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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法国同样也是不现实的——只要利率居高不下和外贸没有恢复平衡的话。因此，打开法国通向复苏道路的关隘的钥匙首先是掌握在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手中，他们控制着利率，也能够通过他们对货币的黄金值采取的态度来影响外汇结算的平衡。
　　法国陷入萧条的时期，正是它财政上处于强有力地位的时候。它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但是，由于国际上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也由于其他国家货币贬值，法郎变成估值过高；此时，外汇账目的平衡就恶化了，黄金外流。法兰西银行，最终是法国政府面临着两种政策之间的抉择。他们可以迫使国内价格下降来证明目前的汇率是合适的（即通过紧缩通货）或是变更货币汇率（即通过贬值）这样两种方法来恢复外贸收支的平衡。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决定不贬值的方法而采用迫使国内通货紧缩的方法；他们使整个社会结构在释放出来的痛苦的阶级斗争震动下瓦解了。
　　对于法国这次极为悲惨的社会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根源，任何简单的分析都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不过，社会力量的联合看来是如下的情况：一直到1936年在勃鲁姆主持下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上台之前，法国各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是农场主、企业家、金融家，即人口中代表着大多数所谓“靠投资生活者”的那些阶层。降低价格的政策直接有利于靠投资生活者，但不利于个别企业主，特别是如果事实证明不那么容易降低工资的话。但是，虽然作为企业主，他们可能希望改变紧缩通货的政策，然而作为靠投资生活者，他们又不愿如此，他们在靠投资生活者的许多集团中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想要防止一个左翼政府上台执政的活，上述集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要反抗这些集团吗？
　　由于另外一些理由，答案也是否定的。法国工人正在争取承认集体劳资谈判的原则和增加工资。法国雇主对于不准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规定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意图表示不满。他们和工人们都各执己见，工人们以罢工来反对削减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增加了，而雇主们无疑地希望贫困和匮乏会给工人们一个教训，使得他们比较听话一些。当劳资之间的剧烈斗争在工厂中进行时，法国政府受到直接的压力，叫他们不要实施那些违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利益的政策（例如，提出种种公共工程计划从而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在法国，对于正式选出的政府所施加的或许是最大的压力来自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他们鼓动靠投资生活者抗拒每一个贬值的建议，从而迫使政府继续退居幕后，纵然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全国的社会安宁已经岌岌可危。
　　这场斗争一直斗到最后。金融家们希望他们会有更持久的力量，但是，随着斗争的加剧，国内的信心动摇了，以致投机商们将黄金携往国外。上述投机性黄金外流，比之逆差造成的外流更甚，极大地破坏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们能够施加影响的基础。在1936年最初几个月，左翼势力积聚力量，投机性黄金外流由于预料会引起贬值而日益增加，法国此时的对外财政地位危若累卵，经济萧条也达于极点。
　　在希特勒进军莱茵兰两个月以后，勃鲁姆领导下的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开始执政。勃鲁姆象罗斯福一样，推行旨在把复苏措施同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的长远政策。法兰西银行受到政府更为直接的控制，但是同时工资率提高了，并开始实行带薪休假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由于对外收支的继续恶化，银行要求中止出售黄金。这时，勃鲁姆将法郎贬值百分之二十五，并与联合王国和美国缔结三国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在未经相互磋商（并非相互同意）之前，禁止继续贬值。1937年，就业略有增加，但是工时总数下降了。进口额低于1929年百分之二十，出口额低于同一年百分之三十以上。工资和原料成本的增加，完全被物价的成比例的增加所抵消，从而引起对外收支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如果不是由于政府在公共工程和重整军备方面实行赤字支出，就会使国内就业水平受到的影响达到悲惨的程度。
　　勃鲁姆短命的联合政府使得阶级冲突严重化了，完全扼杀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只要对外收支继续不受控制——而这件事转过来又是信贷相对紧迫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通过赤字支出来实现经济恢复在法国也只能永远是当时情况下的偶然性产物了。在那里通行的成本和价格条件下，复苏的真正基础，即外汇管制，却是没有的。一直到1938年年底，成本和价格的上涨才被制止，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才被宣布废除，货币才稳定在把所有估值过高的偏差都纠正过来的水平上，以及暂时地把有些外流的法国资本实际上收了回来。
