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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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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要他马上签字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对我抛出了这句话,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他是实实在在吐出了“我、保、证、放、你”这五个字。我就带着这这五个字马上赶到教育局,把a领导的原话向局长汇报。
曾局长问:“他是这样说的吗?”
我说:“一字不差。”
曾局长说:“好,你稍等一下。”
他再次找来几位副局长统一了意见。然后回到办公室,提起笔,签了四个字:“同意调入”。接着又亲自到行政办公室盖上公章。最后把签了字盖了红印的报告交到我的手里说:“快回南山办……。”
我揣着签了字的报告往车站赶。走到半路,我灵机突然一动,要是南山签字说“经党委研究,因工作需要,不同意调出”怎么办?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因为他有这种权力,也有这种理由。想到这里,我没有勇气往南山方向走。我站住了,略作犹豫之后,调转方向,向县委院子而去。我想凭着教育局的签字,请求县委组织部直接下调令。这样南山就无话可说了。只是不知道组织部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不管怎样我也要试一试。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跨入了组织部的大门。我虽然去过几次,对大部分人都有些面熟,但仍叫不出哪一位的姓名和职务。于是我问坐在最外面的一位女办事员:“您好!请问,调动手续在哪儿办?”
女办事员接过我递过去的报告,看了一下,很有礼貌地说:“你请坐,稍等一会。”说着,她拿着我的那份手续不全的报告进了对面的办公室——大概是去请示部长。一会儿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原位,打开抽屉,拿出一本调令,在空白处填上单位姓名和年月日等,再盖上公章。最后留下存根,撕下正文交给我说:“祝贺你,总算办成了。”
我没说三句话,事情就这样办妥了!如此顺畅,如此简单,如探囊取物,似水到渠成!我觉得自从登上县政府大院的那一级台阶,仿佛所担心的一切都是多余。而一句“总算办成了”,决不只是女办事员的感叹。我从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各级领导及有关人员对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我拿着调令回到场里,办公室很快就给我办了行政介绍信和工资证明等手续。第二天清早我就赶到局里,把所有证件交给曾局长看。曾局长对我的工作确是早有打算,他看了全部手续后,高兴地说:“好!你到三中去当总务主任吧。”事情办到这一步,我已是喜不自胜,莫说去三中,要我去任何地方我都心满意足。我当即到人事股开具了有关证明,准备再到县劳动人事局办理最后的相关手续。
从教育局去县政府要路过县一中,在一中校园正好碰见杨昌炽校长。因为我们是老熟人,当年在县文化站搞创作时,我们在同一个创作组,同桌吃饭,同室办公几个月,相互都很了解,也很合得来。所以一见面我就对他说:“杨校长,我的调动手续办好了。”他问我调哪里?我告诉他说调三中搞总务。
杨校长说:“你来一中么?我了解你,一中有很多事你可以做。”接着他点了一大串部门,说这个你可以搞,那个你也能胜任。我很感激杨校长对我的赏识。一中是全县历史最悠久的一所老中学,又是地区的重点,条件当然比三中要好,规模和社会影响都比三中大。本来曾局长已为我作了妥善安排,我岂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尚未立足就挑剔起来?但是,我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如果能在一中,对妻子的工作安排肯定更有利。从这点出发,我对杨校长说:“我愿意来,不过我要请示曾局长。”
我马上回到教育局,如实对曾局长汇报了杨校长的意思和我的想法。
曾局长说:“一中眼下没有职务空缺,当普通老师你也去吗?”
我本来对职务就无所要求,回答说:“我乐意做一个普通老师。”就这样,人事股就把我的调入学校由三中改为一中。
我把所有的材料都送到县人事局,一位股长看后说:“你先回去等,我们还要研究一下。”
我说:“要等多久呢?”
股长说:“这就说不准。”
原来,就是因为我是垦殖场的干部,按省文件精神,企业干部调事业单位需经四家研究。没想到在这里又碰上政策关卡,我只好回家等待。等了几天,我按纳不住了,因为发工资的时间快到,手续未办好,工资就无着落。我再次赶到县人事局,找到那位股长说:“请股长帮忙摧一摧,能不能快一点?”
股长说:“哪有这么简单,四家的事情,要四家领导都到场,哪能由我们一家说了算。你别着急,再等几天吧。”
正在这时,一位年龄较大,又高又瘦的人进了办公室。听见有人叫他局长,我也就叫了一声局长,把我的情况和我的要求告诉他,请他网开一面。我话还没讲到一半,他就把手一挥,叫我不必说了,似乎我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他对那位股长说:“特殊情况,给他开,后天就发工资了,不能等,人家要吃饭呢。”领导表了态,股长二话没说提起笔,又填表,又开证明,不到十分钟就办好了。然后把全部材料装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我说:“快到二楼编委去上编。”
我看了一下表,时间已是下午四点多。于是,我立即离开人事局,急匆匆来到编委办公室。见一位女同志在忙乎,我走上前说:“打扰了……”
女同志停下手中的活抬头问:“你有事吗?”
