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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这次战争是为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而战的，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或者在全世界发动革命。在以后的几年里，这始终是苏联战时宣传的基石。直到1944年，“民主”这个词模糊不清的含义才变得明显起来了。
　　斯大林于1941年11月6日发表的第二篇战时演说，更明晰地否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说德国人认为他们能够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幽灵去恐吓英美的统治阶级，这样就可以说服他们协力来反对苏联。“可是德国人的估计犯了严重的错误。尽管有赫斯的努力，英美不仅没有参加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向苏联的进军；相反，它们同苏联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反抗希特勒德国。”
　　在演说的较后部分，他用一种乍看起来似乎很不必要的方式辩论说，德国人既不是国家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象他们自称的那样。他继续说：
　　为了掩盖他们的反动、下流的本质，希特勒匪徒污蔑英…美国内的政权为富豪政权。但是英国和美国有一些基本的民主权利，有工人和雇员的工会，有工人的政党，有议会，而希特勒的政权，则把德国的所有这些机构完全废除了。
　　斯大林在演说的这一部分中答复了德国宣传机构向全世界发出的假革命或半革命的号召。他否认社会主义与富豪政治对立的说法，尽管这种说法以前好多年一直是苏联宣传中的特点，而且戈培尔还曾借用这种宣传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斯大林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反动派（“实际上，希特勒政权是俄国沙皇时代反动政权的翻版”）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斗争，他承认西方国家也在自己这一边，认为它们至少具有基本的民主权利。列宁时代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内曾经把爱国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的迷信，可是现在爱国主义则受到了赞扬。斯大林甚至把沙皇政权下的爱国英雄拿过来，正式加以美化。这些人从俄国统治阶级的走狗忽然一下变成了适合于鼓舞红军士兵们的人物了。
　　一场为这样一些目的而战的战争，不会挫伤英美的感情。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为俄国统治者所注意。他们希望这些新盟国同意让他们并吞边境上的那些地方——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这些地方是住1939…1940年作为同希特勒联盟的副产品而获得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很轻易地就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斯大林并不准备放弃他的要求，但是他极为审慎地不公开提出这项要求来。事实上，他在演说中采取了一种稍为不同的策略。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苏联于1941年9月正式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种姿态是可以用来消除西方公众的不安情绪的。当纳粹正深入俄国领土，而且就最近的将来而言，整个问题也还只是纸上空谈的时候，斯大林满足于私底下提出他的要求，而并不施加压力。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直率的一个问题：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相信这场战争是为他在演说中所说明的那些目的而战的吗？答复必然是否定的。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西方的民主政治。他和他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唱的所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虚伪性的那种老调唱得已经太久了。不过，斯大林满足于暂时坚持他所制定的认为可以用之于国内外以取得支持的最有效的宣传方针。苏联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联盟，系出于它所处的情况的需要；如果最后资本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不得不发生，那末，它反正会发生的。这时候，西方的援助极为重要，去作什么危害到这种援助事情，那将是愚蠢的。等局势改变时，将有充分的时间使苏联的政策按照情况可能指引的任何方向改变。
　　如果上文所述恰当地说明了1941年最后几个月内苏联领袖们对英美的态度，那末，还应该记住，根据理论，可以很容易就能证明这种行为是正当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利害关系的冲突，已使它们对苏联的包围破裂了。只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软弱的地位有所需要，那末，尽力保持这种破裂基本上讲是明智的。至于苏联是同“诚实的人”还是仅仅同目光短浅的“资本主义者”结成了盟友，这将由未来事态的发展去决定了。
　　权力集中于斯大林身上，这是苏维埃制度最为突出的特点。事实上，同任何别人进行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斯大林才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甚至级别很高的军政人员未经斯大林授权，也都不愿意讲或做任何事情。结果，俄国政府低级官员同西方国家的代表在交涉中出现的那种麻痹状态，往往令人非常生气，这对于他们之间合作的顺利开展的确毫无帮助。另一方面，最高级的磋商处理起来却异常敏捷，尽管斯大林所作的让步，事后常常由于下属没有把协议付诸实行而被取消了。
