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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一卢尽管名义上属于以色列陆军，但在行动上却仍然是有些独立的，这时由于购买了一船军火，引起了同“哈加纳”的一次政策上的冲突，后者的迫击炮火于6月22日在特拉维夫的海面击毁了这条船（“阿尔特利纳”号）及其大部分货物。
　　联合国大会任命一名驻巴勒斯但调解人的决议案并没有明确地要他遵守1947年11月分治计划的细节。
　　1948年6月27日，伯纳多特在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协商后，向双方提出了一系列“可能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他的原则是，巴勒斯坦这块委任统治地和外约旦，可以合并成一个经济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有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双方可以通过一个中央议会来调节它们的共同利益，遇有分歧时，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有向联合国申诉的权利；因战事而流离失所的人有返回家园并收回其财产的权利。调解人还建议对11月的分治计划作某些领土方面的调整，使其符合目前的军事形势。在他提出来认为“值得考虑”的关于领土的各项建议中有：把内格夫（南巴勒斯坦）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而把加利利西区的全部或一部分划入犹太领土之内作为交换；把耶路撒冷城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但使犹太人居留地享有市政自治权（他们和以色列其他部分的交通联系一直是很不稳定的），并规定保护“圣所”的特别办法；以及在海法建设一个自由港（包括输油管终点和炼油厂），在卢德设立一个自由航空站。
　　这些建议，据调解人的说法，虽然是同他个人的一些合作者一起研究出来的（其中特别是腊尔夫·本奇博士，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官员，自从一年前被任命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工作以来，他一直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但确实也反映了——不管是多么间接地——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愿望，即战事应该通过以色列和约旦的达成谅解来结束。
　　然而，以色列政府在7月7日的答复中，不仅认为调解人关于耶路撒冷的建议是“危害极大。。鼓励了阿拉伯人的错误的希望和伤害了犹太人的感情”，而且认为把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联合起来的建议，将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1947年11月大会决议案中有关领土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定，以色列政府进一步争辩说，是在以色列作出重大牺牲之后给予它的一种“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的东西”，而现在这些规定则需要加以改善——既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不受阿拉伯国家侵略所带来的危害，又要体现它在击退侵略中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同时，随着一个月的停战即将满期，调解人于7月3日和5日呼吁交战双方同意延长期限。英国代表团也于7日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同样的动议。以色列准备延长停战。而英国政府据说也“多多少少说服了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黎巴嫩予以同意。。但叙利亚和埃及则坚持恢复战斗，并终于迫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顺从了它们的观点”。
　　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政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它们在5月战斗期间一直为其本国舆论所编造的那种假话连篇的宣传迷网之中。报纸的战事报道和官方公报，都距离真相如此之远，以致特别是埃及的公众竟信以为真，在期待早日取得全面胜利了——“一星期内打到特拉维夫”。
　　所以，阿拉伯国家联盟前此于6月11日接受停战命令一事，使人感到了意外和失望，从而产生了一个神话，说正是由于停战才使以色列幸免于难的。阿拉伯的领导人们知道，他们为了进行战争所存储的军事装备，特别是在弹药方面，从来就不曾充裕过，而且，由于联合国的禁运，也不可能随时得到补充。“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队已经暴露出严重缺乏武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两国口头以外的援助也微不足道。”可是由于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英国人的合作中学会了严峻的新闻检查办法，已经把本国和外国报纸中不利的消息铲除干净，压制了对阿拉伯领导的任何批评，结果是受了蒙蔽而期待早日胜利的舆论，仍在叫嚷要重新开战。许多不利的消息，公众都不知道；其中，有一件事是：阿拉伯领导人彼此之间的不牢固的谅解在一个月的停战期中破裂了。4月间，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决定，一俟委任统治满期，就对巴勒斯坦进行干涉。当时他们还作出一项自律的戒条，要求大家不以扩大自己的领土为目的，面只是为了拯救巴勒斯坦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害，把这个地方还给它的人民。
　　剩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这一小块地方，决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独立实体；而且那里有几个有势力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家族，长期以来反对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的政策和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但却赞成把阿拉伯巴勒斯坦合并到阿卜杜拉的“约旦王国”里去，英国政府和联合国调解人显然对此表示同意。在6月的最后一周中，阿卜杜拉访问了法鲁克和伊本·沙特两位国王——后者是他二十五年来不曾见过面的老对头，并向两者陈述了他的理由。在5月中旬对巴勒斯坦进行干涉的时候，阿卜杜拉就已宣称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不再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谋求通过提名最高委员会财务处长艾哈迈德·希勒米帕夏担任耶路撒冷的行政长官，把他争取过来。在开罗期间，阿卜杜拉同穆夫提举行了会晤：自从穆夫提在1937年为了逃避英国人的逮捕离开耶路撒冷以来，阿卜杜拉一直没有见过他的这个政敌。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落空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政治委员会的态度，由于它在7月9日宣布成立一个巴勒斯坦“行政委员会”而明朗化起来。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文哈迈德·希勒米，并以穆夫提的亲戚贾马勒·侯赛尼作为一个负责内部安全的成员——这显然是摈弃了阿卜壮拉的建议。
