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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的防护，委托苏联政府办理（第四条），苏联有权在该根据地驻军（第六条）；军事管理由五人组成的中苏军事委员会担任，苏联政府派任三名委员，其中一人为委员长（第三条）。民政管理由中国担任，但是官员的任免必须得到苏联军事当局的同意（第五条）。该协定的附件重新规定了海军根据地区域的地理地界，新地界同原关东租借地的地界大致相同，重要的不同点是新地界不包括大连。
　　根据第三个协定，大连成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和航运一律开放。但是，该协定的议定书规定，中国把港口所有工事和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中长路当局在征得大连市市长同意后派一位苏联人员担任。副主任应是中国人，依同样手续派任。通过大连经中长路转运的俄国进出口物资均免除关税，但是，由该港进入中国的物资及由该港出口的物资须缴纳进出口税。在旅顺口设定的军事统制只有在对日作战的情况下才能行之于大连。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和关于大连的协定，同条约本身一样，有效期为三十年。
　　第四个中苏协定是关于在满洲的苏军与该地中国行政当局的关系。协定规定，有关作战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和责任，在作战地带，属于苏军总司令。但是，协定规定，中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的领土上，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以保证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间的合作，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的积极合作。中国军事代表团派驻苏军总司令部，以保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之间的联络。对中国公民的司法权一般由中国行使。有关财政事项，另定协定。
　　关于满洲的各项协定的总的结果是，苏联得到了实质上是帝俄从1898年至1904年期间享受过的同样的法定权利；主要的区别是新协定不给予在满洲的苏联公民以治外法权，不恢复帝俄曾经在铁路区域内一度行使过的行政和警察的权力。在给予苏联这些特权上所作的让步，无疑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悔恨，因为这同以前要求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的倾向相比，是一个大倒退。从中国人坚称他们对满清政府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的观点来看，对外蒙古独立的事实上的承认，又是一帖苦药。
　　然而，对中国谈判者来说，取得的成果是，苏联保证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说话算数的话，那么，条约及其必然的结果是阻止了苏联支持中共反对中国政府，并迫使苏联帮助中国政府重新控制由苏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那些地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得到的东西比它在条约中所失去的要多得多。8　月25日，中国方面批准了该条约，并在第二天公布了该项条约和有关的协定。中国报界跟着官方欢呼条约是对中国的和平与安全的保证，并且盛赞苏联的政策。美国也表示赞同。8　月27日，国务卿说，他认为条约及有关诸协定“在中苏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9　月10日的一个电报中却发出了警告。这份电报暗示，虽然苏联政府答应不干涉中国内政，其目的是想消除人们对中共可能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任何怀疑，但是俄国人还是可能通过苏联共产党控制中共。电报也预料说，在满洲的苏联当局会鼓励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
　　如果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协定，那么，这些悲观的预见就不会象后来的事实那样很快地实现了。但是，我们将看到，赫尔利将军寻求国共之间达成协议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于是，当日本人投降时，中国重新爆发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开始了一场新的危机，一次比满清王朝崩溃以来所发生过的任何变化更为深刻的变化。
　　第二编　战后的远东
　　第一章　在中国的和平努力的失败（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
　　第一节　导言
　　日本的垮台，其含义远远超过了几十年来力图统治东亚的一个强国的崩溃。它意味着实际上东亚已经没有自己的强国了。尽管在礼貌上中国有了大国的地位，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而且，即使在可能设想的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也难望在若干年内达到过去日本所曾达到的地位。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列强，曾经一度在远东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却只能起较小的作用了。从此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将在日本“新秩序”的废墟上相互抗衡。
　　随着战时事态的发展，产生爆发性局势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权，必然成为类似美国卫星国那样的政府，并显然几乎要完全依赖美国给予援助来进行战后各方面的恢复工作。这种倾向可能在莫斯科引起不安和猜疑。另一方面，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潜伏着激烈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爆发成一场全面内战，那么，美苏可能采取对立的立场，各自支持一方，而且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可能导致这两个主角之间的直接冲突，这种明显的危险是存在着的。
　　第二节　赫尔利将军的使命
　　这些担忧也起了一些作用，促使罗斯福总统在这位中国委员长和史迪威将军之间发生龈龋以后，派遣赫184　尔利将军作为特使去重庆，试图解决国共双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分歧。
　　1944年9　月赫尔利到达重庆后，立即同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举行会谈。其后，他于11月7　日飞往延安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进行讨论。这些会谈的结果是在11月10日制定出五点协议草案，这个草案由赫尔利帮助起草，并由他作为证人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拟议中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由一切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组成的联合政府取代现在的国民政府，同时建立一个由一切抗日军队的代表组成的新的军事委员会。这是为了对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实行统一领导，对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平等分配从国外获得的物资。
