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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张尚书愿意不愿意……算了。”邓名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问题脱口而出，但话说到一半就打住了，他自己也觉得有些鲁莽。



“邓提督到底有何建议？”张煌言追问道。



“刚才想得有些差了，一个挺荒谬的主意。”邓名自嘲地笑了一下。



“愿意不愿意、荒谬不荒谬，总要问过我才知道。”张煌言不依不饶地连声追问。



禁不住张煌言再三询问，邓名就他的设想大致说了出来：“我不认为要求军队的将领自律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刚才动了一个念头……”



目前邓名虽然在成都搭了一个司法**的台子，但他并不认为袁象真的从都府官僚系统中**出来了，处理官司的时候无法避免地依旧倾向官府立场。而在邓名刚才的设想里，张煌言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若是由张煌言主持成都的司法系统，那多半百姓不会求告无门。



而军队同样会受到这个司法系统的监督，刚才邓名只是一个闪念，但在与张煌言的一文一答中，他的思路也逐渐理顺了：“……刚才张尚书不是问我如何才是头么？现在对待百姓是否过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次我说烧房子不算过份，那就不是；下次若是我说杀人不算过份，那杀人也就什么了；这次我说需要赔偿，所以漕工能拿到补偿银；下次若是我说房子白烧，那军队也就不会赔偿。所以到底军队做的是不是过份，到底该不该给赔偿，不应该由我和其他将领说了算，也应该由提刑官说了算。”



因为有几百年的经验，邓名也不需要走弯路去摸索，直接照搬他穿越前的控辩体系就是，控辩体系是进化程度最高、邓名所知的公平和合理程度最高的司法体系。在张煌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刺激下，邓名还努力回忆了一些律师问题。



用张煌言能够理解的话来说，这就是讼师，讼师兴起于明中下叶，因为大部分百姓都没有机会去仔细阅读大明的律法，所以到了大堂上就只能对官老爷唯唯诺诺，无论从官员口中吐出什么奇谈怪论，百姓都只能信以为真。



而明代的讼师就是专门从事司法服务的，他们精通大明律发条文，除了可以代百姓写状子外，在明末更发展到了到大堂上替雇佣他们的人发言的地步。有时双方都雇佣了讼师，坐在大堂上的官员就得听双方请来的讼师唇枪舌剑，各自从大明律中引经据典，声称自己才是有理的一方。



有了这些专业人士的协助，官员忽悠堂上百姓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明末官员的书信中有大量关于讼师的描述，有些新上任的官员在信中称双方讼师的争吵让他脑袋都大了，因为他听哪方都觉得有理——这些讼师的司法知识远远超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之上，最后简直就不知道该如何断案了；还有大批的官员在信中称这些讼师甚为可恶，因为以前只要吓唬来告状的百姓几声就可以把他们的胆子吓破，断案后也不担心名声受损——因为其他的百姓大都也是法盲，既然官员说他断案是由根据的，那百姓也会相信——讼师的出现让官员胡乱断案的成本大大提高。



满清入关之后，对讼师采用严厉镇压措施，禁止任何人向百姓提供司法服务，若是发现有人代写状子或是提供过堂建议的话，这个讼师就会收到流放的惩罚，后来更进一步提高到死刑；而为了彻底断绝需要，清廷还规定，所有人打官司时都必须自己书写状子，如果不识字的话可以口述让别人笔录，但其中不能有任何修改——为了方便官员识别，清廷还定下规矩，告状的人必须当堂背诵他的状纸，若是有“一字之差”，就会被视为找人代写，官府不但不会受理他的案子，还会将他乱棍打出。



简而言之，就是说即使是满清自己编写的大清律，官府也不希望百姓懂，更仇视那些向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的人。



“现在成都没有讼师，不过以后肯定要有，如果有人无力雇佣讼师，我觉得官府应该出钱为他雇佣一个，因为如果没有讼师帮他解惑，那提刑官想怎么哄骗百姓都很容易。”邓名的看法比张煌言还要激进，后者是江浙人，很多这里的人都在大明治下从事讼师行业。



邓名兴致勃勃地说道，等将来控辩体系完善后，军队的百姓的纠纷也通过这个机构来仲裁。邓名认为其实军队自己心里也清楚哪种行为是说的过去的，哪种是说不过去的，若有一个提刑衙门把审判权从军中中拿走的话，军人的在前线犯下伤天害理的几率就有可能降低：“我军中有一半的士兵都是张尚书的旧部，军官更是七成都是从舟山来，若是他们知道有一天还会落在张尚书手中，那他们肯定不会有胆子在前方做什么太过份的举动。”



听到邓名这句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后，张煌言也笑了几声，他对邓名这种闻所未闻的司法体系产生了不少兴趣。邓名不可能为详细列举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刚才他提出军队对具体问题和形势的处理是合理，基本是由提刑官来判断的。



又想起了陪审制度搬出来，邓名也随口提起，将来可以挑选一批个与案件无关的平民组成陪审团，由双方讼师设法去说服他们，而提刑官期间起得的作用就是不让任何一方公然撒谎，最后由这个陪审团给出一个初步建议。



“让一群不懂律法的人断案吗？”听到此处，张煌言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若是这些人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犯妇俊俏，就要放走谋杀亲夫的毒妇怎么办？”



