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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上，阿塞拜疆总理将接受总督的职衔；
　　（2）阿塞拜疆将不设陆军部和外交部，
　　（3）阿塞拜疆岁入的百分之三十将交给伊朗中央政府：
　　（4）与中央政府的一切通讯往来将使用波斯语文。
　　3。苏联政府放弃它对石油开采特权的要求，而代之以设立一个伊朗…苏联联合股份公司，在这个公司中苏联将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伊朗则拥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卡旺说，当新任命的苏联大使过几天就要到达德黑兰时，他希望就苏联军队问题重新举行谈判，一旦苏联军队撤出，他就和阿塞拜疆“政府”开始进行谈判，并考虑和俄国缔结一个石油协定；但是只有议会才能够批准这些事项，而根据最近的一项法律，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之前，不选举新的议会。
　　3月14日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宣称，如果苏联一波斯的争执在25
　　日安全理事会开会之前还不得解决，而波斯政府自己又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美国就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国务院获悉，苏联代办曾警告波斯首相，他的政府将把波斯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看作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因此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出来证实，如果波斯人不提途个问题，美国政府将提出这个问题。波斯内阁在应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波斯驻美大使侯赛因·阿拉在18日将这一争端提交给了安全理事会。第二天维辛斯基的副手安德烈·A·葛罗米柯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说：波斯的动议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正在进行，所以他的政府要求安全理事会对这件事的考虑延迟到4月10日3月20日，新任苏联大使伊凡·V·萨德奇科夫到达德黑兰，据说他给首相带来了斯大林的口信。与此同时，被伊朗人民党视作最可怕的敌手之一、三年来一直遭到攻击的赛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这时受到了“预防性的”监禁。23日，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由于直接谈判的结果，苏联军队有可能在两天后安全理事会开会之前开始撤退；同时，他已指示候赛因·阿拉“避免作任何可能导致进一步争吵的声明和行动”，这一指示被认为是对阿拉20日抗议苏联要求推迟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那封信的训斥。24日，苏联大使拜访了卡旺，并递交给他三个备忘录。一个备忘录是宣布红军的撤出将从当天开始，并将延续五到六个星期；一个是关于筹建苏联—波斯联合石油公司的事；另一个是关于阿塞拜疆自治政府组织方式的建议。就在同天傍晚，莫斯科电台广播了一个声明：
　　“根锡和波斯政府达成的协议”，撤退军队已经开始。但是根据波斯方面夫于经过情况的叙述，卡旺曾反对苏联大使向他口头提出的“不得发生不能预见的情况”这个条件。
　　安全理事会关于波斯控诉的议案，现在被卡旺巧妙地用作从苏联政府取得更好条件的杠杆。
　　3月26日安全理事会开始商讨议程的时候，葛罗米柯坚决主张不应该把波斯的控诉包括在内，因为苏联军队的撤退已经开始。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这个议程的争论点遭到否决，然后他再次要求把议程推迟到4月10日，坚持说苏波两国政府间已经达成了一项谅解，并警告与会代表，他的政府在那个日期之前不准备参加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个论点又遭到否决，只有波兰代表支持他。
　　3月28日，他愤怒地离开了安全理事会会议室，留在那里的波斯代表声称，当他得知苏联的撤退已经开始时，他知道两国政府间对于任何争端“都没有达成秘密的或其他方式的协议或谅解”。29日，在苏联代表团仍旧缺席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一致同意，要求两国政府在4月3日作出关于他们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特别应作出说明的是，他们达成协议时是否给传闻中的撤军附加了条件。
　　这时，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似乎在进行活动，竭力想把出席安全理事会的波斯代表侯赛国·阿拉换下来，
　　但是在4月1日，安理会主席接到了卡旺的一件公函，确认对阿拉的任命。
　　3日，为了答复葛罗米柯一再重申的两国政府就苏联撤军一事已经达成协议，阿拉告诉安理会说，他从他的政府得到的4月1日的最新消息，并不能证实葛罗米柯所说的话。他得到的消息是：卡旺评论3月24日苏联的建议说，他不能接受苏联部队从整个波斯完全撤出所附加的任何条件：阿塞拜疆的法律地位是一个内部问题，他的政府会加以解决的；关于苏联一波斯联合石油公司的建议是一个有待提交下届议会审议的问题，但只有在苏联军队撤退之后才有可能举行合法的选举。侯赛因·阿拉继续说（无疑是根据德黑兰的指示），如果苏联代表收回附加在苏联撤军上的关于“不能预见的情况”的条件，并向安理会保证他们的无条件撤军将在5月6日以前完成的话，他将不要求安理会在目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议程中则仍予以保留。于是，安理会同意把进一步的讨论推迟到5月6日。
　　4月5日清晨，波斯内阁
　　正式批准在下列原则基础上同苏联政府达成一项，协议：
　　1。从3　月24日起六个星期内完成在波斯领土内的撤军。
　　2。关于为期五十年的联合石油公司的计划（头二十五年俄国将拥有股份的百分之五十一，波斯拥有百分之四十九），应从3　月24日起的七个月内提交波斯议会。
