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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薇的大眼睛-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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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晚会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了文化产业的新歌展示会，新人推销会，新品包装会，至于遍布每个角落的企业宣布更是无孔不入，而这些都是以“向全国人民拜年”方式“奉献”出来的，它的诚意让你不得不笑纳。春节晚会的商业行为一直延续到对节目的“XX杯”评选，可谓深入到骨髓。当然，它也会被人们反利用。比如近日在徐州地区风行“精神陪护”行业创始人就是受到今年春节晚会赵本山与宋丹丹演的小品启发，而当地工商部门也是因为春节晚会都演了而予以批准的。这肯定是晚会的编导者们没想到。
一种事物，当政治欲望与商业欲望构成同谋之后，就会产生奇异的吸引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相互纠缠，难以分割。
2001年l月10日改定于朝阳门
第6节 悲剧·无厘头·综艺节目
1。18年前，一个被遗忘的话题
8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一个风云人物竞相涌现的时代，也是一个话语和思想极度活跃的年代。因为风云变幻，也因为极度活跃，难免泥沙混杂，难免相互覆盖，大浪淘沙。留下的不全是金子，冲走的也不会是泥沙。历史的冷酷之处在于遗忘，不仅昔日的受众和看客已经遗忘，连当事人也已经遗忘。曾经有人嘲笑80年代的一位青年评论家是狗熊掰玉米，掰一个扔一个，最后一个也没拿住。这仿佛是一个寓言，成为80年代文学思潮和文学人物的一个象征。都说新时期文学十年浓缩了西方文学近一百年的进程，可十年的文学中能够与西方文学对话、抗衡的作品却为数甚少。浪潮消失之后，理论家和评论家们的激情也逐渐冷却，思维的活跃也随之打了折扣，人们开始为80年代的暴饮暴食而懊悔，那么多有意义的话题和理论在表演的快餐中匆匆吞咽，消化不良的后遗症至今仍困扰着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
我现在或许是扮演80年代文学思潮大海岸边的拾贝者，或者这样说，作为80年代文学思潮的参与者、亲历者，怀旧的本能与反思的惯性常常让我对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有时想探寻个究竟，有时想评定个是非，或者，有时则迷恋其中精彩的场景和闪烁的警句。2003年的春节，也就是现在，我在书柜中收拾、清理书刊稿件时，忽然发现一个笔记本中夹杂着几页从刊物撕下的文章，我原以为是自己的作品，可拿起来一看，却是李洁非、张陵的《再论什么不是悲剧》。原来，当时曾准备就这个话题作一篇文章发表自己的想法，不知什么原因耽搁下来了。时过境迁，李、张的《再论什么不是悲剧》最早发表在1985年6月的《当代文艺思潮上》，18年过去了，我的心头还是“嗡”的一声，当初阅读这篇文章的震动和感慨仿佛重现出来，联想起近年来所思考的问题所表述的观念，更觉得有必要来言说这个被人们遗忘甚至被作者已经抛弃的话题。
2。“悲剧”的诞生
《悲剧的诞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19世纪70年代初的一部名著，一百多年后在古老的中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不仅会让哲学界吃惊，连出版者三联书店也始料未及，《悲剧的诞生》第二版的印数就达到10万册。这对今天的出版业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作为一本哲学译著，在今天正常的发行量不应该超过五千，而《悲剧的诞生》10万册的发行量却可与《蜡笔小新》、《谁动了我的奶酪》这类畅销书等量齐观。我查了同是1986年出版的钟阿城的短篇小说集《棋王》，印数只有一万册，如果你知道当时钟阿城在文学界有多红火，就发现这个印数与《悲剧的诞生》是如何不成比例了。尼采著作热销的本身，说明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拥有广阔的文化市场，是80年代文化启蒙的一个表征，只有这样你才能明白80年代为什么被称为“批评的时代”，也只有这样你才能明白“启蒙”具有怎样的大众效应。而面对70年代“文革”文化废墟遗留的诸多历史禁锢和文化障碍，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有趣的是当初很多的西方哲学、文学思想是以“美学”的名义进入中国的，比如周国平翻译的这本《悲剧的诞生》，就有一个副标题——“尼采美学文选”，今天我们发现以“美学”这么狭小而又似是而非的名目来概括尼采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理论是何等的可笑而又可爱。“悲剧”热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和美学的问题，还是一个文化取向的问题。对于习惯于大团圆格局的中国审美文化来说，“悲剧”虽然不是第一个光临，但就当时的文化语境而言，“悲剧”更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针对性。《再论什么不是悲剧》的作者这样概括西方的文学的悲剧历程：“从第一个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到最后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巨人罗曼·罗兰，所运用的思想都是悲剧思想；从第一个美学体系亚里思多德体系到最后一个思辨美学体系黑格尔体系，都是悲剧美学体系。”对于这种概括的武断和偏激我们可以看作是为了强化行文的气势，对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以及“都是”这种不尽准确的描述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人观点，作者心里也明白“喜剧”与“悲剧”这两大审美范畴一直是西方古典美学的源头和支柱。作者之所以强调悲剧而忽视其他审美形态在西方文化中的存在，宗旨就是强调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与悲剧意识。
