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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英国当局的紧张关系严重削弱了它作为一支抵抗德国人的战斗部队的效用。实际控制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希腊共产党领导人首先忙于消灭那些对抗的抵抗运动组织，后来又忙于准备解放后夺取政权的工作。在追求这两个目标时，他们遇到了英国人的反对。尽管在高阶层中有这种对抗存在，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地方指挥官获准或者愿意主要致力于攻击占领军的希腊那些地区，他们却打得很出色。
　　在抵抗运动中，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也是唯一能在占领期间一直存在下来的对手，是希腊西北角上由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后为将军）指挥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人数虽然始终没有超过几千人，它虽然一直限于在一个战略重要性不大的地区活动，却同英国当局合作得很好，并且根据英国的计划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进行了有效的战斗。它经常得到英国人的支援，这使它能够顶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再进攻。然而，到1944年，雅典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组织竟然同占领当局进行勾结。泽尔瓦斯手下的主力部队虽然同戈纳塔斯领导的雅典集团破裂，这时却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共和政策而采取保皇政策，并变得日益保守了。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前希腊陆军军官，这些人尤其是反共的。
　　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竞争者都不十分幸运。有些竞争的领袖，如萨腊菲斯将军，被生擒了去，然后通过威胁，劝诱他们接受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另一些集团干脆（不管有无根据）被控同轴心国勾结而由全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予以消灭。其中最悲惨的是普萨罗斯上校的实例。他是雅典一个自称为“民族与社会解放”（以希腊文缩写EKKA闻名）的虽小而进步的政治团体的军事代表。普萨罗斯上校的部队在1943年内两度遭到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几乎被消灭。1944年4月，它终于全部被歼。
　　在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若干英国军官奉命从1942年秋季直到占领结束期间与之保持联络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希腊抵抗运动团体。第一批英国军官于1942年10月1日从三架飞机上空降到希腊中部。他们的特定任务是破坏萨洛尼卡…雅典铁路，切断非洲隆美尔将军的供应。这组英国人顺利地同泽尔瓦斯将军取得联系，他从一百英里以外赶来支援他们。主要是偶然碰巧，他们也同共产党人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建立了联系，他十分勉强地同意他手下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也进行合作。11月25…26日夜间，混成的游击部队袭击了防守戈尔戈波塔莫斯桥的意大利人，同时英国人员则成功地毁坏了部分桥梁，从而完成了使命。
　　这组英国人员与原先的预料相反，在希腊逗留下去，并扩充成为英国军事使团。为了作战目的，对希腊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派驻了英国联络官，但在联络的初期，全国人民解放军便怀疑英国人在武器和金钱的供应方面偏袒希腊全国民主同盟。1943年夏初，全国人民解放军同边远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的冲突，还有同“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队伍的冲突，都被英国人加以制止了。英国人经过一番困难，终于说服三方于1943年7月签署了“国家队伍”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三支部队都被承认为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独立兵团。
　　与此同时，在1943年6月，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合作，一组英国人员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希腊人的支援下再度对雅典…萨洛尼卡铁路发动攻击，这一次的目标是阿索波斯桥。中东总司令部曾要求进行一系列战斗，主要是破坏活动，作为战略上迷惑轴心国计划的一部分，使它们相信盟国即将进攻巴尔干各国，而不是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全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一般也表现了同样的不合作态度。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希腊共产党的政治野心大为膨胀起来：全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接受了意大利皮涅罗洛师的投降，随后又解除了这师人的武装。因此，意大利的垮台给全国人民解放军补充了大量的武器，使之成为最强大的抵抗运动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迅速采取了行动：10月间，它不顾前一年7月的“国家队伍”协议，再次攻击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并采取行动去消灭一些较小的竞争团体。
　　在这种局势下，盟国军事使团（第一个美国军官于1943年9月参加到希腊的英国人中来）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地步。英国人暂停向全国人民解放军供应武器。同时，他们增加了对泽尔瓦斯将军的供应，从而使他能够抵挡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到1944年2月29日，盟国军事使团才设法促成了普拉卡协定，结束了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的敌对行动，划定他们各自的活动区域，并要求中东总司令部对希腊所有抵抗德国的部队提供一切可能的供应。作为普拉卡协定的初步措施，签字各方又于1944年2月19日签署了一份对保安营的联合谴责宣言，全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怀疑英国人纵容保安营。
