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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百惠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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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因为母亲愿意相信当父亲的对女儿的爱情,也许就是想以此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但是最后,他辜负了母亲的信任。象这样一个人,对于法律上承认的家庭,却是如期交付生活费的。他甚至还筹措了几十万元作为自己儿子的结婚费用。
“我怎么都行,可是不许你对孩子不一视同仁。”
母亲说,就在那时她第一次想到该和父亲分手了。她一方面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事实铭刻于心,另一方面又好象有点惋惜着什么,慢慢地、在我看来拖得令人不耐烦地同那人断绝了关系。
我快要上中学的那年春天,很少这么早回到家来的他拦住我,对我说:“我以为你上了中学,就谈论男朋友呀什么的,只要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一走,看我不揍扁了你!”
那口气严厉极了。
那时,他的目光不是父亲看女儿的目光,不是把女儿当作女儿,而是象看自己占有的女人那种动物的目光。对亲生女儿的那种猥亵的目光,把我和这个父亲隔绝了。
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他的吧。如果以假定、结论、证明的论说方法来说,也许那时就已经对父亲作出了结论,现在只是证明了过去对他的厌恶而已。
我不爱他,也不希求这种爱情。别人或许会说我这个作女儿的太冷漠吧。事实上,真有几个人面对面地这么对我说过。
开始工作后的一年之间,我过着租房单住的生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她们也从横须贺搬到东京。我们在目黑区的某公寓里租了一套房。等到家里的事和学校的事终于都安顿下来的时候,已是入夏以前不久了。一天半夜,我被隔壁房里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我竖起耳朵听着。可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昏暗的房间里的槁扇被拉开了,我看到邻室的荧光灯放着异常的亮光。
——父亲病危。
这突然的消息使我困惑无措,母亲转过身,背朝着我麻俐地穿戴好。
“穿好制服,在家等着!”
她留下这句话就出去了。
母亲走后,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来电话叫我和妹妹,我们照她吩咐穿着制服,揉着惺松的睡眼,赶到足利的医院。
病房气氛是紧张的。
他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发出既不象鼾声又不象呻吟声的异样的声音,患脑溢血的人大都是如此病状。护士不断地进进出出,医生坐在他的左侧,而母亲担心地注视着病人,脸色苍白。听着他那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呼吸声,我有一种直觉:“啊,这人死不了!”
来这里的路上我曾想:要是看见即将死亡的那个人,自己一定会惊慌失措,女儿如果被置身于一定要为父亲送终的位置上,恐怕会又哭又喊,哀告他可不要死去的吧!
但是,我一步迈进病房以后,脸上连一滴眼泪也没流过,甚至忘记了盼望他别死。我只想,不愿意让站在我身后的妹妹看见他那难看的样子。
看到我始终站着不动,并且也没有跑近前去,同来的一个公司的人说:“你可真无情呵!”
说这话的也是作父亲的人,他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所一以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同病床上那人等同起来了吧。然而,我却被“无情”这句当然并非过分的话刺伤了。以后一段时间里,一分析起自己的“无情”,我就感到苦恼。
他不亲切,不坚强,不纯洁,也不勇敢。当然,我不知道他和母亲的来往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男女间的纠葛;我也不清楚母亲为了什么爱上了他,直到与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生下他的孩子来。但是就我来说,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刚一进入演艺界,他的态度就突然一变。也许,过错不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周围的人就不是好东西,也许是贫困把他变成这样。但是,就凭因为我而引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金钱纠纷,我就不能原谅他。
他利用我在工作上的所属关系,向我所在的单位提出借钱。具体的钱数我不清楚,似乎并不止一次。他从我所在的单位为自己所在的足利娱乐中心拉演员,连该交的钱也不交。他利用父亲的地位,也不经我同意就商议让我转移到另一演出单位的问题,把转移费也私吞了。这一切他都是打着‘山口百惠的父亲“这块招牌干的,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头衔。这期间,他大概也察觉到我们想疏远他吧,便把新闻界人士叫到他住院的病房里来,自己任意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对迄今为止自己所作所为不但毫无反省,却说什么我所在的单位虐待了他的女儿啦,母亲不让女儿见他啦,等等,都是为了炫耀他这个父亲的存在。简直就象把我当作商品一样——我又想起了从他的目光中嗅到兽性味道的那一夭,那是他在我心里投下的一个阴影,与现在投下的又一个阴影重叠在一起,成了我心灵上永远都抹不掉的污痕。也就在那一刹那间,我觉得他和我再也不是什么一般的父女关系了。
同一个时候,他对母亲提出“把百惠的亲权交出来”的法律要求。过去他勉勉强强才对女儿应承了“承认”关系,如今根本没有资格要什么“亲权”!他就这样不考虑我的意志,挑起了父母之间争夺“亲权”的斗争。母亲不分昼夜地为此奔波,她又不能把这个问题托别人解决。我多次听到她疲惫不堪的叹息声。
就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母亲悄悄地走进我的房间,她说,父亲提出几百万元的要求。虽然如此,可她不忍心拿我挣来的钱去了结父母之间的事情。我没等她说完,便急不可待地断然说:“要是用钱能解决的话,几百万、几千万,就是到哪儿借钱,付给他好了!反正,他要的就是钱!”