“最后的决定权当然在提刑官手里，无论陪审的人提出什么建议，提刑官都可以推翻，可以无视陪审的建议自行确定有罪还是无罪，并确定刑罚。”邓名答道，即使是在他前世的陪审制体系中，法官也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是法官不轻易动用他们的权利而已：“但如果推翻建议，就需要详细写明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必须拿出来见人，在周围张榜示众。”



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问题上，张煌言似乎有过人的天赋，邓名拿出了众多他闻所未闻的设想，但每次张煌言只要略一思索就能体会到邓名背后的深意，也能看出邓名对这套体系极为用心，潜心思索数年之久——如果不是邓名这么年轻，张煌言就会认为这套体系邓名依旧琢磨了几十年了，这实在是他高抬邓名了，后者只是照搬经过几百年锤炼的产物。



“嗯，这和讼师的用处是一样的，没有讼师参与那官员怎么说都没人知道对错，所以他想怎么断就怎么断，所以邓提督甚至打算指派讼师，必须要有讼师参与断案中，这样官员徇私舞弊就不会无人知晓；不过这样还是不够，邓提督要设计了这个陪审人员。法不外人情，这十几个百姓如果大部分判人犯无罪，那周围的百姓中大部分人应该也有类似的想法。官员如果想让大家同意他的判罚，就需要拿出很有力的理由，否则很容易被大家看作徇私舞弊。”张煌言琢磨了一番，觉得对想枉法或是胡乱断案的官员来说，邓名的这套办法比之前的讼师还要讨厌。



“就是这样恐怕要多花不少银子。”张煌言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以前断案的成本比较低，若是使用了邓名的方案，那花费肯定会大大上升。



“只是大案而已，小案应该没人愿意如此劳师动众。”邓名表示他设想里的法院不是志愿者，而要向来打官司的人收费，由输的一边支付：“理亏的人，估计就接受亭士的仲裁了，不至于闹到大堂上去。”



“而且，公正是很值钱的，如果花银子就能换来一些，那我认为这银子花的并不冤枉。”邓名冲张煌言微微一笑：“张尚书明鉴，我并非时时刻刻都用一军统帅的眼睛来看这大千世界。”



“邓提督说的不错啊。”张煌言露出些神往之色：“若非短期我实在抽不开身，还真想立刻去成都一趟，试试看提督的办法是否可行，想起来不错，但做起来往往会有新的麻烦出来。等等吧，如果将来舟山找到可以托付的人，我就去成都给邓提督当这个提刑官。”



“张尚书真有离开舟山的念头？”见张煌言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邓名有些惊讶地问道，若是张煌言执掌司法当然最让人放心，不过就意味着他离开军队，刚才邓名虽然说的高兴，但却没有想到张煌言真的动心了。



“邓提督想这个很不容易吧？这里面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思啊。”张煌言点点头，这么一个巨大的律发改革构想确实让张煌言有些心动，不过他也不能不想到，这是大明开国以来对祖制的最大颠覆，以前虽然不少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但邓名却是明目张胆地推翻重来。除此以外，张煌言对邓名是否真的会让军队也置于提刑官管辖下也有些怀疑。



“圣上南狩未归，我们这不过是事急从权罢了，等圣上回鸾、两京光复，这些权宜之计是不是要保留就要看圣上的心意了。”邓名口气轻松，还开了一个玩笑：“至于军队那边就更不用担心了，提刑官乃是朝廷命官，替圣上牧守，莫说是末将的兵将，就是满天神佛也要在提刑官之下，要归提刑官管辖。”



张煌言哈哈笑了两声，然后猛然发现似乎对菩萨有些不敬，就急忙守住笑声，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上去了。在和邓名讨论航运问题时，张煌言又开始为邓名隐瞒身世而耿耿于怀，在心中反复念叨着：“你这架势都摆出来，居然还敢说自己不是宗室？但到底是哪家的呢？邓提督若是个旁支，那继承鲁藩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他不答应？”



在邓名和张煌言兴致勃勃地讨论司法问题时，边上的马逢知感到极其无聊，那两人讨论的东西从题目到内容马提督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也根本听不懂，如果不是邓名和张煌言身份尊贵，马逢知几乎就要当场打起瞌睡来。



但最后这几句马逢知都听见了，一下子就把两人刚才的对话统统读懂了，他把大意总结出来并牢牢记在心里：“原来邓提督这是杯酒释兵权啊，刚才一直在说军队，还有什么一半的士兵、七成的军官，这是邓提督暗示张尚书他的人太多了。而张尚书也很识趣，表示愿意考虑离开舟山，去成都邓提督麾下当一个不掌军的文官。而邓提督很开心地报答张尚书：说除了圣上——也就是将来他本人外，其他人都归张尚书官，这明明是许诺给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啊。我真是太蠢了，居然听了那么半天都一点儿也没反应过来，唉，我还以为我在官场上历练这么多年，还算可以了，看起来还是差得远啊。”



……



今天邓名和张煌言谈起他那朦胧的宪政理想时，最后一句话是彻头彻尾的戏言，可一百年后尝试进入中国的传教人士并不做如是想。



尽管已经听到了警告，但总有一些人希望把他们信仰的宗教传播得更广一些。在邓名这个宇宙里，基督教就遭到了极大的麻烦，因为传入后不久，就有人想提刑官起诉天主虐待他们亡故的亲人，把他们投入火海——起诉者坚称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对地狱的存在深信不疑，要求自称天主代理人的教会对他们进行赔偿。一开始教会对这样的诉告感到非常惊讶，后来才得知中国的本土宗教在短短的一百年宪政时间里，教义就进化到只扬善、不惩恶的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