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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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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的是一幢4层砖砌公寓楼，每层两家，全楼共8家。我们住在3层一个4居室单元房里。从家里走上凯利大街，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整个世界：向左过三个街口，就是我的小学，再过一个街口就是我上初中的中学。两校之间的一块狭长的空地上耸立着圣玛格丽特圣公会教堂，那是我们的教堂。相反的方向上隔几个街口，是我后来念书的中学。我家门口的马路对面是凯利大街957号，吉莎姨妈和艾尔弗雷德·库特姨父住在那里。在我上学的路上，要路过935号，那里住着劳丽斯姨妈、维克姨父和他们的孩子们。在932号住着我的教母玛贝尔·埃瓦德内·布拉什一家，我把她喊作瓦兹阿姨。在867号住着艾米和诺曼·布拉什一家，他们是我家的亲密朋友，跟亲戚一般。我们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亲热地称呼他们为艾米阿妈和诺曼阿爹，其实他们也是牙买加人。我当时认识的黑人家庭大多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特立尼达、巴巴多斯或其他岛屿。
我们对布拉什夫妇的犹太式称呼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当年的亨茨波因特区有大量犹太人，还夹杂着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黑人以及拉丁美洲西班牙人的后裔。凯利大街到与我家所在街区相邻的一个街区时有点弯曲，像个香蕉，所以这一地区曾多年被称作“香蕉凯利”。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盖头区”（即少数民族杂居区——译者注）这个字眼，那是欧洲人的名词。我们住在公寓楼里。外界的人常常以为纽约是个又高又大的建筑群，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彼此不通姓名，老死不相往来。其实，纽约直到今天依然是许多街坊的集合体，街坊里的人们彼此都知道谁干的哪一行业，跟小镇上一样。“香蕉凯利”正是如此。
同凯利大街相交的几条马路把凯利大街分成几个街区，各街区有许多东西是大同小异的。几乎每一个街区都有一家糖果店，店主差不多都是从欧洲移民来的犹太人；店里卖《每日新闻报》、《邮报》和《镜报》。我们街区里没有人看《纽约时报》。这些小店还卖文具、便宜糖果、冰淇淋和不含酒精的饮料。纽约人都知道，这种小店出售一种特殊小吃——蛋淇淋，它包括巧克力糖浆、牛奶和仿制矿泉水。一份蛋淇淋10分钱，假如你钱不够，可以只买矿泉水，“就2分钱，请吧”。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一个犹太人办的面包房和一家波多黎各人开的杂货铺。意大利人经营修鞋店。每10个街区有一家大的连锁商店，卖服装和日用品。还有电影院。我不记得有哪一家店铺是黑人开的。我童年时期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了自助洗衣店，往洗衣机里投几枚硬币就可以把衣服洗好甩干。我妈妈再也不需要用搓衣板为我们搓洗衣服，然后再一件一件挂到窗外的晾衣绳上了。然而，我爸爸坚持他的衬衣只能送到中国人开的洗衣店去洗熨。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南布朗克斯是一个令人喜欢的地方，我从来不曾羡慕那些绿树成荫的小庭院。
我父亲很宠爱我的姐姐玛丽琳。他在服装厂工作，所以总给我姐姐穿好衣服，按凯利大街的标准衡量，姐姐过得相当不错。她跟好女孩们交往，她最亲密的朋友是街角上的药店老板蒂特鲍姆家的几姐妹。我对她扮演了一个淘气小弟弟的角色。她的第一个当真的男朋友是约翰·史蒂文斯，那一家人也是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做礼拜。约翰是独生子，他父母当时培养他学医，后来真当了医生。他和玛丽琳的交情是由双方父母撮合的。我的调皮点子是在他们搂搂抱抱的时候悄悄凑过去，惹他们讨厌。这时约翰就会送我一枚25美分的硬币，把我打发走。我姐姐总对我这个顽皮的弟弟生气。我逃学的时候，她常常打小报告，所以我认为她是一个密探，同时我相信她把我看作眼中钉。但总的说来，我们姐弟关系是正常的。
那一年夏天，我8岁，我家和一些亲戚在长岛的塞格港租了几间海滩小木屋。我一个人在海滩上玩掷刀游戏，想让掷出的刀竖立在沙里，突然有一片脏东西扬起来，落进我的眼睛里。我哭着跑进小木屋，劳丽斯姨妈为我挑出了那讨厌的东西，我却哭个没完。我出去了，听到劳丽斯姨妈向吉莎姨妈说：“我真搞不明白，这孩子怎么这么爱哭。”我当时很不舒服。这件事说明我小时候是个淘气包。直到差不多50年之后，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当时我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让任何人看见我哭，可是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我9岁的时候，给鲍威尔家丢了丑。那时我是第39公立小学的学生，从3年级升到4年级，但成了末等生，成绩是“4上”，仅勉强升级。家里的人觉得脸上无光，悄悄谈起来都直摇头。对我们这些西印度群岛后裔来说，求学是摆脱困苦、飞黄腾达的唯一出路。我姐姐品学兼优，肯定能升大学，可是我连上4年级都很困难。我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动力。我小时候乖巧听话，活泼可爱，成天无忧无虑，就是没有抱负。