我说:“麻烦你,我是来上编的。”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中的所有材料都递给她说:“我调一中。”
女同志伸出的手停住了,说:“哎呀,一中的编制已经满了,恐怕进不了。”
我一听急了,赶忙说:“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她听,我还没讲完,她就显出几分诧异地说:“啊,你就是……,我听说过。既是这样,就麻烦你等一下。我们主任到白云山去了,估计一会儿就会回来,等他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说完,起身给我倒了一杯茶,客气地招呼我坐下。
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有一个人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进来。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等的那位主任了。女同志先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我们主任。”接着他又向主任介绍说:“这位是南山中学的金校长……”不等女同志说完,主任就打量着我说:“啊,刚才在白云山中学就听说了你的事。”没想到我的事竟传得如此偏远。女同志接着说:“他调一中,可一中的编已经满了。你看……”主任听了女同志的汇报不假思索地说:“先开一中。没有编制到暑假再说,到时给他们增一个编,或减一个临时工。”上编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没凭一点私人关系,没走一步旁门左道。在想象中像登天一样难的事情,却是处处开绿灯,关关都放行。很快就办好了所有手续。从此,我的人生又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前景。
高兴之余,我想顺便到组织部说一声“谢谢”。组织部的同志听说我的手续全办好了,都很高兴。我又来到部长办公室,对潘副部长说:“潘部长,谢谢你的支持。”潘部长是我唯一叫得出姓名和职务的部领导。
潘部长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龙部长,他一直很支持你。”
我知道组织部有一位龙部长,但几次来部里办事都是与潘部长接触,从未与这位龙部长打过交道。以前听南山的一位领导对我说过龙部长的事,现在又听潘部长这么说,心里的感激真不知如何表达。
我问:“龙部长在哪儿?”
潘部长说:“刚才出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你先坐一坐。”
不一会,门外进来一人。潘部长说:“这就是我们龙部长。”
我赶紧站起来,迎上去说了声:“龙部长,谢谢你!”
龙部长握着我的手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我是南山中学的……”
龙部长马上接过话说:“对了,你一定是金校长……。”
我说:“我已经调到一中了,谢谢部长的支持!”
龙部长叫我坐下,热情地说:“不要谢我,是你自己争气。要不,我们也不会知道你这位金校长,更不会了解你。”
我说:“部长言重了。”
龙部长以一种别样的目光看着我说:“看来,你还是个很不简单的人物哩!顶头上司那样跟你过不去,上上下下都支持你,而不支持他,我工作几十年还少见呢。”
我说:“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一个平民百姓,哪有今天。”
龙部长又打量了一眼我说:“多大年纪了?满四十五了吗?”
我说:“已经四十六了。”
龙部长听了,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连说了两声“可惜,可惜”。我知道部长在这里连说可惜的意思。按当时中央文件有关干部提拔年令的规定,四十五岁是一个门槛,基层干部超过这个年龄,就基本失去了提拔的资格。我想“可惜”二字便是源出于此。“可惜”二字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口中说出,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听着部长的褒奖,我想到了磨难的价值。我在磨难中成熟,在磨难中接受考验,在磨难中得到相识的、不相识的各级领导和同志的关心支持;得到我想的和不敢想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许多许多……。人家说我是因祸得福,是的,我真是得了福了。我由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由场派教师变成了国家教师,由农业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福,我将时时告戒自己,决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事多磨事更好。历经磨难的好事才更珍贵,更具生命力。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的好事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还在发酵、延伸……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的预备党员在拖了四年之后,由常务副县长(本书完稿时已调任县人大任职)、当年曾接任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的与我素未谋面的黄润生同志签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八八年底,a领导也调离了南山,不久南山党委来人,请我回去“官”复原职。我虽然没有答应,但我对南山的那分感情永远深藏于心!
还有一件事虽然也最终未成,我仍在此一叙,借以对有关领导和同志表示谢意。
一九九零年上学期的一天,我在一中校园碰到县政府监察局的朱台英副局长。她叫住我说:“金校长,我有点事找你。”
我站住了,快步走到朱局长旁边问:“局长,什么事?”
朱局长说:“你愿意去监察局么?那是个得罪人的地方。”
那时我到上高一中已近两年,妻子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她常在家里埋怨,弄得家庭气氛很不和谐,我常为此事伤神忧心,严重影响工作情绪。现在监察局要调我,当然是个好机会。监察局的工作对象大多是上层领导,长年同各行各业,各机关部门打交道,接触范围广,对解决妻子的工作肯定有利。这样的好事正是求之不得,说不动心,那是假话。基于这种动机,我毫不迟疑地说:“愿意”。
朱局长说:“你愿意就亲自去给闵书记回句话,是他叫我来找你的。”
闵书记是县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他怎么会认识我呢?这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前面说过,一九八八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曾写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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