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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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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光荣历史，他给过的答案太多，而且互相矛盾。
比如说父亲曾告诉我他入党是因为他相信惟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创造一个人入享有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对日本侵略者满怀仇恨，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得亲自上前线去搏杀。国家危亡，年轻人岂能坐视，让别人去捐躯流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说法给富家子弟的良心预留了宽阔的退路，但父亲对此说极不以为然。
于是他去了正频遭日军疯狂扫荡的晋察冀。那里一方面鬼子兵烧杀抢掠，一方面八路军游击队坚予还击。战火中一批批人倒下，但更多的人自愿参加抵抗队伍，其中不乏像父亲那样的大学生。
父亲到晋察冀时生活条件恶劣到了极点。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1942年冬，这个地区所有房子的门窗都被烧光，夜间的气温降至零下10度甚至20度，山风呼啸，战士们打的草帘实难御寒。当时莫道没有煤炭取暖，连冬衣棉鞋都很难得。食物奇缺，士兵村民时靠糠麸野菜度日。上乘的美味窝窝头、贴饼子，白面和青菜根本见不到，连盐也非常紧缺。
另外由于日军封锁，这一地区极度缺医少药，有时受伤的士兵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再加上伤寒、天花、感冒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及时的药物治疗而丧生。
父亲在北京时清楚这种情况，他有位朋友是地下党。父亲离开北京时，不动声色地采购了当时根据地亟需的大量药品。这些药品在北京被日本人控制得非常严，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父亲既有祖父的大笔银子和生意关系可资利用，把清单上的药品买全倒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带着这些禁运的药品穿过日军封锁线。此举万分危险，鬼子、汉奸屡屡在火车上搜查乘客的行李，若药品被发现，父亲便会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场平地风波，行至中途，联络人之一突然被捕。由于一路上都是单线联系，出现这种情况，父亲他们就不知如何才能和下一个地下党人接上头。他们几个外来人又不敢在当地久留，怕被汉奸发现告密，于是前功尽弃，只得折回北京从头开始。
历尽千难万险，父亲终于带了所有的药品到达晋察冀，二话不说他把药品悉数捐给了当地政府。正是这些药物雪中送炭，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为此父亲受到嘉奖，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第一次立功受奖。
其后父亲进入抗大分校——华北联大学习。数月之后，父亲自己也染上了伤寒，差一点不治。
这个时候，父亲带来的药已经罄尽，他只能以自身的力量与病魔抗争。许多天他倒在床上，持续高烧，粒米不进，剧痛搅得他五脏六腑都错了位。他能活下来不啻为奇迹。等他终于离开病榻，移步户外的阳光下，已是形销骨立，衰如槁草，一阵山风都能将他吹倒。
一天他问别人借来一面镜子，镜中的形象使他大吃一惊。这一病，他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顶都快秃了。两只眼睛深陷成两个黑洞。皮肤又干又黄，脸上皱褶横生，像劳作一世的老农。这副模样，谁能认出他就是不久前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位英俊潇洒的达西先生呢。
当时根据地有位导演一眼相中了父亲气质不凡，他要父亲在话剧《傲慢与偏见》中扮演达西先生一角，父亲被他的约请逗乐了，声明他这辈子从未上过舞台。导演说这不打紧，演就是了，于是父亲就扮了一回傲慢的达西先生。
据父亲说尽管他毫无演技，他们的话剧在当地还是引起不小的轰动。农民们即使看得一头雾水，也还是非常喜欢，倾村而出。他们只觉得话剧这种东西奇怪又好玩，父亲说，我们扮演的英国绅士淑女个个都很滑稽。
父亲康复后被派去延安工作。40年代初，延安地区外语人才不多。晋察冀的领导发现父亲英语不错，还懂一点法语，便立即送他上延安当翻译。因此整个战争时期父亲的从军徒有虚名，他始终就没向敌人发射过一枪一弹。
至于和他一起的同学，有些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有些则留在农村打游击——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由党组织来决定。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对这些安排并无二话，他们在入党时曾宣过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
父亲入党不算，连名带姓都改了。他原名刘炽昌，跟祖父姓，名字也是他祖父给起的。一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父亲就改姓于，名山。当时投奔革命的城市青年一般都爱起单名儿，而且笔划简单，叫起来琅琅上口。
以前我总以为父亲改名只是为了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后来我的革命热情灰飞烟灭，才意识到父亲改名还在于保护奶奶和在北京的亲人使他们免遭日本宪兵和国民党特务找上门的麻烦。
