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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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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受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来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一开始,“抗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发展进步力量这一工作,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性质的国民党的念头,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实际上违背了“国民抗敌协会”多数成员的初衷。1940年7月,山东分局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去许多干部。这样一来,“抗协”是既有“党”,也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出现了与共产党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115师的领导人,特别是罗荣桓对建立和发展抗敌自卫军有不同看法。1940年11月19日,罗荣桓与陈光在给115师各单位的指示中提到,对于“抗协”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与对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武装,须帮助掌握,防止“造成与我对立现象”,发现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者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理。但这些指示,并未根本解决“抗协”的问题。
不久,刘少奇来到山东,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这一让人头痛的问题。
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遵照上述原则,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10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6月18日,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
7月13日,“抗协”山东省总部通知各级组织,将“抗协”的半政党性质改变为统战组织性质,同时做好解散的准备。
当年下半年,“抗协”的各级干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经济等部门任职,“抗协”的活动逐渐停止。
“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3年8月,耿光波、杨希文等还被选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李澄之等被选为参议员,稍后,许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治军有方
如果说部队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这个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素质高不高,部队的战斗力强不强,关键就要看这支部队的领导是否治军有方。在这方面,115师的两位主要领导,特别是政委罗荣桓,有自己的主意。
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受到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了经受住这场严峻的考验,罗荣桓认为要提高部队官兵的素质,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人数的增加。素质的提高包括3个方面,一是军事素质,一是政治素质,还有文化素质。
一般来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每个军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对于军事训练,大家的思想都比较统一。但对于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多人就不那么重视。115师领导在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注意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
1942年“八一”军政大检阅以后,从8月22日开始,115师在蛟龙又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抗战4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由萧华作报告,报告稿是按照罗荣桓的意图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萧华的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在政治工作方面,罗荣桓一贯强调政治和军事要紧密结合,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他在1941年4月24日的司令部部务会议上说:“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的总方针在某些部门中的具体实现。”
罗荣桓认为,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表现在它用不同于军事工作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军事工作争权。他在教导2旅工作总结会上说: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稳定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和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力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法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努力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罗荣桓认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他强调,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说,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与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军事指挥员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士兵们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为政治干部作出表率。他在听取别人意见时,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讲错了的给予正确的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帽子,使别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抗战初期,有位团政委调到机关当组织干事,不安心机关工作。罗荣桓从侧面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就与这位干事拉家常,先问他是哪里人,哪一年参的军。然后说:“在组织干事中,你的资格是最老的吧?”
“是的。改编八路军时,给我评的是少校干事。”
罗荣桓又问:“论部队实际工作经验,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
那位同志笑了一笑,感到是对自己的鼓励。接着,罗荣桓便谈到机关工作与部队工作同样重要,机关干部不能光用年轻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有一些资格老一点的、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作骨干。他好像是与那位干事一起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批评和指责,那位干事本想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但是听了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重要,感到领导的信任,便不再提个人的要求了。
为了提高115师政治工作的效率,并且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的作战情况。他常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
与此同时,罗荣桓要求军事、供给、卫生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增强党的观念,尊重党的工作机关。在他的倡导下,115师规定,旅长、团长调动工作,除条件不允许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组织部来谈话和办手续。所有党员对政治机关提出的政治学习、支部工作等各项要求,都要积极响应,认真完成。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状况。党员交纳党费、转组织关系,都要自己去办,不允许由秘书或通信员代替。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15师在抓政治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干部的教育问题。特别是罗荣桓对此事抓得非常紧。早在1940年3月24日,罗荣桓在《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准须认为是提高政治水准的重要手段,不能识字要识字,不能阅读要阅读,不能书写要书写,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准不仅限于在一般党员中……还应包括上级干部,须按个人现有程度提高。”
罗荣桓经常对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点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115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罗荣桓在签发《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文件之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调查。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他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开我还不晓得呢。”李梓斌回答。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长、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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