　　3。应承认阿塞拜疆是一个内部问题，波斯政府将宽宏大量地予以处理，并考虑在现存法律范围内作必需的改革。
　　4　月22日，德黑兰电台广播了中央政府对阿塞拜疆提出的建议：它说，各部部长。。将由省议会选出，由中央政府批准。一名总督将由中央政府征得省议会的同意后加以任命。
　　宪兵司令将由中央政府任命。官方语言将是波斯语。。。民主的政治组织和工会在阿塞拜疆将准许自由活动。。。不干涉阿塞拜疆的人民或工人参预“民主”运动的任何活动。向下届议会提交一项法案：增加来自阿塞拜疆省的议员名额，以求同该省的实际人口数符合一致。一个阿塞拜疆代表团穿着他们的“民族军”制服，于28日抵达德黑兰。代表团由贾法尔·皮沙瓦里率领，包括：俄国出生的“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萨迪克·帕迪甘；哈姆萨省的省长（这个省，在阿塞拜疆的东南，省会赞兼，由于红军的纵容已被“民主党人，在去年冬季侵占）；以及一位“库尔德共和国”的代表。谈判拖延下去。
　　5月3日，对72德黑兰一直抱敌对态度的大不里士电台宣布：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和库尔德“民族政府”已在4月23日签订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条约。
　　5月6日，侯赛因·阿拉通知安全理事会，他的政府进行的官方调查表明，苏军已从东北部和里海之滨各省撤退完毕。他的政府“通过其他途径”
　　得知，阿塞拜疆的撤军将于5月7日之前完成；但是由于以前所诉说的干扰，
　　波斯政府的官员从1945年11月7日起已经不能在这个省份行使权力，因此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来证实这个报告；一俟他们能够查明事实真相，他们就向安理会报告。于是安理会要求他们到5月20日作出进一步的报告；苏联代表团再次愤怒地退席。11日，大不里士电台宣布，同中央政府的谈判已经破裂：“阿塞拜疆民族决不会屈服于中央政府的暴政。。。阿塞拜疆民族军队现在已准备同自由的敌人战斗。”按照波斯首相的说法，僵局是出现在“民主党人”的要求上：要由他们，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来任命省长以及军队和宪兵的司令（经德黑兰同意）；他们还要求在农民中间自由地分配国家土地。
　　代表们已经回到大不里士去接受新的指示，谈判将在以后继续进行。但是，19日傍晚，大不里士电台用几种语言宣称：“流血已经开始。下午5　点收到的消息说，政府军队已经开始攻击。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准备战斗。坚持不屈。捍卫你们的自由。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它还报道，所有的大城镇都已实行戒严，已经为这个省和各主要城镇任命了军事长官。第二天，波斯代表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早在两个星期前要求他作的报告：波斯政府在阿塞拜疆仍旧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特别是不能够去调查所传穿便衣的苏联军队还留驻在那里，苏联的军事装备交给了要求自治的人去使用。但是，他补充说，已经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且据说现在是在大不里士。第二天他又报告说，接到他政府的通知，这个委员会在大不里士和另外七个城镇经过一个星期的仔细调查之后，“没有发现苏联军队、装备或运输工具的任何踪迹。。。根据在所有这些地区被问到的可靠的当地人的说法，苏联军队是在5　月6　日撤出阿塞拜疆的。卡旺·萨勒塔纳（签名）。”
　　在这之前不久，大不里士“政府”已撤销了它的戒严令，声称“和平的办法占了优势”。在德黑兰，国防大臣向内阁报告说，惊动了大不里士“政府”的这次攻击，据信是由一名当地的军队指挥官受到贿赂而发动的。第二天，大不里士电台宣布，分别来自大不里士和德黑兰的两个代表团将到新近发生战斗的地区去进行调查。驻华盛顿的波斯大使馆5　月29日宣称，他们的政府已指示侯赛因·阿拉，不要再向安全理事会作任何关于苏波争端的进一步的声明。大不里士电台的调子现在变得和解了，
　　6　月11日，穆扎法·菲鲁兹率领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团去大不里士，以便“拟订出接受这个省回到政府中来的详细计划”。他率领代表团检阅了仪仗队，通过鼓掌欢迎的人群而来到了自治政府的总部；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在一项方案上达成了协议，而这个方案与卡旺·萨勒塔纳4　月22日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很大差别。阿塞拜疆“国会”将变成省议会，它有权保有这个省岁入的四分之三；中央政府将从省议会提名的一批人中遴选和任命一位总督；“民族军”的未来将由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决定；阿塞里语（阿塞拜疆的土耳其语）或库尔德语——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小学里同波斯语一起教授。德黑兰和大不里士之间发生这些曲折变化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考虑到议会的批准苏波石油协定要取决于选举的举行，而卡旺，萨勒塔纳又使选举取决于大不里士“政府”的臣服（至少在名义上）；一旦德黑兰证实苏联军队终于离去，侯赛因·阿拉的谴责声音在安全理事会上已经沉寂，大不里士就采取了和解态度，看来背后一定是受到了莫斯科的压力。
　　据说，6月2日一位莫斯科电台的评论员曾说过：“苏联对波斯这样友好的态度，在一个大国同一个较小国家之间的全部历史上是罕见的”，并继续批评英伊石油公司在波斯西南部胡泽斯坦省的租借地的情况，把租借地里的英国当局说成是伊朗人民党控制的工会和所有“民主”党派、团体的绊脚石。事实上，早在1942—1943年，伊朗人民党就已派遣代理人去胡泽斯坦，在油田和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中间煽动不满情绪。然而这些代理人（其中很多人来自阿塞拜疆）曾得到严格的指示：行动须谨慎小心，在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不要造成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