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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9月23日这段期间就按照一项“君子协定”执行这个草约。
　　由于战争趋势日益有利于盟国，这项新协定使盟国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瑞典人应允：除了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给芬兰信贷外，不再给敌方任何信贷；保持他们对敌方出口的一般价格水平；削减1943年对敌方输出的总值，至少要比1942年少一亿三千万克朗，并在这项削减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为盟国所重视的商品。1944年还要作更大幅度的削减：铁矿砂的出口量一年只限七百五十万吨，其比例是每从敌方进口一吨煤或焦炭，输出的铁矿砂不得超过二吨；1944年除了锌和硫化矿以及一定限量的硅铁以外，其他所有的矿右和铁合金一律禁止向敌方出口。在1944年，各种其他商品的出口数量将限制在1942年的百分之七十五。有四十种指定的出口物资，其中包括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和滚珠轴承，也将明确规定限额。为了换取这些和其他一些让步，英国和美国政府同意瑞典可按基本定额进口，还同意每月来往于哥德堡港的船只可从五艘增加到六艘。关于瑞典和阿根廷的贸易还订有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在瑞典能够自由向拉丁美洲各国出口以前，瑞典应将它向阿根廷的出口限制在纸张、造纸用的木纸浆和人造纤维纸浆这些商品上，而且必须运交给经英国和美国认可的收货人。倘若阿根廷当局采取报复行动削减对瑞典的出口，盟国答应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别处设法提供这些商品或重新考虑这一形势。另外还规定，在联合常务委员会中，美、英、瑞三国应占有同等的席位。
　　结果表明这项协定是对盟国立场的一种讨好的表现；瑞典人之所以作出让步，是预计盟国将会战胜德国，然而过了两年之久这一胜利并没有实现。因此，瑞典人有一段时间不象1943年夏季那样，对盟国的压力俯首帖耳，且在1944年上半年中，双方都有过直言不讳的情况。1943年，瑞典当局一再作出保证该年的铁矿砂出口量决不超出正常的贸易额，盟国将此数计算为九百九十万吨，瑞典则认为是一千万吨。但是，事实上，1943年的数字超过了一千零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七万吨。1943年11月发现瑞典当局没有遵守这个诺言：停止颁发克纳本矿所需的机器或维修机器的出口许可证。瑞典在1943年10月1日曾答应不再让德国经过瑞典向芬兰（和挪威）输送人员和材料，结果却发现德国还是在继续通过波的尼亚湾向外出口，瑞典人认为这条路线的运输量不属于盟国所坚持的每年十二万吨（非军用过境运输）的最高限额之内。但最主要的还是滚珠轴承问题。
　　瑞典政府及时地对盟国的一些这种指责作了答复，但从不接受盟国对于事实的一般解释。1944年1月11日签订的德瑞贸易协定规定，瑞典对德国的结算支付总数约为七十万克朗，其中四十五万克朗将由各种不同商品的出口额来抵补；后一个数字比得上1943年的五十五万克朗。差额将由无形输出和贷款偿付补足。铁矿砂出口量将限制为七百万吨而不是一千万吨；滚珠轴承的出口限值为二千一百万克朗而不是四千五百万克朗：伦敦方面获悉，其他项目都是根据伦敦协定办理的。据悉瑞典还拒绝了德国为其提供的大量军需物资。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瑞典人虽然准备承认盟国终将获胜，但是，他们还是在相当细心地调整它与交战国的关系，这使得盟国对于它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最妥产生了怀疑。1944年1月，盟国要瑞典政府作出保证，在1944年第一季度中，每月的铁矿砂出口，将不超过二十万吨，第一季度的总数，不超过四十八万吨。正如势所难免的，瑞典拒绝了这个要求，虽然它答应今后将不过分加快交付铁矿砂。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后勤部门又重新对允许供应品运到欧洲中立国特别是运到瑞典的政策提出了它们早先的反对意见，而其主要反对目标是瑞典每年十二万吨的石油分配定额。英国经济作战部强烈反对这些意见，理由是，根据三国的经济协定，这项石油定额是作为瑞典对盟国所作出的并且为盟国所不希望失掉的重大让步的主要报酬。国务院虽然也有这种看法，还是觉得不得不向瑞典政府就有关瑞典违约问题提出异议。英国也参与了施加压力，但有些怀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战争到了这一阶段，提出一些不能行之有效的要求似乎也不是得当的。4月份瑞典政府在回答3月17日盟国提出的一份联合的抗议照会时，坚决否认曾经违反过经济协定。看来肯定英国政府认为争论是无益的。而美国官方意见也有分歧。
　　然而，英美两国政府在滚珠轴承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整个战争期间，盟国都在寻找敌方经济上的致命弱点，虽然盟国的计划不得不以制造德国全面匮乏为基础，他们一直希望能创造或发现可以使整个德国工业体系陷于停顿的特殊困难或明显短缺的情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盟国在战争初期就满怀希望地着眼于石油、铁合金和冬季服装材料上面。在1943…1944年的冬季，似乎滚珠轴承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计划开展一个运动，来把一切适当的压力手段协调起来。滚珠轴承是制造飞机不可少的东西，它确实能为进行这种打击提供一个机会，因为德国的供应来源有限，而这些来源全部可以在有利的情形下由盟国加以堵塞。瑞典是国外供应来源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滚珠轴承是瑞典人发明的，瑞典轴承公司是主要的生产者，此外还有它的一些联合商行。在德国，轴承生产都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其中施魏因富特是最重要的中心，它占德国生产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因此在1943年的后几个月里，盟国协力搞了一个运动，谋求利用先买权切断瑞典对德国的供应，并集中轰炸来使德国的工业停顿。