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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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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出答复，以不论在何处集结到他周围来捍卫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资格接受了这份备忘录。
这份此后被称为1940年8月7日协议的文件非常重要，它是1941年9月法国民族委员会成立以前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文件。甚至在1941年9月以后，它的各项条款也并未作废，而是继续生效，直到新的形势使其自然而然地作废为止。这项协议适用于协调同英国政府和当时在英国避难并统辖武装部队的其他盟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英国政府根据这项协议注意到，戴高乐正在招募陆海空军和科技工作的志愿人员，以便把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些部队将尽可能完全具有法国特性，尤其在语言、纪律、人员升迁和一般行政管理问题上。
他们将有权优先处理一切从法国方面缴获的或以其他方式得到的法国型号的武器装备，不足之数由英国予以补充。这些部队将不用于对法国作战。它们将置于戴高乐的指挥下，而戴高乐则同意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全面指挥，并在英国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下，遇有必要，把其中某些部队交由英国的战地指挥官调遣，只要不要求他们去打法国人。
8月7日的协议还规定了自由法国志愿人员的工资和恤金问题。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费一律由英国负担，英国有权审查和稽核支出。英国政府还答应乐于考虑自由法国志愿人员申请取得英国国籍的问题。这项规定的目的在某些事件上表现得很明显。除了在几件遇到特殊困难的例子外，一般没有援引这项规定。
最后，协议还为自由法国的海军和商船规定了某些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海军部同意同戴高乐而不是同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商定这项安排。米塞利埃接受这项规定，似乎表明他认为戴高乐既是自由法国陆军也是自由法国海军的最高统帅。如果象后来果真发生的那样，他还想维护他最初所要求的独立，那么这种作法是会削弱他的地位的。
海军提议的要点是，法国船只无论是军舰或是商船，凡是可以由自由法国配备船员的，就是自由法国船舶的一部分，多余的法国船只可以由英国人直接配备船员并加以使用。由于自由法国运动还没有被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在公海上从中立国家船只方面或者在中立国家港口内享受相应的特权，所以后来遇到了一些国际性的困难。不过，通过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以及特别小心地制定悬挂自由法国旗帜的船只的航线，还是克服了这种困难。
在戴高乐接受这项协议的同时，他还获悉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在适当时机成立一个法国海外领地保卫委员会的计划，英国政府将同该委员会商讨有关同英帝国合作的经济和防御问题。这件事当时是保密的，后来才透露出来。然而，当时双方都明白，在具有适当的委员人选以前，并且大概只有在同英国人进一步商讨以前，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不会成立的。
双方还商定了若干附属的局部性协议来使8月7日的主要协议生效，这里就不必一一提到它们，不过值得记载下来的是，如果说这项主要协议有任何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使英国政府负有明确的义务，却并没有同样明确地规定戴高乐所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会使戴高乐在他自己的组织内部和在全世界的心目中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他可以根据法德停战时有效的法国军法和民法惩办他手下的人员，可以在任何时候从运动中开除任何人而无须提出理由。只要他仍然是自由法国的领袖，这项协议就是同他个人达成的。
一开头，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便一致承认，倘有可能，取得一些自由法国运动可以树起它的解放旗帜的法国殖民领土是很重要的。针对北非的宏伟战略，如果没有一场从内部发动的政变，即使英国当时能够提供有限的支援，这还是戴高乐那支小部队所解决不了的一个难题。从阿尔及尔到比塞大沿海一线部署有相当于十个师左右的法国兵力，还有估计为一百架飞机的空军驻守在第一线。几艘法国战舰在米尔斯克比尔不是被击沉，就是被击坏，或者彼隔绝在遥远的海域里，不过，法国舰队的主力当时都集中在土伦。情况已经摆明，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是不会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了。其中阿尔及尔最为重要，因为根据法国宪法，它是法国本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近1940年6月底时，英国政府派出了达夫·库珀和戈特勋爵到拉巴特去，希望通过一些显然有资格代表英国政府讲话的人同地方当局直接接触，可以使他们相信英国将继续进行战斗，还远没有战败。如果摩洛哥或北非愿意脱离波尔多政府的话，他们还受权可以代表英国政府作出某种保证。诺盖将军拒绝接见他们。米特尔奥塞将军显然已经决心为贝当守住叙利亚了。他的参谋长德拉米纳上校逃往巴勒斯坦，加入了自由法国，但是驻叙利亚的法军大部分宁愿支持那位将军走相反的道路。索马里的颇得民心的前任总督勒让蒂约姆与德拉米纳上校意见一致，认为自己至少可以把吉布提团结起来继续抵抗，可是，新任总督热尔曼太顽强，他对付不了。于是，勒让蒂约姆便单独投到戴高乐方面来。在马达加斯加、法属圭亚那、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圣皮埃尔岛，都没有参加这一新运动的任何明显要求，并且无论如何，这些法国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印度的属地和在太平洋的岛屿，都离开战场太远，在作战努力中还不会首先考虑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其他两处大属地了。这两处成为策划和宣传的第一个目标。采取行动的地点选定了达喀尔，虽然宣布支持自由法国的第一处法国殖民地实际上是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是一个英法共管地，它的法国总督索托于1940年8月9日作出了抉择，实际上得到了整个殖民地的支持。