其实父亲说过他参加革命的真正原因，乃是我曾祖父。日积月累，老太爷对全家人，尤其是对奶奶的欺压侮辱激起了父亲的无比愤恨，他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旧制度，打倒封建专制，铲除一切大大小小的封建暴君，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新制度，再不允许人压迫人，这样奶奶的生活就不会像往日那么艰难了。
带着这一梦想，父亲上了太行山。临别时他并没有告诉奶奶他的去向行踪。多年来奶奶一直以为他像叔叔、姑姑一样在大后方读书，这对奶奶来说倒真是难得糊涂，倘若她对父亲的真实处境稍有所闻，她非担心得折寿不可。
至于奶奶那些年在北京的生活，我从她那的两个忠心耿耿的老太太那儿听到过一个故事。
父亲离家前有一天，动手在院里种了一棵山药。这不过是心血来潮之举，父亲自己也很快忘了。不久他便离开了北京。而那山药十来天后竟抽了芽，奶奶看到后弄了个考究的栅栏将山药围了起来。
山药本是多年生的农作物，登不得大雅之堂。奶奶把它置于花园里，与牡丹玫瑰等名花为伴。不多久，山药的嫩藤便爬满了太湖石。
那段岁月，奶奶对几个孩子牵肠挂肚，其落寞可想而知。战火连天，路途险阻，他们兄妹都渺无音讯。奶奶忧虑难忍时，便去向那棵山药窃窃私语。
有时山药树善解人意似地默默听她倾诉，只是无法开口安慰她；有时熏风徐来，心形的绿叶婆娑起舞，发出沙沙声响，奶奶只把这看作是山药用一种秘语向她吐露天机。凭着深厚的慈母之爱，她听懂了山药所传递的消息。一颗焦灼的心平静了。她感到只要这山药依然枝叶繁盛，向她说着悄悄话，孩子们便都健在，逢凶化吉。
奶奶日夜祈祷，求祖宗保佑她的孩子平安归来，求上苍使得人间战火早日停息。1945年日本投降，叔叔和姑姑终于回到奶奶怀抱，而奶奶等父亲却一等又是十个春秋。
6 叔叔是个纸老虎
我们1956年从瑞士回国，奶奶终于圆了她的心梦：一家人骨肉团聚，三代同堂。此时，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已去世，奶奶成了一家之主。
虽然我不曾见奶奶读过《老子》，她的治家之道倒是深得个中三昧。老子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说让世间万物自由自在，率性发展，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偏偏姥姥家就有着许多规矩。饭桌上，我拿筷子的姿势总是不对，手肘不可撑着桌子，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不礼貌，连筷子碗碟也不能碰出声响。吃饭时我自始至终得端着饭碗，水或饮料是不能和食物一起上桌的，汤则必须吃完饭才开始喝。
这些清规戒律使我对姥姥家的饭桌敬而远之。虽说姥姥做的南方莱大人都赞不绝口，我一小孩，对吃什么并不在乎。不是说自由最可贵么？
奶奶家最自由了。我乐意的话，爬石上树、搭梯打枣都不成问题。那年国庆节的晚上，小牛、小强和我还获准爬上奶奶住的大瓦房的房脊，看天安门的焰火。
后院的老槐树，枝桠横逸。那天晚上挂住了几顶被西南风吹来的小降落伞，每一顶都有方巾大，还带了个哨子。对我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激动万分，焰火放完了还不肯从房顶下来，希望有更多的降落伞飘来。父母对我颇有温色，奶奶则一笑置之，说多呆一会不碍事。
在奶奶的家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以前我总是形单影只，现在我可以跟小牛、小强和邻居家的小孩玩儿。那条街上家家的大门白天永远敞着，孩子们随时都能东家西家地串门儿。在这种环境里，我的心里很踏实，不像在瑞士，老莫名其妙地怕这怕那。
偶尔我父母也会对我发脾气，他们觉得我太野了。遇到这种场合，大家庭中总会有人出面为我说情。奶奶是我最大的靠山，她一出面，狂风暴雨无须多久就化为和风细雨，然后乌云四散，我的周围重又洒满阳光。
奶奶年事虽高，思想却开化。比如说，她从不像别的老太太那么重男轻女。我反倒觉得她对我比对男孩们更疼爱。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旗人独有的传统，女孩在家中受到优待，因为将来（其实是过去）每个女孩都有人宫的机会，若蒙皇上宠幸，或可成为妃子皇后，那可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又或者，奶奶念我是个女儿家，接她的经验，中国的女子讨生活不容易，将来的日子里，有的是飞短流长、明枪暗箭在等待着我。
在奶奶家的其他人也都过得不错。大人们不论男女，全都参加了工作。新社会，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又没有病的年轻人不工作是件丢人的事。坐吃家底的人被看作寄生虫，尽管有钱，仍遭社会唾弃。时代不同了。
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婶婶总是轻手轻脚第一个起床。她在北京东郊一家纺织厂上班，路上乘车足足得花一小时，她6点半就得出门。
婶婶一走，院里又安静下来，父亲、母亲和叔叔都还没醒。他们是夜猫子，清晨睡得正香。挂钟敲了7下，他们才老大不情愿地离开热被窝。然后我就听见他们从脸盆架上取下铜盆，到厨房打水洗脸。之后就是哗哗的刷牙声，呼噜噜往院子地上喷水。再后来，他们会说太迟了，来不及吃早点了，旋即风也似地冲出门去。
这段时间我醒着，躺着，外面的动静声声人耳。奶奶的房子一间间只用木板隔开，顶蓬更是纸糊的。北京的老房子大抵这般建造，大概意谓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砖墙是用来隔开外人耳目的。
老人和小孩不用赶时间，起得迟，吃早餐也迟。我们有一整天的空闲玩耍、讲故事，那时还没人听说过有件东西叫“电视”，所以我们也不感到有什么缺憾。没有电视我们已经够开心够忙乎的了。
树上蝉儿在嘶鸣，我们便把猴皮筋用火烧化抹在长竹竿的一头去粘它们；墙脚有蟋蟀在叫，我们又赶去用水灌人它们藏身的砖缝里，将其一一逮住。第二进院子里有两只大瓦缸，金鱼在睡莲间悠游穿梭。屋檐下燕子筑巢哺养它们的儿女。有时我们从槐树上采下槐花，吮吸花蜜；有时我们拿一把杨树的叶茎，玩拔河比赛。
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奶奶的箱子里寻宝。我们翻到的宝贝有：一枚发亮的桃仁，上面雕了一棵树和五个孩子，奶奶说这叫“五子登科”；一枚银匙，匙柄上刻了一嘟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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