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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希特勒的时候，讨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问题，他感到十分宽慰的是，元首对他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不需要匈牙利的任何协助。他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凡是想到餐桌上来的人至少要去帮厨。如果匈牙利希望同总参谋部对话，他没有异议。
　　五个月以后，希特勒同恰基谈话的时候，把德国及其伙伴比作足球队。关于慕尼黑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在那时希特勒放纵了它们的许多欲望，协调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受到那些不受他直接控制的国家的损害。到1939年3月，这个体系有所变化；匈牙利被更紧密地纳入了德国的轨道，而波兰却已陷于合作与敌对之间的中立而软弱的境地。
　　希特勒外交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对别国实行政治渗透和心理麻痹以及激起革命动乱。欧洲历史以前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已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分辨；在宗教战争中菲利普二世占优势的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另一个狂热和群众忿激的时期。希特勒的政策设想和利用了这种外交上的一片混沌。这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的另一份财产，他们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时期就宣布“不战不和”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宣而战，即“那种宣传同政治军事威胁缠绕在一起的卓越的极权主义德国式战役——战争仅仅是政策的继续——加上经济压力和最充分地利用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存在”，是从纳粹革命以来欧洲的实况，并终致取得1938…1939年的巨大成就。随着宣传战之后的军事战，也是不用宣战的形式加以宣布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纳粹政府执政伊始，我同戈培尔有过一次谈话＇乔治·S·梅塞史密斯在纽伦堡法庭的供词＇，我说由于他们在欧洲的作为，将不能逃脱处罚。他回答说：“但是你不了解我们通过制造不和能做到什么——不需要我们特别去做什么事，也不能把事情委过于我们，我们将使这些人自相残杀，使他们自我削弱到尔后很容易落入我手的程度。”我还能想起在他阴险狡猾的表情下，他提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痛处”，抓住这些痛处，通过阴险手段，德国代理人能挑起不和并且使所在国家的各民族自行分裂。
　　制造革命骚乱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是他引以自豪的“新式武器”。那是宣传、强盗行为和暴动对国际关系行为的适用。他在1932年说：“如何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精神上摧垮故人——这是使我关心的问题。”由于存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德意志少数民族，在东欧这一任务便易于解决了。
　　宣传战必须一方面以威胁手段恐吓捷克人，销蚀其抵抗力，另一方面必须暗示少数民族如何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向中立者施加有利于我的影响。经济战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用经济姿源加速捷克人的最后崩溃。在时间上，宣传和经济战的开始可先于军事行动。
　　然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不稳固并有德国第五纵队的东欧各国，而是在西欧最大的国家法国，希特勒的制造精神崩溃先于军事交锋的技巧产生了最显著的成果。
　　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计划初稿中有一个说明，其中十分精练地概括了纳粹外交的主要因素：“基本原则，造成既成事实以便（1）援助来得太迟——其他国家不进行干预，（2）盟友参加（就象狼一样，也要抢到点几肉），（3）国家从内部崩溃。宣传工作：对德意志人下达指示。对其他人进行威胁。”
　　希特勒的政策表明，他的个人哲学与大政治冒险家，如拿破仑、腓特烈、瓦伦斯坦和切萨雷·博尔贾，所特有的哲学是相同的。这是一种三重信仰，把各种极端融合在一起——宿命论，与命运合作的观念；极瑞坚持个人意志，作出蛮横决定的神秘性；迷信机会，迷信事情的突变，这些突变给予领袖以灵感的干预机会，克伦威尔称之为“天意”或“天命”。上述因素一再作为希特勒的政策基础出现。他说：“我象一个梦游者那样有把握地在天意叫我走的道路上走着。”这也许是他所说过的活中最可怕的一句了，发出一种无可抗拒的革命进军的威胁。这种威胁本身就是对手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但是有些时候，他似乎又不体现或听从命运，而是同它搏斗，就象克伦威尔同上帝搏斗一样。“只有同命运搏斗的人才能有良好的直觉。过去几年中我经历了多次有赖直觉的事例。”他的直觉向他展现出那些可以抓住或转变命运进程的关键性时刻。“天意已定，助我成功。另外，我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大致进程，而且我还有坚强的意志作出严酷的决定。”作出严酷的决定可以使人陶醉，几乎其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次危机中，他对亨德森说，他是“一个作出各种重大决定的人。……元首重复说他是一个作出无限决定的人，他自己也受到这些决定的约束”：无穷的策略性决定，每次都伪装成有无限约束力，乃是机会主义的彻底表现。正是领袖的决定性角色才使得他的各项决定既令人满意又自认有理，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元首说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元首的一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一项不可改变的决定，如1939年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被另一项决定取消，如1941年入侵俄国，这并不使它们的不可改变性失效。每一项决定在当时都是策略上合理而在感情上令人满意。对于不可改变的决定，正如对永恒的友好条约，总附带有心照不宣的情势不变条款；希特勒政策与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太不老练，以致没有用辩证法的理论来证明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是合理的。
