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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身边的。史汀生想唤起罗斯福的理想主义。他宣称：“这正好是德国人自己希望加在他们牺牲者身上的罪行——这将是对文明本身犯下的罪行。”赫尔指出，苏联政府可能有其他的意见。在后来和总统的一次会见中，他责怪总统无视正常的国务院渠道。赫尔又说，如果这项建议公布出来，它会有损于罗斯福的人道主义的声誉，并且在政治上可能使他受到损害。
　　9月21日，这项消息泄漏出去了，显然是通过财政部的渠道。公众对这项消息的反应一般都是批评。也许罗斯福到这时候才第一次看出，摩根索的建议多么可怕。到9月27日，总统已经判定这个计划是一个错误。他对史汀生说，他并不真正想要把德国变成牧场。史汀生10月3日会见总统，把总统草签的那份备忘录的措辞给他看的时候，罗斯福露出惊异的神气，说他在签署时一定没有多加思索。
　　罗斯福因为在摩根索的对德计划上吃了苦头，他的反应就是拒绝考虑任何代替的政策。10月20日，他写信给赫尔说：“我不喜欢为一个我们还未占领的国家制订详细的计划。”几天后，总统给陆军部的另一份备忘录，命令在六个月左右的时期内停止一切制订对德计划的工作。这种驼鸟式的对待未来的态度，妨碍了盟国通过欧洲谘询委员会或任何其他途径在对德政策上达成协议的任何机会，并使负责此项工作的低级美国官员不知所措。在缺乏远见和协议的情况下，他们听任问题延宕下去，直到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时才算达成了一项三国协议。
　　接受摩根索计划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十足的政治错误。对这个计划的宣传以及整个事件的时机，大大加剧了盟国利益蒙受的损害。当这个消息于9月21日在美国报纸上传开时，关键性的阿纳姆战斗正进入高潮，德国士兵听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建议对他们祖国采取的手段时，一定加强了他们的斗志。实际上，有关这个计划的一切——它的各项规定以及摩根索既是银行家和资本家又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全有助于纳粹的宣传。这样的结论是无法避免的：即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下了决心，在战斗中倒下总比慢慢饿死要好，因为摩根索计划给他们安排的似乎就是这种下场。在德国人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话现在预示出的他们未来的命运，和他们早就在担心的俄国人为了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进行报复而将要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同样令人绝望。似乎不再有任何理由认为西方比布尔什维克要好一点了，戈培尔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鉴于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在差不多同时讨论了种种步骤以减轻意大利经济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罗斯福的心理失常和丘吉尔的同意摩根索计划更令人不可思议。当他们逗留在海德公园时，他们起草了一项正式声明，经英国内阁通过后，于1944年9月26日公布出来。这个声明答应将在内政方面赋予意大利政府越来越多的权力。为了表示这种改变，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名称被改掉，删去“管制”一词。此外，意大利政府应邀和西方国家互派外交代表。罗斯福和丘吉尔还告诉全世界，他们将指示本国代表在联总第二届理事会会议上要求把意大利列入有资格从该组织获得一定数量援助的国家之内。罗斯福…丘吉尔关于意大利的声明还答应，在重建意大利的经济方面英美将给予帮助，这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这项声明并表示，要取消对意大利对外贸易的限制。这些许诺实现后，意大利便逃脱了停战协定的最苦恼的束缚，虽然随着战争损害而来的困苦和动乱一时仍难消失。
　　在丘吉尔离开海德公园回伦敦的前一天，他再次同罗斯福讨论了原子研究及英美两国当局交换情报的问题。罗斯福答应，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应共同享有原子能工业用途的情报，可是对于保证满足英国人对原子弹的军事秘密的全部好奇心，他显然比较沉默。
　　丘吉尔理应感到，他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对于规定英美两国在打败德国和打败日本之间的这段时期中的关系取得了不少成就，可是关于协调英美在东欧的政策方面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看来波兰和巴尔干各国的局势没有在魁北克提出来正式讨论，但总统已经明白表示，他不会采取积极的步骤在东欧进行干涉，至少在11月的大选以前不会这样做。波兰问题特别富有爆炸性，因为罗斯福可以采取的任何步骤几乎一定会使大多数美籍波兰人心怀不满。
　　没有美国的支持，丘吉尔觉得他必须做他单独能够办到的事。9月25日他回到伦敦后，发觉形势十分紧急，应该立即和斯大林商讨。丘吉尔起先希望能安排一次三大国会议，处理由于红军迅速进入巴尔干国家而引起的种种问题，可是罗斯福觉得必须等大选后他才能离开美国，而斯大林则照例拒绝离开他的首都。因此，丘吉尔决定没有罗斯福参加，也去莫斯科。他在艾登的陪同下于10月8日到达。根据总统的建议，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应邀参加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议，作为罗斯福个人的观察员。然而，他无权使美国承担任何义务，而且在整个会议期间，显然一直保持沉默。
　　英国人有两个政治问题希望能同斯大林解决。一个是规定俄国在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流域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是：如果人力所及的话，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波兰问题。此外，丘吉尔还想就欧洲的一般政治解决方案、德国的前途、法国在大联盟中的地位等同斯大林交换意见。
　　第一类问题之一，并且也许是促使丘吉尔匆匆地赶到莫斯科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保加利亚停战协定的问题。俄国人曾经建议，准许保加利亚人保留他们在战争中所占领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领土的一部分或全部。等丘吉尔抵达莫斯科三天后，盟国政府才向保加利亚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撤出这些地方。人们很有理由从促成苏联改变原来立场的这件事中看出丘吉尔的手法。
　　可是取得斯大林的同意是非付出代价不可的。英、美、苏三国政府关于把巴尔干国家分为俄国和英国活动范围的谈判，从1944年5月起一直拖延下来，没有取得正式的书面协议。这时，丘吉尔急于想逼俄国人作出决定，因为他相信如果没有某种明确的谅解，俄国人可能会利用停战协定和他们的军事地位把英国（以及美国）的势力从整个东南欧排除出去。
