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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一刻，我已经等了两个星期，我怎么能不快呢？
　　“Steiner和Kamal要的材料我已经送过去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主动请缨的我，脸上一定写满了同一个单词：Enthusiastic（热切）。
　　“你先试着自己做Comps和P…Paids，明天中午12点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3点，也就是说，我有21个小时来完成任务。
　　在分析员眼里，Comps和P…Paids其实都是最无趣的工作之一。虽然做到完美无缺，需要正确的判断和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们的计算却极其简单，绝不超过小学生都熟练掌握的加减乘除。然而，初入投行的我却把这项工作看得神圣不可侵犯。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财务分析！
　　十几家公司的10K和10Q堆在我的办公桌旁，有几千页纸。我迅速把自己埋在其中，按照培训期间学到的方法，铭记着checkthenumber（检查数字），生怕写错一个小数点，就会连累客户多付出几千万美元的代价。
　　但那天晚上，我却守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仔细核对。当我像交付心爱的宝贝那样，把完成的Comps和P…Paids交给Henry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你又早了12个小时！一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和你一模一样！”正忙着做另一个FairnessOpinion（公平意见书）的Henry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理解地笑了笑，“不过，明天中午我才有时间检查你的工作，赶紧回家睡觉吧！趁你现在有时间，多睡一些！”
　　Henry很有先见之明。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像那天那样在午夜12点以前回家，几乎成为了我最大的奢求。
　　决心说No！
　　做投行的那4年，我参与完成的最大项目是BP（英国石油）和Amoco（阿莫科）的合并。交易宣布那天，是1998年8月10日。当时，我已经离开纽约，迁往摩根斯坦利香港分公司工作。或许是因为刚搬到香港不久，炎热潮湿的天气和完全不同的工作让我每天心烦意乱，对纽约这个我仅仅生活了不到两年的城市，竟然产生了许多乡愁一般的怀念。
　　11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看到电话上红灯闪烁，显示我有新的留言。
　　我把电话放在免提上，心不在焉地一条一条过着留言。突然，一个我听过成百上千次、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出现了：AdresRubio！
　　我一把抓起了电话，Adres露出洁白牙齿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你好子墨！是我，Rubio，Gordan和Ji…Ann也在这里。”然后，电话中响起了Gordan和Ji…Ann与我打招呼的声音。
　　“我们的项目终于完成了。恭喜你！更感谢你过去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能够和你一起做项目是我们的荣幸，没有你在，我们的庆功晚宴会少很多乐趣，不过Adres会负责把纪念品寄到你手上。我们都很想念你！”印象中，一向严肃深沉的Gordan，声音从来没有如此欢快过。
　　的确，Gordan怎能不开心呢？BP和Amoco的合并价值560亿美元，超过了3个月前刚刚宣布的Daimler和Chrysler380亿美元的交易，是截至到那时最大规模的工业合并。以交易价格计算，新公司市值高达1400亿美元，不仅能够迈入世界三大石油公司之列，还将成为英国最大的公司。作为Amoco的顾问，摩根斯坦利也将从中获取巨额的顾问费用。
　　短短的留言让我思绪起伏，我的心仿佛飞回到了万里之外的纽约，而记忆也翻回到一年多以前，我加盟Amoco小组的日子……
　　1997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刚结束了一个内部会议，随身携带的呼机便“嘟嘟”地响了。屏幕上显示着7251，我知道，这是当时的AssignmentAssociate，SanjaySwani的号码，。
　　9年前的美国，手机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在许多投行里，呼机却是人手一个。火急火燎的传呼，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项目。早已经忙得晕头转向的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说No！
　　“可别告诉我又有新的项目，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星期了，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踏进Sanjay的办公室，我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他。
　　Sanjay是100％的印度血统，却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学一毕业，他就加入摩根斯坦利担任分析员，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后，又以经理的身份重回公司，并且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与他后来的太太，一个比我早两级的M&A分析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尽管级别相差五年，Sanjay在工作上却对我特别偏爱，所以和他讲话，我从来都是“没大没斜。