很显然，无论是迷恋推崇“悲剧”的还是否定消解“悲剧”的，他们都一致认为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艺术是建立在悲剧精神的基础上，而悲剧则是中国文化和艺术所匮乏的。肯定“悲剧”者、否定“悲剧”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所参照的文化规则都来自西方，只不过前者肯定的是以理性为旗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而对应的都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这样的假想敌，希望改良传统文化使之更具理性精神或反理性品格。就哲学范畴而言，反理性也是一种哲学理性，把感性上升到反理性的高度本身就意味着具有很强的精神，就像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本身就是结构主义大师一样。
用非悲剧来概括西方现代文学和艺术作品对阐释“现代派”、“现代主义”在当时可以说是独辟蹊径的，至少从理念上诠释了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不可解读性。因为多年以来我们始终按照悲剧的观念去理解西方的文学，在遇到现代派主义的作品之后就无所适从了。非悲剧的观念告诉人们逆向思维的阅读方式，尤其在阅读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时，更容易心领神会。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还没有能够进入中国的文坛，而李洁非、张陵通过罗伯一格利耶和罗兰·巴特能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文学思潮的涌动，虽然他们不能明确定义“什么不是悲剧”，但期待和呼吁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可以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3。无厘头
西方有一句谚语：“我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当80年代的青年批评家呼唤“什么不是悲剧”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90年代出现的非悲剧却是一系列叫“无厘头”的影视以及与之相关的综艺节目。“无厘头”的源头并不是出自西方，而是地道的土特产。“无厘头”在粤语中是“没头没脑，没根没据，神神怪怪”的意思。
当然现在人们把这个词与香港明星周星驰联系在一起，在90年代大众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经把周星驰等同于无厘头。周星驰的无厘头代表作是《大话西游》、《百变金刚》等影视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神话人物可以与现实对话，时间感消失了，空间感消失了，时间和空间可以转换，美女和妖精可以转换，死人和活人可以转换，总之一切可以转换，一切可以重新置放。像《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便是一个随意转换时空、转换身份的人物，他的宝盒能让时光倒流，能够改变美丑。传统的作品虽然也在不断地转换时空、转换身份、转换各种关系，但转换的前提有某种必然性，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链条，这种逻辑链条便是《再论什么不是悲剧》的作者所鄙夷的理性。不论这种理性是人文理性，还是基督教理性，亦或道德伦理理性，它们都遵循一种程序，一种规则，而“无厘头”则是忽略、缺少这种转换的程序、转换的规则，也就是说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链条。至尊宝和孙悟空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大话西游》没有交代，那脚掌心的痣也只是随意性的一个符号而已。大闹天空的美猴王和他的师傅唐僧、师弟猪八戒、沙僧的故事在《大话西游》被莫名其妙地篡改，妖精则成为人见人爱的仙女公子，如果按照《西游记》里的模式去阅读、观看《大话西游》简直是看不懂，只能得出两个字：太闹。太闹的原因是因为抽去了逻辑链条，人物的性格变成对话的精彩，故事的有机变成了情节的突兀，因而成为无厘头文化的经典之作。
周星驰另一部代表作《百变金刚》也是类似的无厘头，一个弱智儿变成了超人，因而上演人间诸多的喜剧。《再论什么不是悲剧》当时是站在后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来消解启蒙主义的文学的，他们认为理性是整个“悲剧”的支柱。要完成“什么不是悲剧”的艺术使命，只有高扬反理性的大旗，他列举了加缪的《局外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等西方大师的作品来说明现代艺术反对悲剧。这些作品是否真的反理性尚可以讨论，这些作品是否就不是悲剧也可以讨论，更不能确认它们是因为反理性而成为不是悲剧的。奇怪的是反理性→非悲剧的推理公式在“无厘头”的代表作中却能得到充分的验证，《百变金刚》肯定与悲剧无关，《大话西游》虽然写了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爱情悲剧，但如果认为《大话西游》是悲剧，那会让人笑掉牙。为什么缺少逻辑理性链条的作品一概与悲剧无关呢？难道理性的出现，是导致人类悲剧的根源吗？
这样的联想，这样的推论肯定是不确切的，看似闹剧的“无厘头”如果真隐含这么深的哲理的话，周星驰到北大做哲学家也是当之无愧的。问题是周星驰没想过做哲学家，他也不会思考“什么不是悲剧”的问题，对他来说只是如何随心所欲地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状态，而自由有时恰恰是摆脱理性羁绊之后的状态。当然，无厘头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无厘头文化的产生恰恰是为了迎合观众的需要，而观众的需要又是商业社会的真正目的。从1997年开始，国内电视台竞相出现了“综艺节目”热，影响较大的是《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以及《玫瑰之约》、《非常男女》等节目，它们像一股旋风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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