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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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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在德国有米勒“红脸”和巴雷特那样的人；要不是在德文斯堡有艾伯纳锡和斯迪威那样的人；要不是在越南有格蒂斯那样的人；要不是在韩国有神枪手埃默森那样的人，也许我早就离开陆军了。正是这些人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风趣、品位、神韵、情感和气氛，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东西。回想20多年前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在韩国服役那段时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正从旧历史时期的陆军过渡到新时期的陆军；从由应征、应募人员过渡到由全志愿者组成的标准高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军队；从仅有少数女军人的陆军过渡到有很多女军人的陆军。它标志着酗酒、闹事以及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的全男性文化的结束。再也不会有几百名士兵声嘶力竭地唱着无聊的《乔迪之歌》穿过营区的事出现了。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在文雅讲究的陆军取代我们之前，这是我们当老派步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往日的陆军比现在好吧？不。今天的军队更好！正如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波斯湾的“沙漠风暴”行动所证明的那样。我没有忘记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些已在前面较详细地列举了不少。事实上我曾对自己发过誓，我退休以后绝不说“在过去我们可不是那样干的”。然而在深夜，当我的思绪游荡时，我怀念那过去的好时光。我回味着那强烈的战友情谊，压不服的个性，小马驹般的激昂士气。我也认识到，30年以后，今天的中尉、上尉也会两鬓斑白，也会朦胧中回忆他们“往日的‘陆军’”。我为自己参与了领导创立新型的陆军而感到骄傲，正如我为自己曾属于那个需要改变的往日陆军感到骄傲一样。我在韩国度过了军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年后回到了家，说那一年最愉快是因为我经历了许多事，也因为那些经历此生不会再来。
即将离开韩国之前，我把阿尔玛写给我的所有信都捆扎在一起。有一封信当时读后并无特别的反应。后来再读它时却感到它包含着一种神奇的涵义。阿尔玛1974年8月13日在来信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就要遇上什么令人兴奋的事了。因为你在五角大楼来来去去的，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在戴尔镇共度一生……我说不准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总觉得有某种大事，令人兴奋的事将要发生。”
第09章 到国家军事学院深造
我还在韩国时，有5位将军在华盛顿开会研究挑选出一批陆军军官送军事学院深造。我幸运地被选中了。陆海空三军都有各自的声望极高的学院，我要去的很可能是陆军军事学院。选拔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贝克顿中将是我的一位导师，他认为我应该去位于首都华盛顿麦克奈尔堡的国家军事学院。国家军事学院堪称军事教育系统的哈佛大学，每年招收约140名学员，从军队的各军种和地方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等额选拔。贝克顿自己就是国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当我在韩国完成12英里行军唱着《乔迪之歌》时，国家军事学院对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我接到被选中上国家军事学院的通知时，正在野外实施师长导演的实弹战术演习。1974年9月我回到美国，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正经历一段奇特的插曲。几个月前，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丑闻刚刚辞职，正巧我赶回家时，尼克松的后任G·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我记得当我决定不留在政府而到韩国去赴任时说的那句话：这一切都会一阵风吹过去的。
国家军事学院要到1975年8月才开学，因此我被临时派到五角大楼工作。我本想在这儿原地踏步消磨掉这9个月，可是负责人事、后备役和后勤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威廉·布莱姆却另有想法。我刚一走进门就听他说：“鲍威尔中校，我们在国会遇到了难题。我们需要对军方的兵员需求作出年度预测报告，过去几年我们一直不能按时完成。我不管你怎么做，你的任务是要及时交给我一份预测报告。”
我生来第一次开始和五角大楼的职业文官们共事，上司是欧文·格林伯格，一个真正的内行。递交给国会的报告必须包括每一军种所需的兵员情况，因此如何把4个军种的材料搜集上来，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当然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已是驾轻就熟的事了。随着工作的启动，我发现空军的反应最快，作为最年轻的军种又习惯于超音速，这并不令人意外。海军陆战队编制最小，对每一个编制员额都斤斤计较，好像打仗一样。寸土必争，一步不让。海军最为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意图。陆军的表现呢？实实在在，靠得住，但不那么富于想像力。
直接体验军种间的竞争对于我来说是上了重要的一课。有朝一日处理各军种间争权夺利的事情可能成为我的本职工作。初次接触便使我认识了这个永久的自相矛盾的真理：军种间的竞争既能产生摩擦因而降低其效能，也能突出其特色因而提高其效能。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以至于未来，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是要维持恰当的平衡。
