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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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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用了,我有事,待一会儿就走。”
她非拉我坐下不可,自己也挪过一条小凳坐在我的对面,然后仔细打量着我说:“你发福了,你现在是好啰!”她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好象喉咙里哽塞着什么。
我多年不见兴国,到了她家,自然想打听打听她的近况。我问胡桂花:“胡婶,兴国现在好吗?”
她听我说到兴国,立刻变了脸色,声音低沉悲哀地说:“兴国……现在……人都不在了!刚满四十就走了……”说着说着,老泪纵横。
我非常吃惊,感到难以置信。一个身强体健,而且还很年轻的女人怎么这么早就去了呢?我急切地问:“胡婶,兴国为什么这么早就……她得了什么病?”
我的话好象戳在了老人的痛处,她竟泣不成声。我劝慰她说:“胡婶别难过,人已经去了,哭也没用……她是怎么……”
胡桂花从哭声中断断续续挤出一句话,我听清了,意思是:“兴国是喝农药……。”
我简直不敢相信,深感震惊地问:“她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
胡桂花一边抹泪,一边无限悔恨地说:“老金啊,我这一世就是做错了这件事啊!是我害了她呀,千不该万不该,当年我不该拆散你们俩……。”胡桂花拉着我的手痛心疾首地号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我哪里知道你是个这么好的人啊,我哪知道会有改革开放啊……!”
胡桂花对我说,兴国随夫回老家后,经常回水塘头娘家。每次回来心情都不太好,不是怪老娘害了她,就是哭诉一些不顺心的事……。改革开放以后,看着我转了干,入了党,当了校长,后来又调进了县城,心里更不平静,回家的次数更多,怪老娘更甚,恨自己命薄。
胡桂花告诉我,兴国最后一次回家时,眼睛哭肿了,喉咙哭哑了。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娘呀,我这条命是被你害死的呀!”兴国以前每次回家都怨母亲害苦了她,这次回来却哭着说老娘害死了她。一字之差,胡桂花没有听出兴国这种从绝望到绝命的厌世之变。胡桂花告诉我,这最后一次回家,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她在离家之前还痛斥老娘:“你拆散了我和殷间的好姻缘,害得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离开水塘头后,她还没有立即“上路”,在不知什么地方游荡了几天。我猜她是不想死或者是在寻找继续生存的依据。可是她没有寻找到,她只好回到她曾经以为“归宿”的夫家,毫无留恋地喝下了那瓶早已备下的敌敌畏……。此时,她刚满四十岁!
胡桂花的哭诉我只能听一个大概。所以这一部分实在写得太简单了。本想再去寻访胡桂花和兴国的两个弟弟。但思来想去,还是不去为好,何必再去捅大家的痛处呢!
兴国,安息吧。如果女能听见,我想最后对你说:不要怨恨你的母亲!因为爱,因为无奈,她才那样做的呀。
第七章神医奇缘
导读﹒偶感(十)
爸爸终于成家了。他与妈妈的结合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段奇异的缘纷成就的一桩奇异的婚姻。
爸爸与妈妈一文一武,却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他们的性格形同水火,却能互谅互让,和谐共处。
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才有我们这样的姐兄妹仨。我们爱爸爸,也爱妈妈。
请看——七、神医奇缘。
第七章神医奇缘
一九七二年,我已过而立,终于成家了。妻子是一个已结过婚的,因病入膏肓而被人抛弃的农村女人。她名叫傅正秀,中共党员,文盲,年龄比我小十一岁。我们邂逅于陌路,说不上感情,甚至连所以然也说不上一二。可我们至今生活得很健康,惬意,并生有二女一男,算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康之家。我们从相逢相识到决定相依为命,时间很短,可说起来话却很长。
这年七月的一天中午,拖拉机手王结兴冲冲地告诉我说:“殷间,鲤鱼背(二分场一个偏远的生产队)来了一个女子,是桂秀(二分场职工)的妹妹,很不错,我们去看看么?”
