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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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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1943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115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6个大战略区中,1942年和1943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1938年8月,萧华率343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2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拥有14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1939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1939年9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115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115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400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1941年春天开始,115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115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1941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6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1942年春,山东分局与115师决定把1939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日伪军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到1942年下半年,区内的日伪据点林立,90%的老百姓被迫向日伪军缴纳租税,多数的地方政权是表面上应付八路军,而实际上是服从日伪军,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上为日伪所控制,八路军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山东军区的一项决定成了黄骅被刺的导火索。
1943年3月11日,在实现山东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仁甫却认为是山东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队的干部压地方干部,心里就憋了一股怨气。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1940年调离边区,担任过115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因为他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到1942年春,山东军区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鲁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经常给一些人小恩小惠,这些人受了他的笼络,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为此,当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经常帮助他,他却非常反感,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当他接到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后,便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了边区,夺了他的权。他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在暗地里设计自己的阴谋。1943年6月30日晚,黄骅和卢成道等人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黄骅等与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和卢成道等5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后来被争取过来,仍匪性不改。这次刺杀黄骅,就是由邢仁甫策划,由冯冠魁实施的。
刺杀黄骅的事件发生后,邢仁甫频频地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发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根本不承认此事与他有关。同时,还挑拨拉拢一些人,要把部队拉出来,跟他“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由于山东军区尚未掌握邢仁甫刺杀黄骅的确实罪证,所以罗荣桓等人决定继续对他采取挽救的方针,但也没有重用他。
到了1943年年底,邢仁甫觉得这样呆下去迟早要暴露的,所以就投降了国民党,由天津到了洛阳。他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原来盘踞的小岛时,跟着他的那部分人早已回到了军区的怀抱。最后,他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才被捕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黄骅被刺后,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下决心整顿冀鲁边区,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军区,由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第十四章 复杂局面
第十四章 复杂局面
当时在山东的各种势力中,虽然各自的企图和目的是多种多样,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这三种主要力量中,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是可能结成联盟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按道理讲,日伪军是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共同的敌人,但有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同伪军或日军暗地里进行勾结,对付八路军。如果说,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但在国民党军队频频发动反共高潮后,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就变为两个,一个是继续与日军作战,打击侵略者;另一个就是在争取与国民党军队建立联盟时,还要应付自己的老对手——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派对共产党发动的进攻。这样,山东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
新的考验
1942年底和1943年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变化。德、意、日为代表的轴心国已开始走下坡路。
1942年11月下旬,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发动了围歼德军集团的战役。战役于1943年2月2日结束,苏联红军共歼灭德军约30万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在非洲,德国人的运气也不好。1942年10月下旬,英军在北非实施了阿拉曼战役,英军共歼灭德军和意大利军队5.9万人,虽然未能全歼“沙漠之狐”隆美尔指挥的军队,但这次战役却使北非战局发生了有利于盟军的转化。
1943年2月,日军在重新夺取主动权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
另外,苏、美、英三国正在商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在中国战区,情况也不错。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已草拟完毕,不久就要洗刷被日本人逐出缅甸的屈辱。
这些对蒋介石来说,都是好消息。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德、意、日三国的前途不太妙。蒋介石庆幸自己没有站错队,要是当初听了有些人的话,真的投降日本,到头来不但总统的位置保不住,并且还要成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等盟军打败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以后,就会挥师东进,他就可以不费气力地赢得抗战的胜利。
蒋介石打算的未来如梦一般美好,可他听到的并不全是好消息。
在敌后,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进一步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蒋介石似乎看出了苗头,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等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力量将相差无几。每当想到这些,他就感到如坐针毡,如鲠在喉,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蒋介石不允许共产党到处“游击”。他不想看到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大。有盟军帮忙,还用得着共产党吗?他比以前“清醒”了许多。既然抗战胜利是迟早的事,那么“安内”当然要比“攘外”更有油水。于是,蒋介石悄悄地做起了“手脚”。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公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共产党的头上,把共产党说成是“奸党”,把八路军和新四军说成是“奸军”和“新式军阀”,把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污蔑为“新式割据”。在这本书中还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当年年初,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包围共产党根据地的一线部队,对共产党进行严密封锁,以阻止共产党武装向外发展,并要求各“清剿”部队认真包围进剿,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如不可能时,即对日伪军后方实施压迫,从而达到封锁共产党、八路军的目的。
山东的八路军与其他各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一样,要同时对付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经受住各种考验。
友谊之手
罗荣桓到苏北治病,之所以匆匆赶回山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李仙洲部到了山东,引起山东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成为115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李仙洲,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山东长清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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