那几个月里，我像狗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我的顶头上司约翰·布林克霍夫也一样，他和我修改了一稿又一稿，最后终于提前向国会呈上报告。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样我就可以去国家军事学院学习了。
上国家军事学院之所以令我高兴，一是因为这是关乎我前途的大事，二是我不需要搬家。我家还继续住在戴尔镇，我每天乘车去麦克奈尔堡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华盛顿军火库。国家军事学院所占据的这座1907年建造的建筑物带着一种威严。进了宽大的正门，就来到用大理石建造的三层圆形建筑中央，四周是有栏杆的圆形长廊，屋顶距地面80英尺高，是用西班牙砖色建成的圆形拱顶。整个楼里有一种类似林肯纪念堂般的肃穆气氛。刺杀林肯的密谋者就是在附近被处绞刑的，据说他们当中一个名叫玛丽·萨拉特的鬼魂经常游荡在附近一座建筑里。
在军事学院里，我们无须回答多项选择那类机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必参加考试。历史、政治、外交和军事理论等课程的目的是促进与开发学员的智力，而不是教他们掌握技术材料。上午，我在酷似19世纪油画上的医学院那种半圆形阶梯教室里听课。讲课的老师都是外交家、学者、军种指挥官、作家等各方面的权威。他们向我们介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其中有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中力量制胜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下午，我们上选修课，课程有未来学，媒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激进派意识形态等。
这段时间在国家军事学院学习，时机很好。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的内省（探究什么地方出了错）产生了活跃的研究气氛。有一位老师把我的眼界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他就是海军少校哈伦·厄尔曼，他讲授军事战略。在这之前，我只接触过实干家，他们中几乎没有谁同时又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厄尔曼是个奇才，集穿军装的学者、海上作战部队指挥官于一身，他拥有一个我所遇到过的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好脑筋。厄尔曼和他的同事们使我把自己的一孔之见与相互联系着的历史、文化和战争政治的全景衔接起来。
那位博学的普鲁士人K·克劳塞维茨使我顿开茅塞。他在我出生前106年写的《战争论》，像从久远的过去射来的一束曙光，仍然照耀着解决当今军事难题的道路。克劳塞维茨写道：“任何人，或者说任何神志正常的人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目的并如何达到目的，那么就不能发动战争或不应该发动战争。”① 越南战争的第一大错误正在于此。接下来便是克劳塞维茨的第二条原则：必须由政治领袖来确定战争的目标，由军队来完成这些目标。越南战争中，政治领袖和军队都希望对方提出战争目标，而双方都未能提出任何目标。最后一条，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是人民贡献着他们的财富和儿子，今天还有他们的女儿，他们必须确信牺牲是值得的。随着越南战争久战不决，人民支持这根关键性支柱倒塌了。克劳塞维茨给予我们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启示是：一个军人，尽管高度爱国，勇敢，有才干，也仅仅是鼎立三足中的一足。没有三足——军队、政府和人民，鼎是立不起来的。
到目前为止，我的社交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同级的、有时还有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同龄人中间。此外，还有邻居、亲戚等。而H·厄尔曼却没有这种限制。一次，厄尔曼和他英国出生的太太朱丽安邀请阿尔玛和我到他在乔治敦的家中与他的一些朋友共进晚餐。主宾是马默杜克·G·贝恩海军中将，他的职务是国防大学校长，国家军事学院和武装部队工业学院都隶属于国防大学。在我的圈子里，少校一般都不和将军们喝酒聊天的，可是厄尔曼却这样做。将军很友好，但当我被介绍认识时，他脸上掠过一丝疑惑。原来他来时希望见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副法官L·鲍威尔，而不是他自己学校的一名学员。
在国家军事学院，教职学员的妻子允许旁听选修课。朱丽安常来旁听她丈夫的课。她常和我坐在一起。华盛顿的下午让人感到困倦，很难不打盹儿地听完“布匿战争给予我们今天的教训”这一课。多年以后，我任国家安全副顾问时，厄尔曼夫妇应邀参加我的50岁生日聚会。到了我做简短讲话时，我把朱丽安招呼到身边，她跟我是同一天的生日。我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向大家透露说，当我在国家军事学院读书时，她和我曾一起睡觉，讲到这儿我有意停顿了令人难熬的片刻，之后又补充说：“是在听她丈夫的课时。”
1976年2月，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学习时间过半时，我提前晋升为上校军衔。许多无可挑剔的可敬的职业军人到了这个级别便到了顶。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多大发展。当时的军队遵循严格的职业原则：不提升就退伍。这个制度是严格的、极富竞争性，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残酷得多。那些不能晋升的人也不能在原级别上泡时间。如果一个军官任职期满，在同一级别上两次失去晋级机会，他就只得退役，为下一代人空出位子来。级别越高，竞争越激烈。在最初的100名职业少尉军官中，最后恐怕只有一个人能晋升到准将军衔。
我对于自己职务晋升的期望总是持审慎态度。然而，在我提前晋升上校之后不久，我得到了更多的好消息。国家军事学院毕业后，我要被任命到驻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第一○一空降师第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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