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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机会。
　　上天见怜，信转到几位热心肠的教授手上，他们把信又交给了一位同样古道热肠的老院长。不久我就听到了好消息：我被马萨诸塞大学录取为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老院长还为我在东亚研究系特别设立了一份助教工作，这样我从一开始就能在经济上自立了。
　　直如梦想成真，得知马萨诸塞大学为我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但要实现这个梦还需翻越关山重重：如果两个月内我得不到一级级部门的批准，拿不到护照，我的留学梦仍是一堆肥皂泡。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打通这些关节难于上青天。我必须动用所有关系，敲开一扇扇后门，带着笑脸，求人说项，上下左右，百密一疏都会功亏一武我烦透了这求人的事，但198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马不停蹄地为此事奔忙。白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乱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系里另外两个男同学也在忙同样的事，我们交换信息，有一种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感觉。
　　到了9月初，我终于办齐了出国手续。另外两个男同学的申请却落了空。他们当然对那些卡他们的官员恨之入骨，而且连我也一起恨上了。于是他们控告我走后门。对此我又如何能为自己洗刷辩白？我的确走了后门，但如果说我热衷于这种后门交易，我却只能苦笑一声：如果局势开明、政策合理的话，我又哪里用得着走后门呢？我的请求，和他们的请求一样，都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在于经过“文革”，虽然有些前门还是开着，但更多场合，如果没有关系，合理的请求一样石沉大海。
　　为此，我深知只要还在中国，就逃脱不了后门交易。每次事到临头，不期而然准要这么做。比如叔叔从盐场平反回来，没有工作单位，有一个研究所愿意要他，但那年招人的指标用完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我知道这个忙还是可以帮到的，而且我觉得经过这22年的磨难，他应该得到些补偿，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再说他是我的叔叔，奶奶说过了，我会帮他的。她料事如神，我的确帮了他，然而我内心难耐困惑。
　　是不是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想过去母亲帮我的时候一定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她的一生都忠于党，信奉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她的女儿。她知道如果她不帮我，没人会来帮我，我会长年陷在北大荒，也许还会惨遭不测……但她对她的所作所为又不能完全释然。难怪那些日子里，她只和我讨论“战略战术”，而极力回避她在道德上所面临的两难之境。
　　现在我迈出国门，终于可以和后门交易作别，我深深舒了口气。真怕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我会不能自拔，丧失最后一分是非观念。从此我可以凭真才实学和别人公平地竞争，那种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胜了，充溢的是成功的喜悦而非内疚；如果败下阵来，我会在下一轮加倍努力，而不会怨天尤人。我知道美国竞争之激烈，再没铁饭碗可捧。而且这次我是单枪匹马出国门，不像30年前我离开中国时，二姨抱着我，父亲在我身边。
　　飞机即将带我横跨大洋，送我踏上新大陆。登机时，我口袋里只有50美元，这还是向人借的。但我并不贫穷，我随身带着继承来的一大笔财富：二姨的志气，奶奶的天目，母亲的精力和急智，父亲的达观和胸怀，还有我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桩桩件件，日积月累，成了我的内核，我性格的底蕴。将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我的其它方面会变，但这一内核决不会变。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从研究生到大学教师，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我做什么工作，只要我能时时与这内核相接，我便明白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我也许会感到孤独，也可能会受到挫折，但我不会迷失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上。
　　至于“文革”的记忆，那些美梦和恶梦，我都让它们形随左右。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敢稍加忘怀。即使它们常常以痛苦和耻辱刺激我，也不应稍加忘怀。援用鲁迅的比喻，我和同辈们是吃蜘蛛的人。早在我们之前，我父母和他们的同辈也已在吃蜘蛛了。蜘蛛难以下咽，而且有毒，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我吃的蜘蛛使我明目醒脑，因为它们，我珍惜自由，看重人的尊严，对异见更加宽容，对大大小小的谎言不为所惑。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除了为儿子和自己谋生之外，我还怀着更重要的责任，其中之一便是将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而换来的教训传诸世人，包括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些教训成为后事之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