。与会者除了麦克阿瑟、萨塞兰、基南和韦伯外，还有各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以及各国驻国际法庭的法律代表团团长、全体法官和工作人员。
　　汇报会由萨塞兰主持。
　　萨塞兰说：“正义与和平，是两个神圣的词语。破坏它的人，往往不惜牺牲一切；要维护它，同样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战时的战场拼杀如此，平时的东京审判也如此。”
　　他富有哲理的话，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与扩展，大家聚精会神地谛听着。
　　萨塞兰接着说：“五百多名法律专家和三百多名工作人员，肩负着维护正义与和平的重任，为了掌握战犯的确凿证据，使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承受住多么难以想象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爆发出多么难以想象的精神力量！”
　　他感情真挚，语调深沉：“近四天内，就有中国的首席审判官向哲浚等二十三位先生，连续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而昏倒在地！”
　　他说的二十三位昏倒者，除向哲浚以外，还有中国的助理法官王师尧、助理检察官李子贤、助理审判官喻明德和打字员张淑玲，美国的首席检察官根斯、助理法官威尔安兹和日语翻译威迪斯克，苏联的首席审判官托里亚诺夫和助理法官卡尔诺耶夫斯基，新西兰的首席检察官奎西安，菲律宾的首席检察官罗伯茨和助理法官阿里奇，澳大利亚的首席法官阿尼特尼、助理法官乌利雅和日语翻译咸廉斯特，加拿大助理法官卡里尼和诺曼，英国首席法官卡尔和助理审判官里德，荷兰首席检察官穆尔德尔，印度的英语翻译布拉吉，法国的助理审判官阿鲁威斯。
　　如果查阅一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秘书处编印的《工作简报》，其中的喻明德、卡尔诺耶夫斯基、奎西安和阿里奇已是第二次昏倒，王师尧、诺曼和里德已是第三次昏倒了。
　　萨塞兰继续说：“这二十三位先生经过东京大医院的治疗，其中有十九位先生已经基本康复。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要他们休息几天，可是，他们怎么也不听劝阻，一离开医院又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实在令人感动和钦佩！”
　　他喝了口茶，又说：“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有王师尧、奎西安、罗伯茨和威尔安兹四位先生。昨天晚上，我与商震、艾西特、阿基诺、索普四位将军，以及基南和韦伯先生，第二次去医院看望他们时，也许是奎西安先生已是花甲之年，身体又比较赢弱，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麦克阿瑟插言说：“为了更好地肩负起历史重任，恳望全体法官先生和担负翻译、档案等工作的其他先生，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保证每天有八小时的睡眠时间。诸位先生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动了美国的杜鲁门大总统、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韩国的李承晚总统，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国际法庭有这么多的先生因工作劳累而昏倒的消息之后，先后致电最高总司令部，决定赠送一批人参给法官先生和工作人员滋补身体。噢！还有朝鲜共产党领袖金日成先生也致电最高总司令部，同样赠送一批人参给诸位。他的馈赠纯属对日本法西斯的同仇敌忾，不存在其他任何政治因素。因此，我欣然接受金日成首相的馈赠。我已经代表最高总司令部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会场里响起了一阵感激的热烈的掌声。
　　麦克阿瑟说到这里，基南的助理布雷布纳悄悄来到主席台告诉基南：“刚才，医院的临床医生八木哲子女士打电话给我，说在医院治疗的四位法官要求提前出院。我说，难道奎西安先生也出院？他不是还处于昏迷状态吗？哲子女士回答说，是的，奎西安先生也要求出院，他才苏醒过来。”
　　布雷布纳报告的情况，麦克阿瑟也听得很清楚，他抢在基南前面说：“不行，不行！请布雷布纳先生给那位临床医生打电话，在医院的四位先生都不能提前出院，奎西安先生更不用说。”
　　“好！就按照最高总司令的意见办。”基南说。
　　过了一会，布雷布纳又来到主席台向麦克阿瑟和基南报告：“哲子女士告诉我，四位先生已经离开医院，现正在回国际法庭的途中。”
　　麦克阿瑟和基南都摇摇头，两手都无可奈何地一摊。
　　四个人提前出院，是王师尧引起的。
　　昨天下午，梅汝璈去医院看望王师尧时，神志刚刚恢复的王师尧要求出院，梅汝璈不同意，见几番劝不成，不得不说：“我比你大十二岁，堪称你的兄长，应该听我的话，安心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因此，王师尧首先考虑的是回国际法庭的车辆问题。乘坐公共汽车要转几次车，而且十分拥挤，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的确受不了，本来，中国法律代表团有二辆轿车和一辆中型客车，但担心被梅汝璈发觉不同意派车，他就给他的四川万县同乡、商震的轿车司机胡立恒打电话，谎说他们的车辆都外出了，要胡立恒开车接他回国际法庭。与王师尧同住一间病房的罗伯茨，听说有车来接王师尧，也决定提前出院。接着，两人来到威尔安兹和奎西安同住的病房，一是向威尔安兹告别，二是看望奎西安。这时，奎西安刚刚苏醒过来。于是，两人也要求出院。临床医生八木哲子不同意，见劝阻不住，马上给国际法庭秘书处打电话报告。待她打完电话回来，四个人已驱车走了。