　　这样，法国连一点真正经济恢复的火花都没有迸发出来，它在整个三十年代仍然是虚弱的，而在此时期，德国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却正在增添力量。毫无疑问，在这十年中，经济力量在欧洲领导权的生死收关的重新定向中，以及在全世界势力均衡的转移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在极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和维持经济实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象民主国家一样，主要依靠对外贸易。但是，它们的政府确保把因外汇收支波动而引起的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日本象联合王国和（为了不同的理由）美国一样，业已选择贬值作为改善对外收支的手段。但是，它在萧条期间也对资本移动实行外汇管制，并在第二次对中国的征战开始的时候把此项管制保留和扩大到商品支付上。德国和（初始的）意大利，象法国一样，拒绝了货币统一贬值。意大利于1934年代之以外汇管制，而德国在希特勒上台的两年内把1931年以来管理资本移动的外汇管制扩大到一切现行的交易。德国政府用这个方法确实能够防止外贸总支出超过总收入。
　　不过，这种对外贸易手法能给扩大的经济带来什么宽慰呢？如果世界需求恢复缓慢，外汇管制保证德国会得到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物吗？当然不是。如果出口收入不扩大，进口就必须加以限制，而这一点反过来就会对任何国内复苏计划设置障碍。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德国人又向前进了两步：（1）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还实行进口许可证和限额制度，这使得他们能对必不可少的和非必不可少的进口货物加以区别；（2）如他们所做到的，德国政府掌握了德国对外贸易状况和结构的全部情报，鼓励发展本国资源和代用品来取代原有的进口货物。这样就成功了一半。因为如果不准许国外影响来危害国内的恢复，那么复兴就只是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手段来刺激国内需求的问题了。
　　在所有三个极权主义国家中，金融当局都同本国政府合作。这三国的长期利率都维持在远远低于萧条以前的水平上。虽然在德国，其稳定在百分之四点五至百分之五的利率仅仅在1935年才开始，但在1933年就已采取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短期利率，恢复企业、银行和整个经济的周转。一是制止通货紧缩，一是发行免税证和特别的可以再贴现的职业证券使所有企业和公共机构原来紧张的财政处境放松下来，正是这两项强有力地促使企业界的成员恢复了乐观。
　　对于恢复企业界人士信任感来说，较之有利的币制或许更有意义的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既然强有力的财界和工业界巨头在帮助纳粹登台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希特勒就履行对他们的诺言。德国就象意大利一样，上述问题是用政冶力量解决的。所有自由工会完全遭到禁止，还有集中营的威胁，是保证“工厂纪律”的比较有力和比较直接的武器，相形之下，民主国家的雇主必要时执行纪律所能使用的解雇和失业两项武器就间接得多。鲁尔的钢铁大王克虏伯提到，“通过合法手续任命雇主为职工的领导人，对于雇主来说是赋予他比以往更加开阔、更加愉快、更有希望的活动领域”，有如他另一次把“我们企业中的劳工平静”说成是新政权伟大成绩中的一项那样。在这方面（一如其他许多方面），日本的情况同极权类型就不同。在日本工会组织还存在，甚至直到1937年还有罢工发生。不过，这些工会要比较为成熟的工业社会中的弱小些。日本那时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的雇主能从剩余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中吸收工人，而从农村吸收到工业中的工人，其收入要比从事农业所得为高，这种工人刚刚开始有政治觉悟，他还没有严重危及“社会政治安定”。
　　除了“企业中劳工平静”得到了保证之外，大企业的巨头们对新政权的信任其次还因为它的立法而加强了。1931年在日本，1932年在意大利，1933年在德国，为许多工业制订了“强制卡特尔化”的法律。显然，强制卡特尔化的措施为企业提供了免受“毁灭性”竞争的保护，而这种竞争在萧条时期是十分突出的。因此，这一法令成为企业家恢复投资积极性的重要条件。
　　上述金触和组织措施，加上旨在鼓励私人投资的财政政策，在德国的雇主中造成彻底的心理变化。但是，有效需求的增加主要不是从企业家那里开始的。因为政府决定货币不再贬值，于是必须防止由于进口超过出口而造成对外收支的紧张状态。固然，外汇管制使当局能形式上保持对外收支的平衡，但是德国的物价高于外国的物价。如要降低物价，就会消灭萌芽状态的复苏信心；在这些情况下，保持当时的出口水平的先决条件就是德国的物价不能再涨。规定工资和物价的终点，就德国的行动而言，将使德国的出口额冻结在现有的水平上。不过，出口额的水平也限制了进口的规模。必须谨慎小心的是，公私投资要集中在国内能解决原料需求的工业部门，而不能依赖于外来供应。很明显，对建筑业和某些重工业可以给予最大限度地发展。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必须进行选择。分配原料的有关当局间接行使的选择权，又为在资本市场上对私人投资的严格管制以致几乎近于禁止的做法所加强。在上述情况下，通过对建筑业和类似工业的信贷投资造成的需求的扩大，主要是依靠官方当局而不是依靠企业家的行动。
　　纳粹政权一开始，中央、州、地方当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从1932年的一百四十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约四百亿马克，1938年几乎高达1929年的两倍。公共支出的赤字从1933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1935年的约百分之二十二，以后两年有所下降，在1938年超过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在上述赤字全靠信贷资助的限度内，有效需求继续增长。由于这笔支出而刺激起来的经济复苏，以投资景气的形式出现，在德国是史无前例的。
　　截至1938年底的六年间，累计公私投资总额（折算成货币相当于七百三十二亿马克）超过截至1929年底的六年间（折算成货币为六百七十七亿马克）近六十亿，但是，考虑到价格变化，实际增长约为百分之二十九。此外，虽然政府投资（此项投资决定复苏的速度）1938年与1929年相比增加了一倍，私人投资也达到了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