　　1944年5月间，俄国人曾暂时同意对巴尔干各国的一种划分办法，即把希腊和南斯拉夫都划归英国的活动范围。可是到10月，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红军已经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站定脚跟，最近又进入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另一方面，英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影响还只限于军事联络代表团能对这些国家的游击队组织发挥的一点作用，可能再加上英国对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流亡政府的控制。
　　丘吉尔和斯大林讨论后所产生的协议，反映了巴尔干地区新的军事平衡。俄国获得保证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优势，英国则对希腊事务行使相应的控制权，在南斯拉夫的势力则由英国和俄国均分。的确，他们作了一种奇妙的努力，把这个问题化成了百分比。根据美国外交官员送到华盛顿的报告，俄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势力被规定为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而在南斯拉夫的势力则是各占百分之五十。
　　当然，这样的假数学忽略了这些国家内部可能发展起来的任何自发的政治动力。假数学可能具有的唯一意义只是：这种百分比可以作为指标，使今后巴尔干各国组成政府，分配亲英和亲俄的阁员名额时有所依据。这似乎可能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实际的用意所在，并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例如：俄国人为什么令人费解地竭力要把非共产党的“西方”代表放进他们1945年3月建立的罗马尼亚内阁。
　　很可能丘吉尔向斯大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英国人认为有必要在希腊对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军事行动，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怎样，美国人相信英俄双方已经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根据这一谅解，斯大林将默认英国人认为必要时在希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英国人则给予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维持秩序”时以同样的自由为交换条件。
　　最后，丘吉尔再次提出英军在亚得里亚海顶端或者它东面的其他地方进行登陆。仅仅一个月以前，美国人曾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斯大林却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认为这一行动是值得的。
　　在斯大林看来，他同丘吉尔做的这项交易似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由于把希腊和希腊共产党交给丘吉尔去处理，他已经为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取得了支配地位，以应付英国（或者美国）的外交干扰。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在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的一篇讲话中，特意表示出他的满意。他说：“最近同英国政府首脑丘吉尔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莫斯科的会谈应该看作是联合国家阵线十分巩固的一种更为显著的标志，这些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和全然一致的精神中举行的。”
　　丘吉尔也可能觉得他已经充分利用了一种很难对付的局面，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规定了一个双方同意的限度，并为英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取得了立足点。既然斯大林同意英军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登陆，他就有希望突破美国人对这种行动的顽固抵制，而且，由于把英国军队布置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他可以希望在战后的任何均势中为西方获得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沿海地区。这样，英帝国的地中海“生命线”就会相当安全了。
　　既然丘吉尔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这项交易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不难在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了。然而，波兰竟然是一个比较难于对付的问题。丘吉尔不准备放弃他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持波兰人，英国当初在形式上——即使不是事实上——就是为了他们而参加战争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他希望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或者至少不依附于苏联。大概丘吉尔希望和俄国达成的波兰协议，是类似于他所取得的关于南斯拉夫的那种协议：他可能希望在那个国家里的外国势力，大致由东方和西方各占一半。要取得这样一种解决的途径是要设法把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卢布林委员会联合起来，实现象这年夏天丘吉尔在希腊和南斯拉夫顺利地促成的那种联合。
　　10月间丘吉尔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随身带有一份旨在取得这种结果的建议，这是米科拉伊奇克在8月间拟订的。米科拉伊奇克的计划主张组成一个共产党占有五分之一席位的波兰内阁——这种比例大概不会使共产党人或者俄国人称心。再则，米科拉伊奇克本人和他在伦敦的同事们都不肯接受寇松线，而这条分界线是斯大林一向坚持的。米科拉伊奇克的建议表示在东部的波兰文化中心和原料出产地必须留在波兰国境以内。根据在伦敦的波兰人中流行的那种对波兰文化中心的解释，这一条件等于说：波兰人只愿意根据两次大战间他们和俄国的边界作些较小的调整。
　　然而，米科拉伊奇克的计划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