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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后武工队屡建奇功
　　１９４２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决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
　　１９４３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１１５师就派出６００余人，组建了４３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看坡队”和“打更队”是武工队在敌后组织的秘密抗日武装。“看坡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他们撑腰，他们就纷纷参与，建立反“征粮”合同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大多数地区都开展得很顺利。到了收获粮食的季节，武工队即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当日伪军到乡下抢粮、催粮的时候，他们就以袭击的方式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有些武工队还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在夜间组织群众收获粮食，由武工队担任警戒。一过半夜，就打一阵枪，然后把伪装成粮车的大马车赶到日伪军的据点附近，故意让敌人发现，但敌人却不敢走出据点。到第二天，武工队便放出消息，说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伪军和汉奸。他们经常化装进城或进敌人的据点，对罪大恶极的卖国分子就地正法，杀一儆百，以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北海区的九区川里乡有个伪乡长，名叫蒋仁斋，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虽然武工队多次教育，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北海武工队就决定除掉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潜入蒋宅，活捉他，予以枪决。第二天武工队以县政府的名义，把蒋仁斋的罪行写成布告，张贴于大街小巷。武工队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当地的其他敌伪人员。这些家伙坐卧不安，生怕武工队找上门来算账。有的还找到武工队，请求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为八路军和群众办事。武工队根据具体情况，对敌伪人员区别对待，除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外，对其他的人则实行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进行争取，使不少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转而倾向抗日力量一边。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武工队还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以点“黑红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进行喊话时，先将这种方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临沂南王家镇马石河紧靠伪军的据点，有个汉奸叫刘清臣，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几次警告他仍不改。当地武工队将他捉住处决，并把“汉奸刘清臣作恶多端，八路军代表人民处决”的字条贴在其尸体上。这种行动对其他汉奸和伪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工队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的“唤子索夫”和“一封信”运动。武工队还对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策反对象，与其交朋友，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的组织成为表面上应付敌人，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武工队组建的民主政权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家伪军的招待所，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仅在１９４３年，山东的八路军就瓦解伪军７０００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１０００多个秘密关系。
　　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后，还按照罗荣桓等领导人的指示，以民兵、妇救会、儿童团以及看坡队、打更队等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实行联防。联防的方式是，当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各种信号，通知附近地区，村村作好战斗准备，一处打响，八方支援。在漫长的边沿区构筑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铁道线上“飞虎队”
　　一提到铁道游击队，人们马上想起《铁道游击队》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刘洪、李正等等，人们无不为他们高超的本领而啧啧称奇。其实《铁道游击队》的原型就是鲁南铁道游击队。
　　鲁南铁道游击队于１９４０年２月成立于山东煤城枣庄，队长洪振海，是小说和电影中刘洪的原型，政委是教书出身的杜季伟，副队长是王志胜，队员主要是爱国矿工和铁路工人。开始时称为鲁南铁道队，亦称鲁南铁道大队，隶属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部（后改为苏鲁支队）领导，不久归鲁南军区建制。在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时，铁道游击队成了铁路沿线敌后武工队的组成形式。而鲁南铁道游击队则是众多铁道游击队中的佼佼者。
　　鲁南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津浦、临枣（临城—枣庄）、台枣（台儿庄—枣庄）３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神出鬼没，飘然而至，隐忽而逝，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战略运输。平常，他们以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为生活基地，与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枣庄以北就是１１５师主力所在地。当敌人出动大部队“围剿”时，游击队就暂时隐蔽到山区去；敌人一退，他们又立即上岛，继续寻找机会在铁路线上与敌人作斗争。
　　在整个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进行了几次著名的行动。其中有打票车（运钱的火车）、二次血染洋行、奇袭阎团和临城、沙沟截布等。
　　１９４０年７月，铁道队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的困难。铁道队的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搞一次日军的票车。于是他们通过关系找到了跑连云港的伪车队长，了解了日军票车的行动规律。每星期六，铁路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辆车向济南交钱。于是，他们派人化装侦察，摸清了日伪军押车的有关情况。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铁道游击队选择了１２名作战勇敢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选择目标，稳住敌人；副队长王志胜带２０名精干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队长洪振海和曹得清则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到了星期六，铁道游击队按计划开始行动。先期上车的队员都盯上了自己的目标，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曹得清就跃上火车头，打死了一名司机，另一名司机则被捆绑起来。随后，驾驶着火车向前行进。列车一到预定伏击地点，猛一刹闸，车速放慢，王志胜带领队员爬上了火车，与车上的侦察员们互相配合，全部杀死了押车的２０余名日本兵。随后他们来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的袋子一一抛下。这次行动共得款８万余元，并缴获短枪８支、长枪１２支、手炮１门和机枪１挺。而铁道游击队则无一伤亡。
　　打完票车后，铁道游击队还觉得不过瘾，决心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个二次血染洋行。时间定在８月，当时的洋行戒备非常严，但王志胜在洋行的三掌柜金山（日本人）的带领下，对洋行进行了侦察。王志胜回到队里后，介绍了洋行的情况，大家决定当天就行动。晚上约１０点钟，王志胜带领３２名队员到了洋行附近。因为墙上有电网，他们只得从墙上钻洞进去，直到凌晨４点，墙才钻透。进去的人分为４个小组，按照预先的作战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将４个房间的敌人全部干掉。这次行动共杀死１３名敌人和１名翻译，缴长、短枪６支、手表和怀表１００多块。
　　１９４１年６月，铁道游击队又进行了一次奇袭阎团、临城行动，并取得了胜利。阎团即由阎成田任团长的一个伪军团。当时，该团由太安调至临城一带驻防，其中一个营驻在微山岛上。这个团与日本人一起在周围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并直接威胁到在湖区活动的抗日武装。因此，铁道游击队与其他兄弟部队决定歼灭敌驻岛的那个营。在一天夜里，铁道游击队与其他部队一同登上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直捣敌营部，击毙敌营长，俘虏敌副团长，全歼该营，缴获轻重武器２００余件。后来，铁道游击队又化装成阎成田团的伪军，袭击了临城车站，并成功地把此事嫁祸于阎成田。日军把阎成田团的３００余人押解到东北煤矿做苦工，阎成田及其主要副手，则被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捅死。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破坏，部队穿衣成了问题。铁道游击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从日军手中搞一批布。他们在沙沟车站找到内线，并了解到不久将有一批布南运。内线在火车停在沙沟的时候，将沙子放进了火车的油壶里，迫使列车在临城站修理，拖延列车开出的时间。到了晚上，列车终于开动了，但内线又准时拔掉风管和销子，使两节运布的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面的塘湖附近。两三个小时后，布大部被卸下，没卸下来的被放火点燃。就在这时，又从对面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军列，还没等军列靠近，铁道游击队就对敌进行射击。军列不但没停，反而加速，结果与燃烧的运布车厢相撞，日本兵死３０余人，重伤不计其数。这次行动共缴获布１．８万多匹，日军军服８００余套，还有部分毛毯、药品等。
　　铁道游击队还时常担负安全护送高级干部过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