　　然而，正在局势似乎恢复稳定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于3月26日再次使盟国军事使团大吃一惊。它们宣布组成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以希腊文缩写PEEA闻名）作为一个“预备性的政府委员会”。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中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和少数几个匆忙参加到他们那边去的无党派社会人士。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埃夫里皮泽斯·瓦基尔齐斯上校，他从前曾加入“民族与社会解放”，但是4月间雅典大学的亚历山大·斯沃洛斯教授，一个持有社会党观点的知识分子，取代了他。
　　参加5月间黎巴嫩会议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就是这个斯沃洛斯教授。也许部分由于受到同他接触的英国代表的影响，他的语气颇为和解，有助于达成黎巴嫩协定。但是，当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的代表团回到希腊时，他们发现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决意阻挠协定的履行。结果是，在1944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盟国军事使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敌对。
　　尽管如此，到1944年9月2日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的时候，盟国于德国人撤退时在希腊登陆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做好。美国当局决定美国部队将不参与这次战役的军事行动，而只限于参加救济工作。结果，纯由英国人组成的登陆部队不可能超过四千人左右。这个数目太少了，如果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用武力反对英国人的话，英国人的处境将是极端危险的。
　　快到8月底时，帕潘德里欧首相到意大利拜访了丘吉尔。丘吉尔终于同意，按照先前的计划，乔冶国王几乎立即便回到希腊国土上去是不可取的；他的回国将延迟到可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时候；而且民族团结政府在回到希腊后也将进行改组。
　　民族团结政府在成立后不多几天，便由开罗迁往意大利的萨勒诺。9月底以前，代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萨腊菲斯将军，和泽尔瓦斯将军一起到达卡塞塔，同地中海地区总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和帕潘德里欧缔结了一项军事…政治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希腊国内的所有游击部队都承认民族团结政府的权力。政府则将这些部队置于盟国司令部代表罗纳兹·斯科维将军的指挥之下。各游击部队不得在解放的时刻图谋夺取政权，而应“结成一个民族联盟，以便协调它们的活动”。
　　9月底，英国军队开始在希腊登陆，虽然登陆情况直到10月5日才公开宣布。英国人、全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全对退却的德国人进行袭击，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英国登陆部队和当地的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首领之间的关系在有些地方十分紧张，不过一般说来表面上仍然相当正常。英国部队几乎在各地部受到希腊人极其友好的接待。
　　民族团结政府的主要成员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先生，后为爵士）一起，在10月18日雅典解放后不多几天便抵达了该城。同退走的德国人之间的小战斗在希腊北部又延续了好些天，但是到11月初，德国人已完全撤退了。
　　保加利亚人从希腊北部的撤退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因为9月9日，根据保加利亚新成立的祖国阵线政府的看法，该国已经成为一个共同参战国，并且热切希望驻在希腊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占领军也能攻击退却的德国人。英国和希腊民族团结政府（或者可以说，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坚持保加利亚人必须离开希腊国土。俄国无意支持保加利亚的建议。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停战代表团受到了压力，于是到10月25日，最后一名保加利亚人离开了希腊。敌人对希腊的占领结束了。
　　第五卷　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
　　前言
　　查塔姆大厦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中，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撰写，与盟国进行和赢得这次战争具有一个共同的长处。那就是这部历史是由英美两国人士通力合作完成的。本卷的作者就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美国人，查塔姆大厦乐于借此机会向给予麦克尼尔先生两年假期，使他能来伦敦撰写这部历史著作的芝加哥大学表示谢意，并向因富布赖特参议员的远见卓识而创建的交换组织为此提供的财政资助表示谢意。
　　本卷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事务中最重要而且是最有兴味的历史。这里叙述的1942…1946年间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三国关系的经过，首先决定了这次战争的结局，其后则决定了战胜国之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充塞在这短短五年之内的历史事件既是一长串先前历史发展的顶点，又是越出观察者在1952年分析形势的视野之外而伸向未来的历史新篇章的一个出发点。
　　本卷回顾的这几年历史，就象罗马帝国建立之前最后那场混乱一样，由于这些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的独特个性，这段历史是引人入胜的，即使记叙他们的行动对于所有政治意义和目的毫无重大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率着胜利一方的英、俄、美三头政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本身就是使人着迷的心理研究对象；他们每个人都和其他两个伙伴显然不同；而由于一种飞跃发展的技术造成“距离的消灭”的结果，这三个人的遭逢是人类不同的种族在狭路猝然相逢的一个缩影，这是这一代人的历史中最突出、最主要也是最尴尬的一个特征。
　　三头政治中的那个英国巨头——他象恺撒一样，如果没有以一个伟大的活动家著名于世，便会以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成名——已经用别人无从模仿的语言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而美国巨头则很幸运，他个人的班子里有些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写下的记录既亲切又富有洞察力。格鲁吉亚的那位巨头则相反用那种把自己包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的手法，发挥了他的魅力。当然，本卷的作者在分别和同时写到这三个伟大人物的时候，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