1940年8月29…30日夜间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的部队从英格兰出发。然而，在这以前，法国在赤道非洲乍得省的驻军司令勒克莱尔上校和该省的总督法籍非洲人埃布埃已决定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布瓦松不很得人心，他起先采取了骑墙的态度，但是，维希当局及时提出的任命他为驻达喀尔的法属西非总督这个较高职位的提议，使他决心倒向一边。他在7月15日乘飞机离开了布拉柴维尔，把他在赤道非洲的职权移交给了于松将军。这项任命很糟糕，因为于松显然比布瓦松更加不得人心。这个机会没有被错过，德拉米纳来到布拉柴维尔，开始奔走游说，争取支持，他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障碍。结果是，埃布埃根据同自由法国和英国当局达成的协议，于8月26日公开宣布乍得省接受戴高乐的命令。两天后，德拉米纳被拥戴为中刚果的临时总督，与此同时，乌班吉沙里也宣布依附自由法国。几乎在此同时，喀麦隆通过一场大胆而又不流血的政变也被争取过来了。该地的总督布律诺直接对法国负责，他很早便表现出具有同埃布埃一样的精神，受到了维希的警告，说将派安内来接替他。勒克莱尔获悉，只要在杜阿拉显示一下武力，就能解决问题。这时普利文也从伦敦赶来同他会合，以便代表戴高乐在西非进行一场政治运动。勒克菜尔和普利文另外带领大约三十个法国人乘独木舟悄悄地离开了尼日利亚，在黎明前到达杜阿拉。等到该地居民一觉醒来，他们发现四面八方都贴满告示，宣布归附自由法国。有人叫喊了几声，但是并没有严重的反抗。这队人从杜阿拉又向首府雅温得进发，这一次由欣然倒戈的当地武装部队陪同着。布律诺在雅温得还一无所闻。雅温得不久便完全顺从形势，而英国发表的一项声明，承认对喀麦隆的委任统治权仍旧保留在法国的名义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9月3日，在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群岛举行了公民投票，戴高乐以五千五百六十四票对贝当政府十八票的多数获得了这两处属地对他的运动的支持。9月9日，印度法国属地的总督路易·邦万加入了自由法国。最后，9月19日，在当地很重要的新喀里多尼亚岛被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法国总督索托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争取过来了。除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是1941年12月在特殊情况下争取过来的以外，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参加自由法国的最后一处殖民地。为了完成争取法属赤道非洲的工作，自由法国军队在勒让蒂约姆的率领下于1940年11月从喀麦隆攻入了加蓬。11月5日，他们取得了利伯维尔，11月12日又取得了让蒂尔港，两处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
争取到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贡献。这两处地方不仅拥有极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盛产木材、植物油、棉花、咖啡、可可和其他殖民地产品，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通过盟国领土直接横越非洲由空中和陆路经由苏丹同开罗和中东交通的途径。它们的依附自由法国运动可以使盟国一方面对尼日利亚的安全，另一方面对比属刚果的安全都大为放心，比属刚果当时已经决定不顾比利时本土的溃败，仍继续进行战斗。戴高乐最初知道法兰西帝国有一部分已露出可能即将加入他的事业的迹象，是在他刚要率领部队前往达喀尔，或者是在他航行在公海上的时候。这必然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他于9月23…25日进攻达喀尔被击退并且遭到了损失以后，他正需要这样的鼓舞。
在远征达喀尔失败以后，参与这一战役的部队都撤退到弗里敦。戴高乐没有立即返回英国，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巡视了法兰西非洲帝国中投到他的事业这边来的那些省。他在非洲逗留了两个月左右。的确，据信他当时曾考虑要把他的总部永远搬到布拉柴维尔去，只在伦敦留下一个权力有限的联络使团。英国方面出于政治和行政理由不赞成这个意见。由于达喀尔事件，戴高乐的威望预料可能会蒙受一些损失，然而，尽管如此，他在非洲巡视期间，却仍然受到极为尊敬和热情的欢迎。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宣布成立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由他本人、贾德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勒内·卡森总督、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以及从1941年1月起参加在内的达让利厄神父组成。其中贾德鲁将军在法国沦陷时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可是，因为他不赞成停战协定，维希政府便撤换了他，他和他的妻子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乘船到英国去。他到达伦敦时，戴高乐已经出发远征达喀尔去了。自由法国运动内部当时有一种为难的感觉，因为他在法国陆军中官阶很高，远在戴高乐之上，而且他以前对戴高乐也一无所知，在从印度支那赴英国所必经的长途海程中所能听到的也极为有限。但是，当贾德鲁在乍得省第一次会见戴高乐时，这种疑虑顿时便消失了，因为他当时从态度和行动上都表示，他已把戴高乐看作是这项事业中自己的上级。
卡森教授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便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他是法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主席，又是个法学博士，他曾作为一个专家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工作，1940年6月，从法国逃出来参加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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