　　然而，斯大林的权力确实是有限度的。有些西方观察家便认为他实际上主要是看不见的政治局的发言人，而不是一个完全可以独立行动的人。的确，最绝对的权力都会有限度，这是人类事务中所固有的。一个独裁者在某些意义上始终是他的下属的俘虏，因为他要靠下属提供情报，他的决定也要靠下属去执行或不执行。还不止此，斯大林似乎采用了向他左右的人征询意见的办法。只有在听取了各种争论及建议之后，他才作出决定。因为决定并非完全出自斯大林的头脑，而是把他的顾问们发表的意见和态度也考虑在内，然后再作出选择或者加以折衷的，所以，斯大林的行为可能至少部分地反映出政治局、他的将领们，或外还有其他的同僚们的影响，这种推测也许是恰当的。
　　但是，政治局及军队的最高统帅部都是斯大林的奴隶，这也是事实。在1939年以前的那几年里，他有系统地杀掉或除去那些胆敢以某种方式反对他的领导的人。当战争临到俄国的时候，斯大林个人的支配地位没有受到挑战而且也是不可挑战的。我们没有理由设想政治局的成员曾经试图通过多数票或任何这类的方法去压倒他们的领袖。不论斯大林多么依靠政治局的成员提供意见，他却远远不只是政治局的发言人。
　　斯大林有一个微妙而困难得多的问题，就是他和红军领袖们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党人受过法国革命历史的教育，始终知道在革命以后有出现波拿巴主义的危险，如果不预先加以防范，那末，伟大的卫国战争似乎会向一个野心的将领提供模仿拿破仑的机会。斯大体和党内的同志们的确采取了预防的措施，结果竟然十分成功。战争爆发后不久，作战的最高指挥权便交到了一个新机构，国防委员会的手里。斯大林担任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这个办法似乎不足以保证党和斯大林防止一场军事政变的危险。1942年年初，斯大林亲自接过了日常指挥作战的工作，同时把军区划分为相当小的军，每一个军都直接隶属于斯大林。采用这种编制办法很明白地是为了防止某一将领上升到权力与威望足以危及斯大林独裁的地位。
　　但是，相当小的独立的军，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行动是困难的。邻近的各司令员之间个人的竞争以及通过莫斯科进行联络的不便，妨碍了军事效率。因此，快到1942年年底，这个制度又作了更改。较大的军区重行建立起来——即所谓“战线”。斯大林依靠他亲自同将领们的日常接触而使他们安守本分。
　　这样发展起来的制度，在随后的战争年代里一直效果很好。斯大林同各战地主要司令员之间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进行联络，这使他们觉得斯大林的确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发布命令并给予帮助的最高权威。只要斯大林本人积极行使司令权，他就不会轻易地成为军事政变的目标，因为军方同最高民政当局之间不可能发展起一种心理上分离与对抗的意识。斯大林于1943年3月接受苏联元帅的军衔，象征了并且帮助巩固了他异常急切地想保持的军方与民政领导之间心理上的这种团结一致。
　　斯大林作为红军总司令的任务，只是他战时职务的一部分。在战争爆发前几星期，他就任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职位，即苏联政府总理的职位。另外。他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因此，所有的权力这时候终于公开地完全集中到了他的手里，政府、军队和党都直接隶属于他。斯大林的权力在三十年代中是半遮半掩的，现在通过职务关系已公开获得承认并受到了尊重。
　　苏联的出版物、示威行动、公开演讲、无线电广播等给予斯大林的奉承——几乎可以说是崇拜——在他的权力中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奉承很奇怪地跟斯大林的缺乏戏剧性作风或口才是一致的。他这种类型并不是西方的那种煽动群众的人，而是农民所想象的高不可攀的父亲般的沙皇。斯大林神话同沙皇神话之间相似的地方，部分是由于有意识的目的而造成的，但是这种崇拜表面上的成功和令人作呕的过度，只是由于俄国人民特别易于接受才出现的。
　　斯大林的个性是西方人士感到很难理解的。他有时温和、斯文，有时又故意粗鲁，而且经常十分多疑。也许，他也真正感到迷惑，这些西方人士的举止为什么不象资本主义政权的代表应有的那样——斯大林神话面对着斯大林这个真人，使西方人士感到很不容易应付。他个人的能力和勤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内心深处想些什么，他真正感到的和想到的又是什么，却始终只能加以猜测。作为一个迷一般的民族的迷一般的领导人，斯大林很恰当地象征着俄国和西方战时合作下面的那种含糊不清的情况。
　　俄国官僚政治（或者说是各个官僚政治，因为党、政府和军队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各自构成一类官僚政治）的传统，在一种意义上抬高了斯大林的权力，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限制了它。各类官僚政治中，每一类都独具一种严格的独裁主义：命令就是命令，对不服从命令的惩罚可能是很严厉的。一道连续不断的控制权从最低级的公务员直达俄国政府、党和军队的最高一级：这就给了斯大林如此巨大的权力。
　　但是正象斯大林依赖他个人周围的顾问和同僚们帮助他作出决定并提供便于他作出决定的情报那样，这个苏联独裁者也是在他指挥下行使权力的行政机构的俘虏。这些机构是不灵活的、血腥的、牺牲人民的设施，对地方情况不能很好地适应。俄国行政机构的这种笨拙不便是由于它的内部结构和传统所造成的。当办事没有成效或没有显示出热情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流放或监禁时，各级属员便不得不尽力胜过他们的上级，过火地去完成派给他们的任务，不顾别人的反对，疯狂地尽力使他们的顶头上司获得良好的印象。但是下属的这种服从必然往往不能体现出最高领导人原来的意图。完全丧失了个人主动性的人们，不能够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于当地的情况，或预先没有见到的新情况，直到由于愚蠢的、疯狂的努力去完成无法施行的命令而造成了也许是严重的损失为止。我们的确有理由可以假定，斯大林并没有经常预见到，也不是经常赞同他的工作人员在国内外的某些行为，但是除非在很严重的情况下，他几乎无法公开否认他们的行为，他也不能防止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