　　技术和命运是马基雅弗利钱币的两面。希特勒的政策除了扩大德国的权力以外没有其他原则，实际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海登把希特勒政治方法的秘密描绘为“政治家行动的范围愈大，他就可以愈多地期待一个困难由另一个困难所取代并从而得到解决。”一直到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这个秘密才失灵，行动范围的增加开始造成报酬递减，而困难则变得递增而不是一个接替一个和自相抵销的。
　　权力脱离道德越多，它就表现为机会主义。既然它除了自身的扩大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权力也必然按比例地变成破坏性的。因此，机会主义转成虚无主义。希特勒的机会主义推行到很可能是西方史无前例的程度。既然他的目标是无限的，他的方法是不受与任何外部标准一致的限制的，他的权力一旦受到阻遏，往往要既毁灭权力本身，还要毁灭权力所施行的范围。不论他对魏玛共和国宣战或后来对西方社会宣战，都不可能有不分胜负的战斗或折衷的和平。“任何折衷的希望都是幼稚的：非胜即负！问题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命运，而是谁在将来统治欧洲。”这一决心深藏在有关投降的神话中，按其定义而言，投降将永远不会重演，代替投降的另一条路就是超出目的范围之外的继续对抗冲突，走向自我毁灭和普遍毁灭。这就是真实可信的第三帝国的虚无主义。成为世界强国或衰微没落是它的基本问题，而它的最深刻的逻辑驱使它先经历第一个角色，然后再是第二个。
　　希特勒把国际社会分为三类——为了获得德国的生存空间而确定为征服对象的国家；敌视德国扩张而成为必然的敌人的国家；可以扮演暂时同盟者角色的国家。第一种类型是俄国；第二种，法国；彼此大不相同的第三种类型是意大利和英国。但是随着德国扩张的逐步实现，上述三类将减少为两类——需要彻底摧毁的国家和可以作为附庸国而被准许保持有限存在的国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或在私人谈话中谈到俄国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或则把俄国看成是一个拥有潜在生存空间的地理区域或则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国时的区别。他反复宣称必须征服前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对后者要宣战、入侵和战胜。也许他的基本态度是十二世纪德国边境王公的态度，那时对他们说来，东部无边无际的土地是无主人无国家的，居住着原始部落和异教徒，他们是在国际社会疆界之外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再一次沿着原来条顿骑士踏过的原路启程进军。”但是加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的，是要暂时承认现存的国际社会以及作为其成员的苏联。而在这第二个标准上，有可能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权宜之计。
　　从表面来看，敌视苏联是第三帝国创始的德国新外交政策最显著的特点。它在十八个月内就发动了一场外交革命，1922年在拉巴洛签订的德俄协约宣告废除；俄国被驱入西方国家阵营，被赶到德国自己退出的国联行政院的席位上去，并被驱使同法国结盟。1936年9月4日举行了德国部长会议，讨论强化重整军备问题，主持会议的戈林宣布该次会议“比以前所有各次会议都更加重要”，他的权威是根据元首的一份备忘录，那个备忘录是“从同俄国摊牌不可避免这一基本思想出发的”。在纽伦堡的文件中提到对俄国的侵略的不多，这也许是最早的一份。但是江河的主流下面有旋涡和暗流，而不一会儿在1939年8月成为最主要的事情的那些旋涡和暗流已经出现。第三帝国反共的宣传和政策是个双重威吓，此时更多地是用来启发西方舆论而不是着眼于纳粹扩张的根本计划的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感情的炫示证明是在欧美民主国家消除反纳粹反应的最有力的工具。”随着德苏条约的缔结，希特勒登上单一的威吓的那一级，而到了1941年6月，一切威吓都抛弃掉了，他可以公开说话的时刻到了。
　　俄国是纳粹敌视的阳极，法国是阴极。
　　我们外交政策的未来目标不应该涉及面向东方或面向西方的问题，而是要有一项东方政策，这项政策将考虑到获得德国人民所必需的那些领土。为了执行这项政策，我们需要那种现在被我们民族的死敌法国剥夺掉的力量；法国正把我们置于它的掌握之中，残酷地剥夺我们的实力。因此我们应当不惜作出任何牺牲来努力摧毁法国在欧洲建立霸权的图谋。
　　在法国还是占压倒优势的欧洲强国的时候，希特勒政治上成熟起来，并形成了他对德国对外关系的看法。1923年1月，法国占领了鲁尔；同年11月，希特勒制造了慕尼黑暴动事件；1924年4月至12月，他被拘禁在兰茨贝格的堡垒中，写了《我的奋斗》第一部分。那本书的两卷里都反映了法国占领鲁尔的情况。
　　在法国人将威胁付诸行动＇他写道＇，一开始小心翼翼地渗入下德国的煤矿盆地的时候，命运的时钟向德国敲响了。那是一个伟大而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如果在那时我国人民不仅改变了心境而且改变了行动，德国人的鲁尔区对于法国本来可以象莫斯科对于拿破仑一样。
　　希特勒对法国的态度正是法国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胜利与失败兼而有之的暧昧情绪的反面。它包含三种因素：（1）从德国在1918年战败直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德国重整军备，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它又一次成为伟大国家，而德国在它面前感到传统的自卑。（2）尽管如此，这种重新兴起是暂时的，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