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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红飘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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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今天听来却也不无道理。王稼祥只望了他们一眼,又把头侧过来躺着去了。
说实在的,这两个参谋无意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与不安,促使他反省自己的责任。“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称为某种路线的“四大金刚”。然而他心中却不无隐痛。中央苏区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右倾”和“狭隘经验论”。情况汇报到中央,中央还认为批得不够,说是以“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所以就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批判,这就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王稼祥实在听不下去。因为他自进入苏区已经同毛泽东有将近两年的合作经历。他不仅感到毛泽东学识渊博,对中国社会理解透彻,而且在军事上确实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外,所以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的军事职务时,他是反对把毛泽东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地交流。谈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哦!”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张闻天到政府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逝,唯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到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刚才两个参谋的谈话,又一次勾动了他心之深处的情愫,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唉哟!”只听担架上叫了一声。原来一头驮炮的骡子挤上来,几乎把担架撞翻,担架员打了好几个趔趄,才站定了脚步。
“你们长眼睛了吗?”几个担架员瞪着炮兵狠狠地骂道。
年轻的医生小彭和几个警卫员,也纷纷赶过来责问:“把首长碰坏,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算了,算了,”王稼祥摆摆手。“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担架停在路边,等炮兵过完,才继续上路。
路上又歇了几次,才爬上三千界的山垭口。王稼祥向西一望,紫蒙蒙的云气一片迷茫,在那层层叠叠的山海上,停着一轮血红的落日。
“咱们歇歇吧,同志们也太辛苦了!”
王稼祥招呼担架停下来。他自己离开担架活动了一会儿,随后要过望远镜,站定那修长的身子向东凝望。只见界首浮桥那里,已不见人影,显得气象森严,仿佛部队过完,指挥部已下令封江。北面一带松林中,枪炮声也渐渐稀落,自北而西的条条道路,都有红军密集的队伍,正向西面一带大山撤退,那想必是鏖战数日的一军团了。而那弯弯曲曲的湘江上,仍然断断续续地漂浮着尸体、圆圆的斗笠和文件……
这时,飞机又在上空出现。人们正在纷纷隐避,下面山径上却有几个人不慌不忙地走着,后面还跟着一匹白马。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步态悠然,象若无其事的样子。警卫员小丁一看急了,就尖着嗓子嚷道:“那是谁?注意防空啰!”
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停住脚步,仰起头看了看飞机,见飞机拐了弯,就又走起来,还是那样步调悠然。小丁还要再喊,被年轻的彭医生止住:“你瞧,是不是毛主席过来啦?”
一说是毛主席,王稼祥急忙收起望远镜,往下一看,见前面那个高个子微微驼背的姿势,果然象毛主席,就往下迎了几步。
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警卫员,已经走了上来。王稼祥仔细一望,见毛泽东面容黄瘦,颧骨高耸,疲惫之中还带着病容,显得相当憔悴。过长的头发从他那八角军帽的两侧露出来,身上满是灰尘,还背着一把破雨伞。
不知怎地,王稼祥顿然升起一种怜惜之情;就走上去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你的身体看来很不好呀!”
“主要是睡眠不好。”毛泽东微微一笑。
接着,他关切地问:“稼祥,你的伤怎么样啦?”
“还没有太恶化。”王稼祥指指山垭口下面的担架员,“就是苦了他们。”
说着,他拉着毛泽东,靠着一棵大树坐下来,颇为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今天遭受这样大的损失!”
毛泽东低下头想了想说:“大概也只能如此!”
“你看,这种打法行吗?”
毛泽东笑了一笑:“这叫‘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这种局面能继续下去吗?”
听见这话,毛泽东蓦然一惊,侧过头来望了王稼祥一眼,没有说话。
王稼祥聪敏的眼睛一闪,知道毛泽东不好说什么,就接着说道:“现在实际上就是李德专权,博古什么都听他的。应当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眼睛一亮,象电花闪了一下似的。但是,他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才说:“办得到吗?”
王稼祥似乎胸有成竹:“我想提出,开一个会,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那好。”毛泽东紧紧握住王稼祥的手说。“恐怕还得活动活动。”
两个人站起来,都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先送王稼祥的担架上路,随后跨上白马。
夕阳已经落山,山路渐渐溶进夜色里。毛泽东听着得得的马蹄声,眼前出现了一幅又一幅的图画。而首先出现的一幅画面,是江西宁都的一座祠堂。那时也象现在这样暮色低垂,会议经过对他的激烈批评之后,要最后决定了。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有三个人是不同意让他离开部队的。一个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那个脸上已经开始出现皱纹的,完完全全象老农民的朱德。你想不到这个一天到晚对谁也笑嘻嘻的人,在关键时刻竟然如此倔强。他的嘴角下垂着,灼灼的目光凝视着屋角,就象大山一样岿然不动。而另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积极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第三个就是这位年轻的、修长的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毛泽东,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就萌发在心底了,这幅图画就象刻在心上似地终身难忘。今天,他又看到这只年轻的手要支持他了。在深浓的暮色里,他脸上出现了长期不曾出现过的从内心里露出的微笑。……
(三)
周恩来和博古一行,于黄昏时分赶到油榨坪。
油榨坪是山凹间的一座小镇。说是小镇,其实只不过一二百户人家,只是一道小小的市街而已。街上都是古旧的木板房,有十数家店铺。小镇南面有一道不算很窄的小河,那就是资水;不过她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北面几十里外就是她的源头,名叫资源。
警卫员们很快就找到了总部。因为那时穷苦人家房子窄,无法悬挂地图,总部多半设在地主的庄宅。而且那门口总架有横七竖八的电话线,夜里常挂着一盏马灯,那是为了夜间送信的通信员容易辨认。现在,在靠河边的一处院子门口,一盏挂在树上的马灯,已经亮起来了。
周恩来和博古刚要跨进院落,听到里面有喝骂声和争吵声。他们走进门口一看,见李德站在上房屋高高的台阶上,叉开两腿,瞪着一双黄眼珠,正在高声斥骂。台阶下站着八军团一个年轻的师长,衣服挂得破破烂烂,还沾着不少血迹;旁边立着一个身着便衣的年轻妇女,低着头满面通红。周围站着总参谋部的作战局长和几个参谋。细看那位师长,虽然是立正姿势,面部却流露出不满甚至是轻蔑的表情。
身躯高大的李德,见周、博二人进了院子,立刻走下台阶,迈开大长腿跨了过来,先声夺人地说:“临阵脱逃!简直是临阵脱逃!一个师长竟出了这样的事!
如果不执行纪律,还能打仗吗?“
李德懂得三国语言——德语、英语和俄语,就是不会汉语。这次他说的是俄语,经过翻译,虽然尖锐性有所减轻,仍然十分刺人;那位师长又是愤怒,又是委屈,激动得眼都红了。
“你这是污蔑!”他对着李德高叫了一声;随后又转过脸,面对着周恩来。“我们一个师两三千人,打得剩了几百人,我把他们带回来了,怎么能说是临阵脱逃呢?”
“我问你,你守住了我规定的阵地吗?”
“那是因为敌人插到后面来了。”
两个人又吵起来。周恩来看了他们一眼,神色十分冷静,转过脸问作战局长薛枫:“电台架好了吗?”
“架好了。图也挂起来了。”薛枫很干练地说。
“要赶快了解一下湘江东岸的情况。”
“好。电台已经开始工作了。”
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过脸对着那位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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