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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是最早从事先锋文学写作和理论研究的一批人之一，他的作品是优秀的。如果是另外的中国作家获奖，我可能会接受不了，也许我会愤而放弃写作。

其实，去年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预言高行健的获奖。当时我说，十年之内一定会有中国作家获奖，其中有四个人最有可能：莫言、李锐、高行健和北岛。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在瑞典有译本流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也是人所共知的。

余华曾经说过，索尔仁尼琴是伟大作家，但他不是，因为他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是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中国现在没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也许高行健获奖以后会成为世界性作家。

当然，诺贝尔奖历史上也有许多失误，受到过文学以外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连哈代、托尔斯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都被诺贝尔奖错过了，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如果组织两套阵容比试，一套是获奖阵容，一套是未获奖阵容，前者肯定比不过后者。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华人得了奖，了结了我们的一个心病，是好事。我真的很高兴！

叶兆言：北岛“落败”也许是因被提名次数太多

我对诺贝尔奖看得不太重，这毕竟不过只是一种评奖罢了。而且诺贝尔奖确实要受到许多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它无疑是西方视角下的一场决逐。当初，诺贝尔奖已经颁发了30多次，还没有写上美国人的名字，美国人也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欧洲人的游戏。直到后来有美国人获奖，美国舆论也不买帐，对获奖作家大肆批评，甚至变成“谁获奖谁倒霉”这个局面。刘易斯获奖后到瑞典领奖，同时抛给美国新闻界和公众一句话：你们说我不行，我倒要证明给你们看。诺贝尔奖历史上争议很多，像美国人40年代曾经连续三年获得诺贝尔奖，就没有什么道理；弗洛伊德在二战期间因为是犹太人与诺奖失之交臂；邱吉尔、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有很大的政治因素，等等，都表明诺奖还存在问题。

高行健与北岛相比，许多人更看好北岛，北岛曾经获得过多次提名，夺标呼声一度很高，最终却是高行健意外地首先为华人摘取这一荣誉。我想有一种“诺贝尔怪圈”存在吧，获提名次数太多的选手，评委一次次的否定之后，很难再改变态度转投他的票。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性是政治的永恒救赎——读高行健长篇小说

作者：邱立本

高行健这部长篇写性与政治压迫的交错，性成为独特仪式，一种对政治惊栗的救赎。

高行健的《灵山》最近成为国际焦点，这是他获诺贝尔奖的关键之作。但其实他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一个人的圣经》，风格更具现实主义魅力，更有都市及国际化风情，故事性较强，因而读者更容易走进作者的心灵深处。

《一个人的圣经》也许可以戏谑地视为“一个人的性经”，但绝不卖弄色情。评论家刘再复说，高行健的性爱描写“大胆、冷静、准确”。主人公和七个女人的性爱关系，有刻骨铭心的，也有蜻蜓点水的，但性爱双方总在现实与幻想间摆脱不了政治，特别是政治的惊栗。政治意外地成为性的触媒，只有面对政治压力时才有难以忘怀的性。作者以第二人称“你”来与“他”对话，反映“今日”与“昨日”的激汤，也隐藏了“我”的地位。小说成了现实与历史无穷无尽的互动，“他的经历沉积在你记忆的折缝里，如何一层一层剥开，分开层次加以扫描”。

在作者记忆的折缝中，是性与政治压迫的交错。性成为对政治的救赎。这是独特的仪式，一种在惊吓中、被权力强奸中的最佳救赎。

小说一开卷，镜头很快就转到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主人公与一个德国籍犹太裔女子的爱恋，但肉体虽结合，心灵却各有所属：犹太女子要追索民族的苦痛及恐怖的根源，但他要逃出中国政治的网罗，要逃出文革及中国政治中挥之不去的窒息感。“她需要搜寻历史的记忆，你需要遗忘”；“她需要把犹太人的苦难和日耳曼民族的耻辱都背到自己身上，你需要在她身上去感觉你在此时此刻还活着”。

小说其实是自传式的，情节大都是作者真实的历史。像他把稿子埋在地下，但在文革中，还是下决心把稿子烧掉；还有他母亲反右期间因劳动过累而死；而最震撼的则是他妻子指责他的政治立场，要向上级告发，最终离他而去。高行健的真实个人历史，以如幻如真的笔法渗进小说的叙述中，在强大的戏剧张力中，也彰显生命的丰沛张力。

这是一本逃亡的书，取名《一个人的圣经》，是因为“你是自己的上帝和使徒。你不舍己为人，也就别求人舍己为你”。

在性爱中，他发现“天堂在女人的洞穴里”，但他对性并不膜拜，因为“孤独才是他的神”，他永远追寻自由，追寻免于恐惧的自由，也逃避市场及时髦的围堵。《一个人的圣经》是一首交响乐，奏出了政治与性、现实与回忆、生命与死亡，以及中西互动的对比。这四大主题是一种四重奏，环环相扣，也丝丝入扣，紧扣全球中文读者的心弦。

小说的场景不仅是北京和中国大陆，也涵盖香港地铁、南丫岛、纽约、巴黎。这是世纪之交的重量级中文小说，总结了文革这场二十世纪的重大悲剧；而在文学的升华中，文革的悲剧意义提升至全新的层次。这是中文小说的胜利，也是诺贝尔家族的最新荣誉。

转贴自：//。acnews。。au

斗胆为高行健翻案——中国当代文学年会纪要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十一月五至十日在风景如画的广东肇庆七星岩召开。本届年会重点研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及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态势，因而涉及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网络文化对文学的冲击、汉语文学的性描写等话题。

亚洲周刊报导，出席这个二十世纪末届年会的包括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朱寨，副会长顾骧、谢冕、潘旭澜、白烨、晓雪、杨匡汉及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清华大学旷新年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原伦，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吴思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阎纯德，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晓明博士，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广东批评家协会会长黄树森，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胡经代、陈剑辉等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各大专院校、新闻出版业的专家学者共一百二十余人。

关于如何看待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高获诺奖的事实，高行健坚持不做政治工具的姿态，值得文坛反思。高的作品及言论，势必成为日后研究的课题。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说，高行健获奖，出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他认为，没离开中国，高写不出《一个人的圣经》。这部作品写得非常放松，通过个人经历讲述历史，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可读性。“中国文坛对高及其作品当慢慢认识，研究界尤应关注他的发展。中国作协对高获奖的表态很政治化，心胸不够宽大，应有客观、有胸怀的报道”。

研究会新任副秘书长孟繁华认为，《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很好，诺贝尔奖没有胡来。国内一些评论和反应，源于没有读过高八七年后的作品，其次是有政治情绪，心理不平衡。孟指出，高行健作品的最大价值在于，对人进行重新追问与思考。“获诺贝尔奖的作品向为写作范本，它显现弱势文化希望被强势文化认同的诉求。但高的汉语作品得奖，遭遇却极冷淡，对中国写作界如此反应进行心理分析很有意义”。

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以鲁迅关于诺贝尔奖评谁都好，就是不要给中国人的提法为引子，直指中国当代文学界对高行健八七、八八年后作品的无知，是“集体的白痴”。他说，高获奖让中国当代文坛感受到的只能是☆辱。姚追问：“是谁造成这份☆辱？”原来，八十年代批评界对很活跃的高行健很熟悉，八九年后竟如此陌生如此不熟悉，以至他获了奖，大家几乎无话可说。姚指出：“是无法控制的权力，让我们这些吃批评饭的人暂时做奴隶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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