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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年夏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派遣使节，要求英美出兵同红军抗衡，英国人就不肯积极干预罗保两国的事务。俄国在1944年8月给予报答，劝告希腊共产党参加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尽管由于美国的反对，英俄两国没有签订任何正式的协定，但它们的实际行动还是表明，从1944年5月以后，这些巴尔干国家似乎已经由它们两国划分定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归英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俄国。
　　在4月、5月和6月间，巴尔干问题再一次变得十分突出，但这并未使英美停止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治活动，它们在那里的政策和先前一样，仍然互相抵触。俄国对意大利和法国的政策一般是消极的。尽管在3月和4月间，俄国在外交上承认了巴多里奥，意大利共产党又公开表示支持他，这种戏剧性的行动并不能抵销来自美国政府和意大利人本身要求改变意大利政权的压力。
　　自从4月初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大转变后，巴多里奥开始同各个反对党的领袖和盟国当局进行商谈。结果，盟国于1944年4月12日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一旦盟军占领罗马，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就将放弃权力，任命王储为“王国的摄政”。4月21日，巴多里奥就任新内阁的总理，所有的反对党都参加了内阁。
　　英国人希望，通过给与美国人和意大利反对党这样的让步，可以使意大利的政局在攻克罗马后保持稳定，王储洪贝特就能顺利地继任他父亲的王位。但是事实上局势并未那样发展。1944年6月5日，盟军攻克罗马。按照4月12日的协议，维克多·艾曼努尔立即把宪法赋予的君权交给他的儿子。于是洪贝特要求巴多里奥组织新的内阁。但是罗马的意大利政界人士拒绝接受他。因此在6月9日，伊凡诺耶·博诺米成了总理。
　　丘吉尔看到局势这样变化，勃然大怒。他生怕意大利新政府会排斥社会上的保守派。6月10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抨击那批接收意大利政府的“渴望掌权的老政客”，并提出，既然意大利人事先没有同意大利谘询委员会商量过，这个新内阁就不应得到盟国的承认。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回答说，如果不尽快使博诺米内阁行使职权，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看来木已成舟，无法改变，丘吉尔最后只得同意了。
　　意大利政局混乱造成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美国观点的一次胜利，可是法国的局势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尽管罗斯福不信任戴高乐，戴高乐将军的实力却越来越强。1944年3月26日，戴高乐公开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为法国临时政府，旋于5月15日又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吉罗将军由于针对他作为法军统帅的权力引起了一场争论，随后即于4月14日辞职。他的被排除出去巩固了戴高乐个人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
　　英国政府尽力设法加强戴高乐的地位，为他的组织和法国各抵抗团体之间提供联络工具，并站在戴高乐一边同美国人争论。除了戴高乐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其他可以与之打交道的法国当局了，因此他只得同临时政府的代表安排军事上的联络。然而罗斯福却始终反对任何有关行政方面的协议，所以到诺曼底登陆那天，艾森豪威尔尚未作出任何安排。由登陆的前夕，罗斯福依然反对戴高乐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首脑，这几乎促使艾森豪威尔拟定的军事部署遭到破坏。在登陆开始后，戴高乐于6月10日公开宣称，关于法国的行政问题，他一直无法与盟国达成任何协议。
　　美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得让步。7月6日，戴高乐正式访问了华盛顿，他在那里的言行非常得体，甚至使某些最敌视他的人也得到较好的印象。况且，事实证明戴高乐在法国内部没有什么劲敌，共产党人已接受他的领导，其他的抵抗团体和人民群众也是如此。结果，罗斯福和赫尔于1944年7月11日承认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为法国人民事实上的代表。经过漫长的时间，戴高乐想成为公认的法国政府首脑的雄心即将实现了。
　　盟国同欧洲中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英美摩擦的另一个原因。一般说来，美国想采用较为强硬的手段去促使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国同德国断绝贸易和其他关系，而英国政府则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在西半球，英国不愿支持美国对阿根廷采用高压的手段。不过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事情，并不涉及最终目标的分歧，只是对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已。
　　关于西欧较小的国家和它们的解放问题，1944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困难。在盟国看来，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的流亡政府显然具有合法的地位，这些国家内抵抗运动的组织也承认流亡政府的领导权。因此，解放的问题基本上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盟国军事当局同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流亡政府的关系，是由5月16日艾森豪威尔签署的各个协定加以规定的。