我说:“我又不认识,这么远,不去。”
下午,多事的王结把这事告诉了我们队长黎和清。晚上,王结与和清一起来找我,说是去鲤鱼背。我说不去。和清说:“人家是来医病的,你朋友多,晚上去看看,明天带人家去找医师,也是一件好事。”
我朋友是有一些,但没有一个是医师,我还是说不去。他们俩就一前一后紧缠硬拉,硬是把我推上了路。
到了鲤鱼背,进了桂秀家。只见一个女人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盘腿坐在竹板床上。我瞄了一眼,她皮肤腊黄,全身浮肿,中等个,短头发,貌不惹眼,但也不难看。听说她得的是慢性肾炎。这次来姐姐家,与其说探亲,不如说是寻医。
可王结与和清进门落了坐,根本不提医病的事,只是一味夸我如何如何好,说如果她愿意,保证今后有好日子过……等等。他们也不看看我的脸色,问我愿意不愿意,就象是父母为儿女作主,一切由他们说了算。
说实在的,我对女方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样。特别是她一身病态,根本找不到女人的魅力。傅正秀也并不理会和清与王结的说辞。尽管他俩轮番呼应,说得唾沫四溅,可她就是不吭一声。看架式,他们俩好象非要撬开人家的嘴不可,竟企图用提问的方式逼人家说话。如在有的话后面加上一句:你看好不好?你同意不同意?你是怎么想的……。可傅正秀还是守口如瓶。
我实在不耐烦了,说:“算了,我们走吧。”可和清与王结就是不起身。我说你们不走我走。就一个人出了门,走到离桂秀家约百米远的一棵梧桐树下等他俩出来。
等了好大一阵,月光下只见王结一人向我跑过来说:“殷间,殷间,她同意了,同意了……回去再坐一会儿,回去……”
原来,我走后,和清和王结仍在那里纠缠不休。而傅正秀还是一言不发。她姐姐傅桂秀大概也是烦了,顺口说了句:“她不同意就算了。”
这个时候,傅正秀才吐出了一句话:“谁说了……”
王结是个机灵鬼,马上接嘴说:“她同意了,同意了,我去把殷间追回来。”
在王结的胡搅蛮缠下,我又跟他回到了屋里。我无心听他们说别的,但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我带傅正秀去医病,我倒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其实,我并不认识一个医师,也不知哪个医院能医这种病。可不知怎么搞的,居然把这样一件事关重大而又毫无把握的事应承了下来。
傅正秀的病是一九七零年在修井冈山铁路的时候患的。那时她刚满十七岁,是铁姑娘战斗队队长。她重活累活比谁都干得多,轻伤小病从不下火线;出工她走在最前,收工她走在最后;下小雨大雨,甚至刮大风下大雪,别人都进茅棚躲避,她却仍在工地单干。
凭着这股拼劲,她几乎成了全工地的英雄。县剧团和公社宣传队把她的事迹编成节目在各地巡回演出;县广播站把她的事迹写成材料在全县宣讲。就是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也就在这一年冬季的某一天,关心她的人发现她的脸好象有些浮肿,双腿用手指一压一个窝。领导知道了,劝她去医院检查,可她自己全不在乎,仍带领铁姑娘们战天斗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领导把她送到县人民医院。一检查,她本来患的是急性肾炎,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已转为了慢性肾炎,病情相当严重。
原县委书记、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周凤山亲自到医院探望她,并指示医院,一定要想办法医好傅正秀的病。县妇联主任傅兰英也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可是,在县医院住了几个月,病情反反复复,始终无根本性好转。接着,又先后在其他几所医院就医,也无果而返。最好的药都用过了,最好的医师看过了,可病情还是老样子,毫无根治的希望。医师说,你的病,只能是这样。也就是说,她的病已成不治!
她只好回到家里看土郎中,用土方子,吃中草药。又是几个月,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可病情依旧。无奈之下,家里想了一个主意,把姑娘嫁出去,一来减轻家里负担,更主要的是嫁到一个新家或许会冲掉晦气,转来好运。
凭着傅正秀的好名声,尽管有病,嫁人还是不成问题。不久她就与邻村一个年青人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成了亲。不过,结婚前,女方对男方早有约法三章,订下口头协议:一是结婚后病未痊愈不能行房事;二是男方要给女方继续治病;三是治病期间女方不能下田干活,不做其他重体力劳动,少做家务事。
起初,男方确实“遵纪守法”。晚上各睡一头互不侵犯;四处访医求药,耐心周到;轻活重活不让正秀沾边……。可是,从上半年折腾到下半年,不但病没治好,连家底都给治穷了!而所谓老婆也只是有其名无其实,不过是躺在身边的一个摆设。再看远一点,这种病说不定今后就是个光花钱不见效的无底洞。看近看远,实在是亏大了。于是,男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正秀也不留恋,要离就离。两人便和和气气来到公社,很快就办了手续。正秀卷起自己的衣被,又回到了娘家。
俗话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在农村,出了嫁的女人再回娘家大多是待不长的。正秀已不是当年身强力壮的正秀,而是抱着带病之身,少劳甚至不劳而食的赘物。当然,家里人的脸色,家里的气氛也不象从前……。
一个人在困境中,什么前前后后的事,什么角角落落的人都会想起来。这时,她想起了在南山垦殖场还有一个平时少有往来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于是就来到了南山,就有了我与她的故事。
这天晚上我确实想了好久,既然答应了带人家去看病,明天早上她就会来找我,我带她去哪里呢?我突然想到,曾听说三队老队长严坤才以前患过肾炎,何不问问他?
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就找到严队长打听。严队长说,他的肾炎病是徐市公社泉港大队的赤脚医生吴可能医的。我把正秀的病简单说了一下,表示也想去找吴医师试一试。严队长说,他得的是急性肾炎,好医,傅正秀是慢性肾炎,听说很难医。我说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医师,管他好医难医,只有先去找吴医师试一试。
从我们二分场到泉港要步行二三十里,而且全是山路,这条路我从未走过。于是,我冒昧请求严队长能不能领我们去?严队长是个热心人,竟满口答应了。
吃过早饭,严队长就领着我和正秀姐妹一行四人钻过荆棘丛,踩着羊肠道,跨越几座山,中午才到泉港村。我们进了村,走到一栋旧土砖屋前,严队长老远就叫:“吴医师,吴医师,生意来啰。”
吴可能医师正在吃中饭,听到有人叫,端着碗走到门口迎接。
只见这位医师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光着膀子,皮肤洒得黝黑,十足的土郎中相。
进屋后刚坐稳,正秀就迫不及待地说起了自己的病,她那个介绍,东一句西一句,叫人听不清头绪。我一急就接过她的话茬,代她叙述起来。吴医师一边吃饭,一边眨巴眨巴听着。我刚说到要紧处,他就胸有成竹地说:“冇关系,别担心,吃几包药包你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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