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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某种诡辩通过了成立一个由吉斯林领导的“挪威国民政府”。因此，1942年2月1日，吉斯林很隆重地被提升为“首席部长”，他的内阁包括十三名“特任部长”（其中十一名仍是以前的人员）。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傀儡政府，吉斯林和那个政府仍得听候特博文的命令，尽管吉斯林于1942年2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已经把宪法上属于国王和议会的权力授予他本人了。
　　1940年12月间最高法院法官的辞职，不仅是对于德国人统治的第一个真正抵抗的姿态，它还是来自一个极有意义、极有影响的方面。总的说来，这必将对整个挪威抵抗运动的未来发展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最高法院院长，这位七十岁的前自由党部长保罗·伯格和伯格拉夫主教一起建立了第一个抵抗团体，后来还成为挪威“祖国阵线”的领导人。祖国阵线包括军事和民政两部。虽然伯格以前没有军事经验，他却逐渐把它建成为欧洲卓有成效的抵抗组织之一。但是开始时，地下运动都是在挪威各地自发地成立起来的。最初孤立地展开活动的各个组织只是逐渐地在一个领导之下集合到了一起，直到祖国阵线组织遍及全国，从林德斯内斯角到北角。如果盖世太保能够破获并摧毁一个地方分部的话，一个新的分部便又立刻组织起来了。地下印刷所印发了约二三百种非法的报纸，有的甚至是在集中营内出版的。一个“移民服务处”用种种方法把大约五万人送到了瑞典和英国。最初，这些都是小规模的活动，常常做得很笨拙，因此受到德国人的迅速而沉重的报复，但是，后来，它们采取了大规模的熟练的破坏方式，专门破坏那些对德国战争努力最重要的工业。
　　同最高司法官员、首席法官伯格的领导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是大主教和挪威国教最伟大的人物奥斯陆的伯格拉夫主教的领导。他和伯格一起建立了第一个抵抗团体，凭他个人的声望劝说工会和社会党人进行合作。他和挪威其他六个主教在1942年2月24日的辞职，以及国内几乎所有牧师的辞职，终于在4月9日导致了他的被捕。这位主教即使是被拘禁在集中营里，以及后来被“软禁在家”，他还是设法同抵抗力量保持联系并进行指挥。自1941年2月起，他无视吉斯林的“教会和教育部长”斯坎凯的禁令和威胁，领导了其他主教在接连不断的勇敢的公开信中强烈抗议处死抵抗者，迫害犹太人，以及赫德（吉斯林的冲锋队）的恐怖统治，抗议强迫劳动和押送出境，抗议计划中对青年进行的非基督教教育和对正直教师的惩罚等。此外，1941年4月，德国人，特别是吉斯林的亲信的不法行为，引起了四十四个挪威组织，包括律师、教师、教授、牧师、工会工作者、国家官员、医生、法官、工程师、建筑师、化学师、铁路工人、林业工人等，向德国专员直接提出了抗议。但是，到了同年9月，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英国人对奥斯陆的一次空袭激起了热烈的示威，加上把牛奶输出到德国去所引起的罢工，促使德国人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并于1941年9月10日处决了两个工人领袖——汉斯滕和维克斯特勒姆，还把人押送出境，进行大规模逮捕，没收无线电设备等等。在秋季和冬季，又判处了好些人死刑。第二年，德国人对挪威的掠夺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储藏的粮食不是被德国人用完了，就是被输往国外去，可以输入的谷物、燃料和纺织品却数量不足。这时，“求爱”已经明确地终止了，“恐怖政策”开始了。在1942年1月到10月间（10月里出现了一场危机，特隆赫姆宣布戒严，并进行了野蛮的报复），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似乎有一百五十一人被处死，将近四千人被逮捕和押送出境。现在，挪威人彻底敌视德国人了，抵抗已经成了一项应当比较认真地、坚决地和“职业化”地承担起来的责任了。此外，因为德国人已接收了工会，并把控制工业和劳工作为他们在挪威推行的政策的第一个目的，抵抗运动这时得到了工联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全心全意的支持，如果它过去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的确，在特博文于1940年9月25日宣布建立新秩序以后，各工会立刻就决定通过自动解散、销毁会员名册和其他档案，作为哄骗特博文的诱饵，让继任的吉斯林分子按照德国方式去拼凑某种“劳工阵线”。
　　在挪威开始被占领后不久，德国人便在所谓“自愿的”基础上实行了劳动服务。1941年4月17日颁布了一项条例（于5月1日开始生效），规定劳动服务是强制性的。此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的所有挪威青年男子都被征召去强迫劳动服务三个月。这一措施原来打算每年提供二万五千名青年人，可是，实际上，1941年只有大约一万八千人，1942年增加到二万人。但是在1942年，又颁布了一些法令，使这些安排都相形见绌，那些法令规定所有的商店企业应先拨出三分之一的人员去从事季节性的农业劳动（1942年4月），然后又得再拨出类似比例的人员为托特协会到挪威西海岸的飞机场和防御工事上去从事强迫劳动（1942年5月）：据估计，约有七万名工人立即被调去替德国人构筑防御工事。然而，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中，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地企图把挪威的全部男女人力集结起来，迫使他们为德国服务。吉斯林获准设法给这些措施披上一种是为了本国而不是为了德国利益的外衣，他在宣布这些措施的一篇讲话中解释说，这是出于双重需要：既是为了加强国防以对付俄国入侵的威胁（他把这种入侵说成是迫在眉睫的）又是为了保证国家的供应。实际上，这种征召的主要目的是：第一，控制住所有服军役年龄的青年男子，使他们构筑防御工事和铁路；第二，控制住所有身体强壮的青年妇女，以便万一男子被送到前线去或送到德国去工作后，可以代替他们干这些工作。开始时，他们煞费苦心想消除工人们对于目的地的顾虑，直到工人们“掉进了圈套”为止，但是消息不久便泄漏出来，说人们正被装船送往德国，或者，同样非法地，正奉命去参加准军事性的单位，如托特协会等。