　　（三）十天战役，1948年7月8—18日
　　7月8日停战期满，一支埃及军队于当天清晨在南巴勒斯坦开始行动时，阿拉伯国家间缺乏共同政治目的，因而缺乏一个大家一致的军事计划的情况就立刻显露出来了。以色列人准备充分，对阿拉伯军团在沿海平原上的前哨——卢德的飞机场和离特拉维夫东南只有十二英里的邻近的阿拉伯城市腊姆拉——发动进攻。这个军团在耶路撒冷的阵地，也有立即受到以色列袭击的危险，据说当地的以色列司令官曾夸口能在四天之内拿下该阵地。关系重大的英国对约旦的财政补助，原应于7月12日拨付的那一期款项，被扣住未发，要等安全理事会考虑形势后再作决定。英国所供应的武器和弹药也是如此。
　　军团因此在物力上面临的是一个瘫痪的局面。军团司令格拉布帕夏认为：他不能冒险把他的兵力放到比控制着耶路撤冷和沿海之间主要公路的拉特伦重镇更西的地方，因而就必须把卢德和腊姆拉放弃。于是，这样就让以色列人占领了这两个城镇。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看来，这回阿拉伯军团的撤退却是一次不应该的临阵脱逃的行为。这因为以色列人把卢德和腊姆拉的阿拉伯居民共计六万人左右都赶了出来，其中包括来自海法的那些已经是难民的阿拉伯居民；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实际上还占领着整个西加利利地区，包括阿拉伯城市拿撒勒在内，而且在南线对埃及人的作战中也取得一些进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军队被挡住了，他们也未能截断阿拉伯军团和拉特伦的交通。
　　联合国调解人飞到成功湖亲自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汇报以后，接替沃伦·奥斯汀担任美国首席代表的菲利普·C·杰塞普于7月13日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于三天内停火，否则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制裁。据说以色列的年轻的作战部长和他的军队同事们都极力怂恿他们的政府“不要同意停火而要进行到胜利”。在以色列，卡多根立即支持美国这项决议案一事，被人用来同他在5月间顽强反对对阿拉伯实施制裁一事，作了讽刺性的对比。然而，即使安全理事会7月15日通过并于18日生效的第二次停战决议使以色列人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好处，他们也还颇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在两次停战之间的十天战役中，他们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得的领土，已经三倍于他们在第一个月战斗中所获得的领土；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团结，则由于约旦未能守住卢德和腊姆拉两地而大大地恶化了。
　　（四）第二次停战和联合国调解人的被害　1948年9月17日
　　在第二次停战的执行中夹杂着许多双方不遵守停战条件的情况，结果零零落落的战斗继续发生，特别是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入由于最近取得的一些成功而洋洋得意，倾向于残酷对待那些袭击以色列交通线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出没的地区。在南面，埃及人不让以色列的公路运输队向二十五个内格夫定居地供应粮食，除非以色列人先停止向定居地的空运供应；而以色列人则拒不停止空运办法，也不肯接受联合国的监督，除非埃及人先让公路运输队通过。同样，因为阿拉伯军团仍旧占据着从海岸到耶路撒冷的输水管道上的拉特伦抽水站，约旦政府拒绝恢复对新城中十万犹太人的供水工作，理由是以色列人没有履行关于耶路撒冷非军事化的停战条款规定（这个理由未能使调解人满意）。
　　以色列临时政府的驻伦敦代表（温和派的内厄姆·戈德曼博士）于5月26日告诉调解人说，英国正在考虑这样的领土交换，而且评论道，“犹太领导人们自己对南内格夫的重要性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同上书，第10页）。据说，贝文在他1947年2月间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的谈话中曾劝他们不要要求巴勒斯坦南部的领土（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28页）。
　　调解人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即在他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十天内就开始了。当时，关于谢尔托克对他的停战建议所作的“非常激动的”批评，他提出过抗议，说谢尔托克反对安全理事会和世界的舆论，“肆无忌惮”地威胁他。可是，无论如何，由于伯纳多特于6月27日建议，作为一项“值得考虑”的办法，把耶路撒冷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紧张的程度又大大增加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大概因为越来越同阿卜杜拉国王意见不合）在7月底已准备考虑耶路撒冷的非军事化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一个月前他们还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现在却轮到以色列政府来提出非军事化的先决条件了一这就是撤销调解人关于把耶路撒冷划归阿拉伯统治的那项建议。被与此同时，“伊一兹一卢”和“斯特恩集团”的极端分子则决心反对调解人的建议，已经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到耶路撒冷。5斯特恩集团在他们的头子内森·弗里德曼一雅林的领导下，最近已经带上了极左的性质。第一次停战刚刚开始，斯特恩集团就对联合国调解人及其观察员采取了威胁的态度，并且在调解人8月9日至11日访问耶路撤冷时公开示威反对他。
　　意味深长的是，一部分以色列报纸一口咬定说这位调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最后阶段期间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曾同希姆莱有过暖昧的勾搭，而现在又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石油利益”的一个代理人。除了这些过分的指责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