　　现在，王师尧等人已来到会场。奎西安扶着拐杖，由王师尧和威尔安兹搀扶着走进来的。麦克阿瑟、萨塞兰、基南和韦伯马上走下主席台迎上去，纷纷劝他们马上回医院。
　　麦克阿瑟深情地握着奎西安的手：“奎西安先生更不能出院，你才苏醒过来，最高总司令部和国际法庭，以及同仁们得对你的健康负责！”
　　奎西安显得很激动：“如果最高总司令和全体同仁知道我是怎样苏醒的，就不会劝我回医院，肯定不会的。”
　　大家出于关注和好奇，全神贯注地等待他说出事情的原委。
　　奎西安说：“我苏醒前好像在做梦，自己正悠闲自得地在一个环境十分幽静、风景如画的地方散步，我清楚地记得，散步时正拄着我手中的这根拐杖。忽然间，一个左额角被炮弹片击成鹅蛋般大的洞、伤口鲜血直冒、满脸血污的将军走过来，厉声对我喝道：‘你身为新西兰驻国际法庭的法律代表团团长和首席检察官，工作那么繁重，还有闲情逸趣在这里游山玩水，过神仙般的清闲生活！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我们新西兰有十五万五千人丧生，你难道忘了！’他说罢倒下去了，而且死了。我大吃一惊！经过仔细辨认，这人就是在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新西兰国防军第五集团军总参谋长巴哈帕将军！他受伤从前线抬到野战医院抢救时我在场。半个小时之后，他因伤势严重而殉国了！我躺在病榻上一惊，就苏醒过来了。新西兰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做出的牺牲，我永远忘不了啊！”
　　麦克阿瑟与基南搀扶着奎西安走上主席台，让他坐在中国法律代表团团长梅汝璈左边的一个空座位上，然后返回自己的座位上坐下。麦克阿瑟语调激昂地对大家说：
　　“刚才奎西安先生说的不是梦，更不是梦呓之言，而是一个正直的、坚定的、有良知的法律专家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的心灵宣示！这就是出席今天会议的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的精神所在，有了这种难能可贵的高尚精神，战犯罪证调查中的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但是，我诚恳地希望先生们接受我由衷的劝告，为了正义与和平的维护，我们必须劳逸结合，以利长期作战！”
　　在场的八百多与会者是那样激动，是那样血液沸腾，仿佛自己正神奇地与同仁们凝聚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接着，萨塞兰说：“参加这次日本战犯罪证调查和指导的，还有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的两位官员，即坐在主席台第二排左边第一个座位上的英国法律专家麦斯伦先生，第二个座位上的美国法律专家彼克尼先生。我们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待麦斯伦和彼克尼先生起身鞠躬致谢后，萨塞兰又说：“下面，由基南先生汇报近一个多月以来的战犯罪证调查情况。”
　　基南起身向台上台下各一鞠躬，开始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他说：
　　“经过一个月零两天的日本战犯罪证调查，深感工作的艰巨。我们的工作难度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航空总监部曾于一九四二年一月联合颁布命令，严禁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作战的日本军人，把日军残酷杀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居民与战俘的种种罪行泄露出来，违者以军法论处，轻则处以二十年以上徒刑，重则处以极刑。日本法西斯说话作数。比如，有两个日军士兵，在各得到一千日元的诱惑下，将日军在中国山东文登县陈家村制造的惨案泄露给日本反战同盟主编的《反战报》记者，而被日军第五舰队司令部下令处死。”
　　陈家村惨案发生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这天，驻在威海刘公岛上的一支三百多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闯进陈家村，不仅抢走了全村的牲畜和粮食，烧毁了全村的一千一百多间房屋，而且将二百三十八名男女老幼集中在一起用机枪射死！
　　基南说：“我刚才说的那位《反战报》记者，是田久忠一郎先生。一个月前，他将《反战报》刊登的揭露日军暴行的一百五十六篇通讯报道的剪报送给我们，并要求参加国际法庭的战犯罪证调查。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左起第八就是田久忠一郎先生，我们再一次对他表示感谢和欢迎！”
　　年纪三十出头的田久，扶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在热烈的掌声中起身，向台上台下各一鞠躬。
　　基南说：“根据田久先生提供的日军罪证，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又下令逮捕了三百五十八名战犯。下面，继续说我们的困难来启三个方面的第二、第三两个方面。第二，日本政府和在前方作战的日军指挥机关，在投降前夕销毁了大批罪证。第三，同盟军在大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