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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敌人“捉迷藏”。
　　一次，罗荣桓及其随从人员在沐河东岸一个村子里宿营。参谋肖剑飞正在同各个情报站通电话，了解各地敌情。突然，有人插话进来，在电话中大讲“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处，还对八路军进行谩骂。肖剑飞马上意识到这是敌人。他便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大好形势，痛斥日军和伪军的罪行，做起了敌人的“思想工作”。由于当时电话的质量不高，肖剑飞的声音很大，吵醒了睡在隔壁的罗荣桓。
　　罗荣桓命令肖剑飞立即停止与敌人通话，然后命令机关马上转移。以往八路军的转移大都是在黄昏以后，而这次却定在上午，机关的很多参谋都感到这样做容易暴露目标。罗荣桓认为，上午转移存在危险，如果等到黄昏再转移，危险就更大。因为敌人可能已经测出与其通话的一方是领导机关，并大体了解具体方位和相互之间的距离，如不及时转移，十有八九要遭敌人合击。于是，连做好的早饭都没有吃，罗荣桓便带着机关，同特务团兵分两路，进行转移。罗荣桓带着机关钻进一片杂树林。有些参谋问他：“万一碰到敌人怎么办？”罗荣桓说：“那就进行战斗。但今天这种情况必须转移。”
　　走出２０多公里，罗荣桓看到已摆脱了敌人，才命令部队休息，埋锅造饭。饭还没有做好，侦察员就来报告说，早晨住的那个村子已遭敌人合击。罗荣桓听后微微一笑说：“等敌人明白了追过来，我们可又转移了。”
　　就是这样，罗荣桓靠其对情况的准确判断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挽救了机关，并赢得了广大参谋人员和手下干部的尊敬。山东八路军逐渐摆脱了困境，从被动到主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泽东看人看得很准，罗荣桓确实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
　　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８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对山东军民的胜利进行了评述。社论指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我军已由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进攻作战，不仅能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而且开始攻入和收复敌占县城。
　　是啊！日本鬼子已经“扫荡”了我们７年，这下颠倒了位置，八路军开始“扫荡”日伪军了。
　　攻心为上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电报说：“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而山东距日本最近，海岸线很长，必为敌人所重视。现局势既已打开，应采取……以巩固为主的方针，埋头巩固新开辟地区工作。”
　　其实，这段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山东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是指山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对于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表扬和关注，罗荣桓非常重视。他决定采取行动发展自己，保存最有利的反攻阵地，争取迅速打通铁路线以内的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之联成一片。这次行动的方针就是：以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配合，软硬兼施，攻心为上，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争取伪军的起义。
　　在山东的各种力量中，伪军的人数众多。虽然他们的实力最强，但也是最受气的。他们经常遭到八路军的打击，也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还要受日本人的气。这些人成份复杂，既有原来的土匪，有日军招降的国民党军队，也有日军占领山东后新组建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头，多数都是些见风使舵的人，谁的势力大，就跟谁走。在他们感到走投无路时，是很容易做通工作，举行起义的。
　　早在１９４４年７月，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就取得了成功。当时，渤海军区为了缩短与鲁中区的联系，便以１２个连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出击。这时，伪军建国军暂编第１师王道部驻扎在寿光县西北的丰城。此前，王道部倍受日本人的气，在渤海八路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准备弃暗投明。罗荣桓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派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牟宜之去做王道的工作。牟宜之，日照人，是王道的同乡和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原是沈鸿烈所委任的乐陵县县长，当萧华１９３８年抵达冀鲁边时，他将政权和武装全部交出，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他曾去过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过统战工作，还到过延安谒见过毛泽东，后又回到山东。牟宜之到达王道的驻地后，便与王促膝长谈，对王讲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消灭刘桂棠和讨伐吴化文的战斗……经过半年的工作，王道决心脱离敌伪，当渤海军区部队出击时，他率领１６００余人宣布起义，以后该部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１旅，王道任旅长。
　　罗荣桓决定对伪军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也是从王道起义这一事件中得到启发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又取得了成效，争取了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起义，攻克了莒县县城。莒县是山东的大县，处于滨海区中心，当时就有９１万人。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日军历次对鲁中、滨海两区进行“扫荡”的重要基地，城防工事经营了５年多。莒县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共３０个中队，其中１６个中队驻城内，１４个中队分布在外围据点及莒县枳沟一带，城内另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