　　国民党领导人拒绝接受这些条款。他们对赫尔利说，他在延安“受骗了”。他们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作为反建议，并在11月22日交给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将军，由他在12月初将该建议带回延安。中国政府的条件是：中共的军队于改编后并为国军的二部分，在薪饷、供应方面取得与其他部队同样的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应拥护国民政府，共产党的部队应服从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军事委员会可接受一些共产党的军事代表。
　　共产党人立即拒绝了这些条件，并指出，在他们看来，进一步与重庆政府谈判是没有用的。同时，他们表示愿意继续同赫尔利和魏德迈将军讨论“我们未来军事合作的具体问题，并继续同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取得密切联系。”既然重庆政府拒绝了由赫尔利协助制定的建议，共产党显然是希望美国直接给予武器和军需方面的援助。
　　然而，赫尔利回复说，根据他的理解，共产党的五点建议是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不是作为不可以降低的要求而提出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建议也不是他们的定论。
　　所以，没有必要中断谈判。他催促周恩来重返重庆，恢复185　会谈。经过赫尔利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进一步交换意见以后，共产党领导人在12月28日通知赫尔利说，共产党不愿意就他们的建议进行“抽象的讨论”。现在，他们又提出了四点初步的补充意见，要求转达重庆政府。这些意见是：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困边区和袭击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纵队；废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压迫性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这时，赫尔利己被任命为驻华大使。1945年1　月7　日他答复共产党说，新的要求背离了“我们原来同意在一般原则上获致协议后才谈及特殊细目之程序。”同时，他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向共产党作出让步。到1　月20日，赫尔利终于能够告诉共产党，国民党将会作出让步。因此，周恩来于1　月24日口到了重庆，会谈又恢复了。这时，政府方面在原来提出的三点方案之外又提出：在行政院之下附设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类似战时内阁的机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各派一名军官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就共产党军队的改编、给养和装备等问题向军事委员会提出建议；委派一名美国军官在对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共军队的直接指挥官，该指挥官应对委员长负责，保证政府颁行的军事法令和非军事法令在其所辖军区的范围内实施。
　　周恩来答复说，这些建议使国民党处于控制地位，而共产党永远不会同意把它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之下，共产党只愿在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中才同国民党合作。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委员会改编所有的中国军队，而不仅仅是改编共产党军队。
　　赫尔利继续向不情愿的委员长施加压力，要他采取步骤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终于在2　月3　日同意邀186　请所有党派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考虑采取措施结束“训政时期”、建立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府和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然而，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他认为共产党的真正目的是想以他们的一党统治来代替国民党的统治；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话，共产党希望获得苏联支持以实现这一目的。
　　关于苏联参战的问题，当时正在雅尔塔会议上进行最后的安排。在雅尔塔会谈的过程中，斯大林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维持杭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该担负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但他需要有新的人在他周围工作，而在中国共产党中是有一些人材的。罗斯福总统回答说，赫尔利和魏德迈在促使国共两党的联合方面，比他们的前任做得较为成功。他认为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双方领导人都不肯让步。
　　2　月19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去华盛顿述职。他情绪很坏，非常生气，因为他感到自己谋求和平的努力正遭到美国外交部门的某些官员的破坏。这些人被分配在史迪威手下充当政治顾问，他们完全同意史迪威的厌恶、鄙视国民党政权而赞许共产党的观点。他们完全不理会当时的美国大使高斯，高斯在政策上的影响是很小的。
　　这些官员的报告，在美国政府的很多部门中广泛流传；有些报告实际上直接送到罗斯福的朋友和亲信霍普金斯那里。他们认为未来是属于共产党的，而不是属于国民党的；从这点上来说，他们都是亲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们鼓吹美国应扩大对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以加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他们反复宣称，如果美国政府把根据租借法所提供的援助只给蒋介石的话，美国就会被看作是蒋介石的伙伴；这样，共产党就会疏远美国，而向莫斯科谋求援助；如果美国奉行另一种政策，就会使共产党远离莫斯科。这最后一点看法是极端错误的——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当187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中苏集团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人被指责为故意作出错误的分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