我虽然也感到,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这样说话不免太粗鲁了,但我实在按捺不住这无处发泄的愤怒。
结果是用金钱切断了血缘关系。
他的存在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我用自己的手切断了同他的关系。对此,我没有丝毫的后悔。
二十岁那年秋天,在大阪的舞台上,我宣布了我所爱的人的名字。于是他的存在再一次由宣传机构大事张扬。他巧妙地利用日本人同情弱者的心理,以争取社会的同情,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容忍的。各家杂志异口同声地诉说他的惨境,使人们感到其中心思想就在于攻击已成名的冷酷的女儿。我坚决不让母亲看刊载那些报道的杂志。但是,母亲还是背着女儿读了。我责怪她,她就象有点对不住似地只说一句“可是……”
登出来的那个人的照片模样很惨,坐在车椅上,由于患病,脸形都改变了。在他全部单色照片后面,故意衬上我的彩色画像,上面还用我的签名作点缀。然而,我看了以后却没有任何感伤。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居然还摆出父亲的架子,他说:“那孩子和三浦友和君不会结婚吧,她是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的。”这些话使我怒火中烧。他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又是指什么呢?我想起那天他说的“要是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看我不揍扁了你”的吼叫,他那双浑浊的兽性的眼睛,我简直想说:“不许你谈论我所爱的人!”我对于大喊大叫地说自己是病人、穷人、无依无靠、倒霉的原因何在的这个人,我只能感到,他作我的父亲之前就已经是个卑鄙无耻的人。他还居然淌着泪说什么“我希望哪怕收一下我的骨头……”。我恨他。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把关于生父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那么,如果从最坏处说,你父亲去世了……”
我只是稍许支吾了一下,接着便毫不踌躇地说:“在他活着的时候,绝不想再见到他。恐怕连他的葬礼也不参加。过些年,当我作了母亲,心情平静下来以后,也许去给他扫扫墓,不过这会儿……”
这种心情没有变化。
现在,实在是不想见他。
不久前,我在咖啡馆里即将离席而去的一刹那间,看见桌子上的茶杯,顿觉愕然。只见茶杯底上剩了一小口红茶,这是他的习惯。
“爸爸总是剩下一口,都喝了多好……”
我仿佛又听到母亲嗔怪他的声音。回想起来,我在这家咖啡馆已经接连好几次在茶杯底剩下一口茶,每次我都想起他这种习惯。也许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女儿。我觉得杯底残留下来的那一滴液体,就象是他和我之间相通的血缘关系中稀薄的血液似的,我慌忙转移开视线,麻俐地站了起来。
我忽然想到——假如我没有选择歌手这种职业,假如我以极其普通的成绩从学校毕业,是个普通地就业了的女儿……母亲或者他的人生,恐伯还会象过去那样一成不变的吧。尽管母亲不被社会承认是他的妻子,恐怕依然会相信他、在病床前伺候他。撒开各种各样的情况不说,大概总可以保持一个和睦的四人家庭吧。
连结着母亲和他的红线,半道上经我一纺,立刻就纠结在一起,断开了。如果我不选择这个职业,不当歌手呢……我觉得,我的职业至少对于母亲和妹妹是欠了债的。
——楼下回荡着母亲的笑声。
我的舞台演出班子喜欢和母亲一起喝酒,每月来家里聚会一次。大概母亲也很高兴和这些心无芥蒂的组员们在一起喝酒,以致忘记夜已深了而仍然谈笑风生。
母亲从前就常喝一点酒。此时,那么愉快地边笑边喝,在母亲的历史中,一定有我所无法知道的无数种酒味。现在,我想知道,在母亲经历的人生当中,谁都不了解的一点一点变化过来的酒味。
从旅途中给母亲的信妈妈:外面驰过的车辆声使人感到钝重。
今天,米兰好象又回到了冬天,格外寒冷。据说,五月的米兰已经相当热了,所以我带来的替换衣服都是夏装。能御寒的上衣,一件也没有带来,只好在寒风中拍片了。初次来这个城市,只见街上排列着的建筑物全是灰色的,象今天这样的恶劣天气,就更使人感到街市的阴暗。但是,我好象没有在东京的街上感受到的那种冷冰冰的情绪。那些矗立在过于现代化的都市中的雪白色的大厦里,简直难以置信人是以呼吸生存着。然而,我却觉得从这座城市那些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的呼吸正穿过厚厚的墙壁,使整个街道感受到他们的生息。
今天下午,因为有一点时间,我上街去转一转。路上,无意之中、又象是被什么吸引似的走进了一家极为漂亮的咖啡馆。陈列橱里陈列的东西大概是那个店拿手货,可爱的小蛋糕和巧克力摆得满满的。爱吃甜食的我,可不会放过这些。便朝座位走去,打算把空闲的时间都消磨在这里……多么漂亮啊!这是一家很老的店铺,天花板高高的,显得很开阔,桌子摆得很好看,上面铺着淡粉红色的台布,每张桌子上还摆着花,不知是偶然的感觉还是意识上本来如此,觉得这是带着一抹淡淡哀愁的粉红色。一对老夫妇正相约在这里度过午后。那位夫人穿的也是浅粉红色的西装,和店铺里的色调十分协调。她喝着咖啡,心情愉悦,怡然自得。我离开东京才不过五天,不知怎的,却觉得象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您了。
记得十四岁那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去海外旅行,也是到了欧洲。那时候,对啦,是到法兰克福和巴黎绕了一趟,大约转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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