　　莫正民是莒县人，贫苦人家出身，抗战初期曾与共产党员王东年共拉队伍，并参加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后来所部被国民党高树勋部编为一个独立旅，莫正民任旅长。他脱离高树勋部队后，在日军的压迫下当了伪军。１９４２年７月，该部配合日军由莒县向南蚕食时，曾遭到滨海八路军的严重打击。莫正民为缓和局面，派人与八路军联系。于是，八路军在该部建立了联络站，开始争取工作。起初，由于缺乏经验，拉得多，打得少，斗争不够，工作没有多大进展。１９４４年３月，八路军计划消灭莒县南部夏庄一带的日军，本已同莫正民联系好，让他们放弃莒县南部，驻守北部。然而，当八路军向日军发动进攻时，莫正民部的第２大队反而坚守待援，于是八路军在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后，捎带着将他的第２大队击溃，俘获大队长刘振亚，然后给莫正民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指出他们言而无信，咎由自取。随后，山东军区又派牟宜之与莫正民会晤，劝莫要改邪归正，戴罪立功。
　　为了促使莫正民反正，罗荣桓决定对莫部反动分子王介千所率的第３大队进行打击。莫正民亲自带领三个中队增援，半路上遭到八路军阻击，伤亡惨重。事后，莫正民又主动派人与八路军联系，表示要重新搞好关系，并同意八路军加派联络人员，在他的一些据点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从此，莫正民态度好转，与八路军的关系也渐渐密切起来。后来，八路军放回了在夏庄战斗中俘虏的刘振亚，莫正民更是深受感动。不久，他又听说７月间率部投奔八路军的王道被杀了，他又开始怀疑动摇。于是八路军乘他的副官长来联络的机会，让王道同其会面。副官长回去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莫正民。莫这才算放了心，立即表示：“我姓莫的抗日走在王道的后面，但一定要办得比他漂亮。”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山东八路军决定集中滨海军区第４、６、１３团，鲁中军区第１团及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１旅约一万人，攻打莒县县城，并要求莫正民起义作内应。
　　１４日下午，攻城与起义同时开始。八路军工兵穿上莫部的军服混进城，炸掉了日军的炮楼。以此为信号，八路军开始发起进攻，城内莫部发动起义。八路军在起义部队的协助下，解放了莒县县城，活捉了伪县长、日军教官和军事顾问等。
　　莒县解放后，罗荣桓、黎玉和萧华嘉奖了参战部队。莫部进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东军区独立第２旅的番号，并由莫正民任旅长。
　　在王道和莫正民起义后，滨海军区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部１３００余人反正；鲁中军区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１０团团长韩寿臣部１８００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８３００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四个独立旅。此外，还有千人以下规模的反正伪军１５０多股，共７０００余人。其中包括胶东收复荣成县城时反正的伪军滕品三部六个中队；杀死日军１７人宣布反正的威海刘公岛伪海军一部，与荣成龙须岛反正的一股伪军共６００余人。这三支部队反正后被编成了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这些伪军的起义，不仅有力地破坏了日军奉行的“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而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投降后，山东伪军大多数立即与国民党军队合流，投入了内战的战场。而１９４４年山东军区争取大量伪军起义，实际上对蒋介石战后利用伪军反共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显然，这也是罗荣桓为战后作准备的一步好棋。
　　“必须以我们为主”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日力量已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在很多战场上，抗日力量，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开始实施反攻，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已由１９４４年的４７万增至９０万，几乎扩大了一倍。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荣桓被选为中央委员，黎玉和万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因为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没有去参加这次会议。当会议的有关情况传达到山东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干部们纷纷向罗荣桓表示祝贺。
　　为了贯彻党的七大精神，并结合山东军区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罗荣桓于５月８日发表了《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早已选定了人民的路线，新民主主义路线。但是，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少数人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党的分裂，害怕国民党制造内战。他们只看到装备就是准备反攻的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因而认为依靠国民党才可能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只能起配合作用。
　　当时，在党内有上述错误倾向的人占一定比例。抗战８年来，国民党先后掀起了３次反共高潮，但有些人还是没有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对国民党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们把搞好两党之间的关系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没有勇气去做可能会使国民党感到不快的事情。还有的人觉得，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抗日战争的反攻必须依靠国民党。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对中国抗日力量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罗荣桓在文章中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这一问题，罗荣桓早在１９４４年军事工作会议时就已提出。他在那次会议的总结中说：“……准备和进行反攻，必须以我们为主，不能依靠盟国，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