　　“至少先听听是什么项目再决定吧？”Sanjay神秘兮兮地关上门。
　　“我现在绝不可能再接任何项目了！”我摇摇头，态度坚决。
　　“Bob马上就要离开了，Amoco小组需要一个新的分析员。你知道，Amoco一直在寻找并购机会，另一方很可能是Mobil（美孚），如果成功了，将会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交易！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
　　“我当然知道你现在超级忙碌，但这是我们最好的项目，也是最优秀的小组，所以我让你选择，做，还是不做？”
　　难以抗拒的超级明星小组
　　Amoco小组确实是M&A的超级小组。
　　Bob是二年级分析员中最抢眼的一颗明星。两个月后，他将会加入TomLee这家著名的股本投资基金。投行分析员在工作两年后，都会重新选择去留。有人回商学院念书，有人去做基金或其他金融工作，还有一小部分留下做第三年的分析员。后者当中最优秀的，在第三年结束后便会直接升为经理。
　　另外，组里的领军人物GordanDyle也是位超级明星。他是达特茅斯的校友，年仅34岁，却少年老成，作风犀利，早在两年前，就荣升了M&A部门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
　　在Gordan手下，是美籍韩裔的Ji…AnnLee，也是M&A内部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
　　另外就是AdresRubio了。他是与我合作最多的经理之一，会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还特别酷爱体育运动。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棒球队，只可惜，这就像拥有一艘航天飞机一般不着边际。所以，他的打算是在投行“混”几年，等赚够了钱，就时刻准备去应聘棒球俱乐部的职业经理。每次来到我的座位旁谈工作，他都会把双腿翘到旁边的圆桌上，手里拿一个棕色的橄榄球，在半空中抛来抛去。虽然看上去的确有些混日子的吊儿郎当，然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的思维之敏捷、态度之认真，却无人能及。
　　这样的小组、这样的项目，无异于最完美的结合。能参与其中工作，更是一种无上的认可和荣耀。
　　但现实是，已经连续一周了，几乎每天我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在交易员们纷纷踏入办公室准备上班的时候，才拖着疲　惫不堪的脚步离开公司。每天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十七八个小时，再接一个项目，我怎么能吃得消呢？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神话故事里不吃不喝不睡的神仙姐姐！
　　Sanjay看出了我的动摇，接着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做，我就把它交给Dave了，但是，Gordan和Ji…Ann的第一选择是你！”
　　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明天下午Gordan要见客户，有一些简单的财务分析要做。”
　　“完了！”我长叹一口气，失望至极，“Yellowjacket（黄夹克，我正在参与的另一项目的代号）明天开董事会，单是准备他们的演示材料，今晚就通宵了，Amoco我肯定没时间做了！”
　　回到座位上，想到世界上最大的并购交易就这样和自己擦肩而过，我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像极了一个稳操胜券的运动员，偏偏在奥运会前夕受了重伤，最终，不得不无奈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我正对着电脑郁闷、遗憾，电话铃突然响了，是Sanjay：“子墨，我和Amoco小组谈过了。明天开会的工作Rubio先替你做，之后你再接手。Rubio说，只要能让你在这个组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感激，意外，欣喜……那一刹那，我恨不得奔上楼去，送给Andres一个热烈的拥抱。
　　投资银行等级森严，很少有经理会愿意屈尊来帮分析员做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们趋之若骛的项目上。我想，正是因为Andres给我的特殊待遇和组里成员对我的情有独钟，我才得以成为Amoco小组里光荣的一员。
　　疯狂的Bullpen生活
　　如果把投资银行比作一座金字塔，处于最底层的就是生活在Bullpen里的分析员，只有董事总经理才是稳坐塔顶的王者。董事总经理最主要的工作是从客户手里拿到项目。华尔街题材的电影所展现的生活，多是他们的写照。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庆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Club。席间，M&A和CorporateFinance化工组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上东区能够俯视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让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仿佛是在听火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副总裁们大多30岁左右，收入不菲，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消费。他们常常计划南非或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天，大概有超过200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