　　1944年6月6日进攻法国开始后，诺曼底的军事胜利大大改善了盟国的关系。长久的等待和忧虑终于过去了。英美联军开始投入战斗，俄国也发动了新的攻势来配合英美的进攻，这时盟国阵营内到处充满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表示欣慰、自豪和早日获胜的信心。罗斯福的心情随着健康的恢复也好转了。到6月间，他也许感到过去几个月里对待丘吉尔相当简慢，特别在法国问题上面。至于丘吉尔，当他看到他原来极为担心的军事灾难没有出现时，他觉得十分安心，而且鉴于盟军进攻的威力，他感到非常乐观，甚至公开预言：在1944年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斯大林也觉得高兴。他在6月13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象这样深思熟虑、规模巨大和行动熟练的壮举。……这件大事将作为一个极其辉煌的成就载入史册。”苏联还有两个姿态也值得注意。6月11日，俄国政府公布了—份官方报告，讲明从战争开始后，英美和加拿大供给苏联物资的情况。这个声明不仅开列了所收到的项目众多的物资的数量，还说：“通过供应苏联上述宝贵的物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作出了贡献，有助于红军胜利地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祖国的土地，并促进了盟国的共同胜利。……”苏联政府正式地、公开地承认西方国家给予他们的物资的规模和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个类似的姿态是，人民委员会命令全国于1944年7月14日隆重庆祝联合国家日。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些姿态便可以证明斯大林及其同僚对于在欧洲终于开辟了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表示满意。这时，看来胜利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或许将很快到来。
　　诺曼底的胜利带来了一段相互友好、轻松愉快的时期，从而为进一步安排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第二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显然，胜利将引起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最短期间内动员最大的力量去击溃日本的问题。至少罗斯福想在三国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斯大林仍然象往常那样不很愿意，到6月底，看来已经很清楚，他不会同意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次会议了。
　　同时，丘吉尔一再催促要举行另一次英美会谈。但是罗斯福对于这样一次会谈是否会达到他心中的目的却没有把握。他的一些顾问担心，如果没有斯大林参加，他只同丘吉尔磋商，那会显得好象英美人在考虑问题时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也有人说，同英王乔治三世的宠臣们过分接近，将对罗斯福的重新当选不利。
　　尽管有这些争议，当丘吉尔于1944年7月16日急切地要求同罗斯福再举行一次会谈时，总统还是决定他应同意于9月中旬和首相在苏格兰会晤，商讨的事项中有德国问题和对日作战问题。后来，这次会谈于1944年9月11日改在魁北克举行。
　　诺曼底登陆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到1944年6月底，当红军在中线重新发动攻势，开始进入无可争议的波兰领土时，波兰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几乎就在这次攻势发动前的最后时刻，俄国人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希望同在伦敦的波兰人取得谅解。4月和5月间，斯大林同兰格和奥莱曼斯基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此后苏联代表又向伦敦的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非正式地进行试探。但是斯大林的条件象罗马女巫的条件那样，比他在1月份所提出的更为苛刻。现在，他不仅要对方承认寇松线，并且要求驱逐包括总统在内的波兰政府某些主要人物。俄国人又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充当调停人，可是毫无成效。无论，是俄国人或是波兰人都不肯让步。
　　在同捷克人打交道时，俄国人丝毫没有碰到在波兰所面临的那些困难。根据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捷克人很珍重泛斯拉夫民族的感情，把它看作抵御那种几乎从四面八方把波希米亚团团围住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堡垒。况且，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没有象造成俄国和波兰对立的那种纠葛，他们的敌人是德国，在这以前是奥国。因此，捷克人比较容易把俄国人看作朋友和斯拉夫族的同胞。
　　1943年12月12日，俄捷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其中不仅规定两国在未来对德作战时相互支援，并且保证“互不干涉内政”。1944年5月8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规定红军司令员和捷克行政当局的关系，一俟俄国军队进入捷克境内，立即开始生效。根据这项协定，军事行动完全由俄国负责，但是“一旦解放区的任何部分不再是直接军事行动的区域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将接过全部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
　　这样便为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扫清了道路。当然，在波兰边界争端没有解决之前，不可能同波兰流亡政府作出类似的安排。
　　同时，伦敦的波兰人正在谋求获得罗斯福的帮助。他们认为，丘吉尔公开支持寇松线是出卖了他们，斯大林则是他们的敌人，惟有罗斯福才是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但是总统很不愿意处理如此棘手的问题，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机敏地回避了这个争端。可是，罗斯福在拒绝了两次要求以后，终于同意接待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于诺曼底登陆日的前一天，即6月5日开始，历时九天。
　　罗斯福同米科拉伊奇克会谈了三次。总统敦促米科拉伊奇克设法同斯大林当面会谈去解决问题，并一再暗示，波兰人应当准备对俄国人的要求作些让步。可是罗斯福不敢直言不讳，也许说得更恰当些，他仍然抱着希望，认为还有可能达成一项会使斯大林和波兰人都满意的协议。
　　波兰问题对美国国内政局有着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总统的竞选运动即将开始。同波兰流亡政府公开争论将有失去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这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们几乎团结得象铁板一块。另一方面，罗斯福把他的整个国际政治纲领放在同俄国取得协调上，同时美国有许多人认为，几乎应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罗斯福非常谨慎，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波兰总理讲得十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