　　受害者越来越觉察到德国人的计谋，也觉察到德国人由于面临盟军在1943年日益趋向胜利而越来越感到绝望的心情（在挪威的德军中开小差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德军司令官也提到了这种情况），这使占领国在执行劳役法令方面的进度极其缓慢而困难。逃往瑞典和其他地方的比率急剧地上升，挪威人使用了一切可用的方法去阻挠和拖延工人的登记。他们甚至声称，破坏征工计划的行动已取得了成功，使征召的工人人数从德国人预期的三万五千名减少到三千五百名。8月间，奥斯陆警察局长贡纳尔·埃利弗森由于拒不逮捕顽抗的妇女以执行征集劳工的工作而被枪毙，挪威警察和准军事组织全被置于德国军纪之下。另一方面，挪威陆军军官也遭到逮捕，被送往集中营。通敌的政党的士气也相应地下降了。在吉斯林就任首相后不久，他那个党的秘密名册和文件就落到了爱国者的手中，文件的摘录于1942年7月发表在秘密报刊上，使许多党员惊惶失措而都退党了。接着，在1942年9月，吉斯林珍惜的关于成立一个“总体议会”的计划由于工会（早些时候他已经接管了工会并使工会“吉斯林化”了）中的集体辞职而完全失败了。工会工作人员是为了抗议他在1942年9月10日颁布的使工会会籍成为强制性的法令而辞职的。1943年12月，奥斯陆大学被查封，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和六十五名教授被捕，学生中后来有将近四百人被驱逐出境，大约有五百人被送进集中营，原因是这些人反对吉斯林企图以政治测验作为入学条件的办法。此外，在整个1943年中，关于吉斯林党内发生分裂并有许多党员退党的新闻，川流不息地传到外界。的确，吉斯林于1943年6月7日在特隆赫姆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已不得不说出他的虔诚的愿望，即希望总人口中每十个人里有一个能成为民族统一党党员，他说，管理人民和国家不需要比这些党员更多的人了。这是承认民族统一党到这时为止在国民中只代表极小的比例，而且还表明吉斯林已经放弃获得普遍依附的希望，只急想达到德国人所规定的、作为准许他继续充当挪威名义上的统治者的条件的那项百分比了。他的权力在1943年4月初已经被德国人的命令以羞辱的方式削减下来。德国人下令把所有吉斯林分子的市长都置于德国专员的代表或当地德军司令官的代表的监督之下。同时通知报界，将来决不可以提到法令是吉斯林“颁布”的，只说是由“首席部长签署的”。但是他的唯一真正的希望——至少暂时是这样——在于利用其同胞的躯体来安抚德国莫洛克神。然而，正是由于人们发现了他要这么做的意图，才使挪威人的抵抗坚强到无法缓和的程度，也加速了他自己和他的主子的灭亡。1944年这一年里，抵抗运动从消极完全变为积极，因为早在那年年初，抵抗运动的部队缴获了吉斯林的计划，发现他答应希特勒要动员七万五千名挪威青年替德国武装部队服役。这一计划的提前暴露，迫使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推迟了几个月才执行这项计划。这样一耽搁，爱国人士就有机会来组织对付他们的反措施，因此当德国人和他们的挪威傀儡在1944年5月终于企图征召三种年龄的人去从事强迫劳动时（表面上是根据前一年的劳动法令），受到威胁的挪威青年早已逃进深山密林去隐藏起来，这一网几乎没有捕到他们中的任何人。同这一行动同时发生的，是有系统地破坏德国人的档案，以及规模越来越大地破坏为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因此，德国人的报复也日益频繁和严厉，到了那年年底，据说大约有一万六千名挪威人被关迸监狱和集中营——有许多集中营是设在德国的。
　　吉斯林的党在这些事件以及德国人的前景全面恶化的压力下，更加迅速地开始瓦解了。在民族统一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早就有了裂痕，这时尽管吉斯林拼命试图控制这个缺口，这条裂痕却变得更深更宽了。在这一年中（1944年），吉斯林的“部长”有三个人脱离了他的政府。吉斯林本人虽然名义上仍旧是领袖和“首席部长”，却已被他的对手“警察部长”约纳斯·利埃越来越推到幕后去了。约纳斯·利埃冷酷而残暴地同德国盖世太保头子雷迪斯合作迫害挪威爱国志士，从而得到了德国人的特别宠爱。极端派的狂热自然得到了德国人更大的支持，所以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他们撵走了温和派，温和派不仅对德国人无用，而且也拼命想从德国人的网里脱身出来，逃避他们同胞的报复。大批温和派这时开始逃住瑞典，或是为时已晚地试图挽救自己，“加入划船俱乐部”（人们这时都这样称它）。的确，这时，促使这些人逃避他们自己领袖的动机就同促使他们逃避抵抗运动或盟军的报复的动机一样。因为那些顽固不化、不可救药的领导人为了努力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时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拼命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并把这支力量交给他们的德国主子去支配。因此，这些领导人在力竭声嘶地号召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