在体育运动上，我也不怎么样，尽管我喜爱各种街头游戏。我童年时的一个朋友托尼·格兰特统计过，我们当年玩的游戏有36种，其中包括街头棍球、街头棒球、拳球、街头拳击和“热豆奶油”等等。有一天，我在一个空地上玩垒球，瞅见我父亲走过来。我祷告上帝让他快走过去，因为那一天我很不走运。可是他偏偏站住了，看我们玩球。他站在那儿的时候，我一棒都没有打中。轮到我击球的时候，一棒打偏了，第二棒又打偏了。当时我羞愧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那种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每当我让父亲失望的时候，我都很痛苦。我感受到一种压力，尽管那压力也许并不存在，因为我父亲很少向我说过责备的话。
我很喜欢打风筝仗。我们把汽水瓶子敲碎装进一个大的水果汁罐子里，把罐子放在电车轨道上，让电车把罐里的玻璃轧成碎片。然后，我们把碎玻璃碴用胶水粘在风筝线上。再把两面刃的刮胡须刀片有间隔地安在风筝尾部。我们爬到公寓楼顶放风筝，巧妙地操纵它，用我们装备玻璃碴的风筝线和装备刀片的风筝尾巴，把邻居孩子从别的楼顶甚至别的街区放出的风筝线割断，让他们的风筝摔落下来，这就是我们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空战游戏。
大萧条的日子我一点也不记得。我父母很幸运，在30年代不曾失业，所以我家没有真正挨过饿。我4岁时，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家的苦日子几乎一夜之间结束了。虽然时过境迁，但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我记得我收集了不少小飞机模型，10分钱一个，用软木和彩色纸制作的。我常常在家里地毯上玩打仗，摆弄用铅做的小兵，指挥它们冲锋陷阵。我和小伙伴们常常爬到屋顶上观察天空，看有没有德国的战斗机或轰炸机悄悄飞来轰炸亨茨波因特。我们用假想的武器扫射假想的敌人：“砰！砰！你死啦！”“我才没死哩！”童年时最开心的一件事，是曾在第四装甲师服役的维克姨父战后回家时送给我一顶德国非洲军团的黄军帽。我保存它40年之久。最后，当我从德国调回华盛顿搬家时，这帽子不见了。我相信一定是德国搬运工把它偷走了。1950年我上中学时，美国又打仗，这次是在朝鲜。战争总有点让我着迷，凡是没有嗅过硝烟味的男孩子往往都会对战争想入非非。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改变了我的名字“卡林”的读音。原先，我们按牙买加人的英国式读音，把它念作“卡林”。美国第一批战斗英雄中有个人叫科林·P·凯利，是一位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后两天，他用自己的飞机撞击日本一艘战列舰而英勇牺牲，被追授卓越军功十字勋章。他的事迹为所有的男孩子津津乐道。美国式的读音是把“卡林”念作“科林”，人人都这么念，从此后小朋友也把我叫作“科林”。我住在凯利大街，于是就成了“凯利大街的科林”，可是在家里，人们一直叫我“卡林”。我有一次问父亲，为什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为了纪念某一位光彩的祖先？爸爸说不是的，而是在我出世那一天，他偶尔从一张发货票上见到这个名字，于是就给我用上了。我过去一直不喜欢它。
我上学时上过钢琴课，可是这门课跟我无缘，不久就停学了。后来我学吹笛子。姐姐觉得笛音太尖，我又放弃了它。显然，我当不了运动员，也当不了音乐家。然而，我的童年仍是心满意足的，是在温馨的家庭中和亲人们层层关怀照顾中长大的。家庭的圆心是我父母。第二层是我的姨妈们及其亲人。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人在美国，就是贝丽尔姑妈，她对我又构成一层关怀圈。层层的亲人从亲缘关系上说是有近有远，但都保持了亲密的交往。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彼此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这些亲人们各有特色，我有时感觉他们像是一群性格演员同演一台戏，我自己则半是参加者，半是观众。记得我们常常在新年元旦到昆斯区，聚集在多特姨妈家吃烤山羊。晚餐后，大家喝许多“艾泊顿”牌兰姆酒，跳乔蒂斯舞，唱西印度群岛即兴歌。
说到牙买加的兰姆酒，“艾泊顿”牌最有名。它有不同颜色、度数和窖藏年数。在我们家如果上别的酒，是怠慢；如果上波多黎各的“巴卡迪”牌之类的兰姆酒，则被认为是侮辱。“艾泊顿”牌兰姆酒，以90度（这里说的度数是酒精含量的一倍，即90度表明酒精含量为45％，下句的150度表明酒精含量为75％。——译者注）的金黄色酒最著名。喝150度的白色酒表示一种派头，男子汉喝150度的标准纯酒。嘴里的酒味会持续一个星期，一旦喝醉了，也差不多要一个星期才能缓过来。牙买加人喝兰姆酒，跟东方人喝茶和阿拉伯人喝咖啡一样，是敬客和风度的象征；上酒时通常还上冰块、干姜水或可乐饮料。后来，安德鲁斯姐妹唱的歌《兰姆酒加可口可乐》成了流行歌曲，牙买加人就觉得可乐饮料过分美国化了，不再爱用它。在给女士们敬酒时，她们通常咕哝说“只一小口”，我母亲尤其是这样。我每次给她敬一盅兰姆酒，她总埋怨我给她倒的酒太厉害，酒杯太大，说罢就一口饮尽。
小时候，我在家庭聚会上听熟了西印度群岛即兴歌，但是不懂得那些抒情歌词的意思。长大后，我开始破译它们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双关含义。我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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