这一企图失败了，这倒不是因为基本的概念错了——德国在这方面是危险地依靠着集中的生产——而是因为盟国无法进行一场十分强大的、足以全面获胜的空袭。1943年对施魏因富特、埃尔克纳、坎斯培特和斯太尔的轰炸是极其厉害的；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说，如果盟国随后能迅速持续不断地轰炸下去，德国的这项工业可能会被摧毁。1943年春季，轴承每月平均产量九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九十四个；1943年3月，降至六百八十一万一千九百个。然而，德国采取了猛烈的反措施，就在这个时刻挽回了局势。盟国在这些空袭中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最终在1943年10月14日对施魏因富特的那次空袭中达到了顶点，证明盟国的空中力量无法继续保持同样程度的压力了。到了1944年春，德国疏散了一些工厂，又修复了一些工厂，从而使这项工业免于全部毁灭。在瑞典，先买权并未能阻止各种类型的轴承的继续出口，这些轴承被认为对德国是特别重要的。必须附带说一下，德国人使用滚珠轴承一直是大手大脚的，并且发现他们能够大大缩减使用轴承而并不严重影响效率。因此到1944年春，当开始对瑞典施加重大压力时，可能就已在这方面失去了给德国以真正的致命打击的机会了。4月初，驻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公使，在他的英国同僚的支持下，要求停止向轴心国出口滚珠轴承；这项要求遭到了瑞典政府的拒绝，于是这个问题就交给瑞典轴承公司同为此而委派的英美专家去谈判。从5月13日到6月8日，在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轴承的出口暂时停止，英国和美国终于能够以威胁加上财政上的诱惑同瑞典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从6月8日到10月12日瑞典每月运交德国的货物要从价值二百万克朗减至四十七万克朗；每月给卫星国和被占领国的货物从四十万克朗减至二十九万八千克朗。
　　到了1944年秋，战争的形势很明显地日益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因此，瑞典政府觉得应该逐渐减少他们对德国的出口，虽然他们在这样做时十分慎重，使得伦敦和华盛顿有点不耐烦起来。但是，德国和瑞典之间的所有贸易到1945年1月终于停止了。
　　瑞士的境况也同瑞典相仿：由于法国沦陷，它与盟国的一切直接联系就都被切断了。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原因，它觉得不得不同轴心国的经济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从法国沦陷到1942年年底这一整个黑暗时期，伦敦一直认为，权衡得失，同瑞士保持经济联系是有利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的援助政策表明收获有限，但也从未完全放弃希望。因为在经济战领域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有利因素：譬如瑞士可以很方便地作为一个战俘的交换所，各种德国情报的来源地，以及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运抵盟国的小量贵重物资的供应者。因此，切断同瑞士的经济联系，并把它列入对轴心国的封锁范围内的建议，虽然经常在考虑中，但总是搁置起来了。至于瑞士方面，它坚持要求通过封锁线运送物资，争辩说否则就将使他们完全丧失同德国人与奥地利人讨价还价的力量。
　　1941年7月，在瑞士和德国签订了新贸易协定后，英国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借以有效地阻止瑞士工业为轴心国生产服务，而又不至于使瑞士人民迁怒于盟国，或削弱瑞士军队的抗战意志，或促使瑞士当局与盟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德国曾同意预支四亿法郎给瑞士的制造商，1942年又预支了四亿法郎，以使他们能继续为德国生产那些德国在结算时财力感到缺乏的货品。因此，英国决定，在继续供应现行的粮食和饲料定量的同时，通过封锁对凡能有助于敌人作战力量的一切工业原料和其他物资全面禁止进口。这个决定引起了瑞士方面很大的骚动，瑞士公众和报界似乎认为他们的国家仍然能按同等条件同双方交战国进行贸易；因此，英国的封锁措施受到了批评，虽然某些政界人士似乎也知道，他们的政府是在自我麻烦。在伯尔尼，瑞士政府力争至少要对部分工业原料解除禁运，并提出派遣一个代表团去伦敦商谈；伦敦方面说，英国政府可以开始举行谈判，不过条件是瑞士方面要从轴心国那里获得更多的便利以出口有利于盟国事业的物资。谈判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达几个月之久；1942年1月，由于瑞士允许德国居民搜集和寄发衣服、靴子、雪橇等到东线去的行径，暂时停发了棉、毛纺织品的航行证。后来，在3月份，一个以汉斯·苏尔泽博士为首包括凯勒教授（他以前参加过1940年至1941年的谈判）在内的瑞士贸易代表团到达伦敦，坐下来进行了一场漫长而无结果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年底。
　　从一个角度看来，这种毫无进展的情况正是盟国在1942年处境的真实反映。瑞士政府并不觉得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政策而明显地偏袒盟国。但是，不久就很清楚原来瑞士政府之所以决定采取这种政策方针，不只是考虑到他们在中立法律上的种种细节，或者甚至是出自对德国报复的正常的恐惧。虽然这些考虑确实是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瑞士的制造商的很大的政治影响问题，因为这些制造商正在同战时德国进行十分有利可图的贸易。因此，讨价还价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斗智的方式，在这些斗智中盟国不得不解除封锁，而没有在损害德国上取得任何补偿。至于盟国方面，到1942年春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