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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叫做幸福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他给自己做了答案：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至于说到罢工工人，那么，他们是在外面受了欺负的孩子。在家里，他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共产党是可以侵犯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除了共产党所宣布的真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真理；更加没有想到罢工工人的生活权利和一切行动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正像没有想到他周金大哥的言语行动、待人接物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样。这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想起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希望。他希望就按照那个样子罢工，直罢下去，罢他十年八年。那么，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青春，整个儿泡在那兴奋、激动、热情、幸福的罢工活动的大海里。等到罢工结束那一天，他将满足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他自言自语道：

“但是不幸得很，这一切全都毁掉了！”

根本不和他打招呼，就把他心爱的东西毁掉，这件事不能不使他愤恨。他用手摸一摸身旁那张潮湿的、冷冰冰的、空着没人坐的竹椅，叹了一口长气，又拿起那本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共产党宣言》来。这时候不过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天色已经昏暗得跟黄昏一样。他把那印刷模糊的书本凑近脸孔，低声念道：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念完这一段，他就静悄悄地看下去，看到把对于共产主义的各种责难都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他又低声念起来道：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以后，他又静悄悄地往下看，碰到了许多似懂非懂的地方。这些地方讲到法国、英国、德国许多人和许多事，他读来读去都不能彻底了解。最后，看到整篇宣言结束的地方，他竟高声朗诵起来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宣言说得太好了，太对了，简直叫人兴奋，叫人激动。但是这个宣言已经公布了八十年，为什么除了苏联之外，其他地方还不能够实行呢？中国前两年好像就要实行了的，为什么后来又不实行了呢？想到这个地方，周炳放下书本，禁不住十分气愤。他用右手握着拳头，狠狠朝左手打下去，说：

“要毁灭这个丑恶的世界！”

说完了这句话，他就低声唱起《国际歌》来。那歌声越唱越高，好像要压倒窗外一片昏暗迷蒙之中的风声和雨声。歌还没唱完，他的脸上已经热泪纵横了。又过了十五分钟。他把《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重新思考起来。他想到要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几乎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了，但是，谁来推翻呢？什么时候推翻呢？用什么办法推翻呢？他想到这些问题，他自己做了回答，他自己又把那些答案推翻了。这样子，经过三番五次的苦思焦虑，仍然找不到完全满意的解决途径。他想到这时候能够问一问大哥多好，周金对任何问题都是那么肯定、明确地做出强有力的判断的。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现在，他没有可能再拿什么事情去问大哥，他只能够自己拿主意。后来，他又想，再约陈文婷见一次面，和她商量一下，也许是个好办法，于是他拿起笔来给陈文婷写信。“亲爱的，我绝对信任的，无日无夜不思念着的婷，”他这样起了个头，随后写道：“我最近读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写得多好呀！它提出一个医治咱们这个万恶的社会的药方。我敢打赌，你听都没有听过这样奇妙的秘方，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喜欢它。老实说，这个药方，跟二表姐、三表姐都不大好谈的，只能跟你谈。我们应该共同来研究，一起来行动……”往后他又写了些爱慕想念的话，最后又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全信写完之后，他重新看了一遍，又把“共产党宣言”五个字涂掉，改成“我最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然后把信纸折起来，搁在一边。自从搬到生草药铺之后，周榕禁止他往外寄信，而区苏表姐是不肯替他带信到三家巷去的。这封信怎样才能送到陈文婷的手里，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写完了信之后，好像和一个亲近的人畅谈了一次似的，心里舒快了很多。现在，他能够平静地坐下来，等候区苏的木屐的声音。每天下午这个时候盼望区苏来临，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中一种新的习惯。不久，区苏果然来了。她打着雨伞，穿着木屐，穿过横院子走进来。周炳给她讲自己的新发现，她就微笑地、善良地听着，一面打开头发，在整理她的大松辫子，好像一只白鹤用嘴巴在整理自己的羽毛一样。她一面听，一面点头表示赞成。听完了之后，她只说了一句：“这些事情，你问过你二哥没有？”周炳说：“那还用问么？二哥一定是赞成的！他的想法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区苏也只是点点头，没有再理论，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久，台风刚静下来，周榕就从乡下回来了。他告诉周炳，他要去香港走一趟，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定。他又告诉周炳，黄群家里有一个时事讨论会，要他接手去搞。最后他把跟金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也告诉了周炳。周炳喜出望外，又惊疑不定地接受了这个在他认为是极其崇高的委托，只简单问道：“你到香港去，不用跟妈妈说一声么？”周榕眼圈红了，想了一会儿，说：“不告诉他们吧。只叫区苏一个人知道就算了。没得叫他们多操一份心！”周炳心里想道：“看样子，二哥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了。”可是又不好问的。随后他想到自己这回可以结束半年来那沉闷无聊的潜伏的生活，可以和心爱的朋友们嘻笑谈天，大家一起商量革命的大事，那喜悦之情从心的深处像喷泉一般直往上涌，才把那疑问冲淡了。坐下不久，周榕就把一个新买回来的藤箧子打开，动手收拾行李。周炳帮着他递这递那，一面把自己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所想的事情，大概对他讲了一遍。周榕一边听，一边笑着点头。后来周炳把写给陈文婷的信，拿出来给他哥哥看，并且说陈文婷曾经发过誓，是要真心革命的，应该叫她也参加工人们的时事讨论会。周榕看了那封信，仔细想了一想，就说：“阿炳，只有你这一点，我不能够赞成。说老实话，陈家这几姊妹，我很难看出她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至于发誓，那是不能当真的。不，我是说她们的发誓不能当真。你记得么？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加上我，我们早几年以前就发过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么呢？难不成你当真去质问他？”周炳听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这些人去比陈文婷，心中大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就闭起嘴巴不吭声。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也有一些只不过跟那些侦缉、密探个人有点过不去，还有一些简直什么原因也没有。这十七个人算起来仅仅包括这附近一带的遭难者，顶多不过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数远一点，就简直数不清，更不要说全广州，全广东，全中国了。大家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愤恨，都认为非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没有一场像前几天那样的台风，这广州全城是没有法子洗得干净的。何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动起来，他才称心。散会的时候，他向大家提议道：

“都别忙走。请你们到我家母的房间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着他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房间很小，仅仅放下了两铺床，和一张小茶几。一铺床上睡着三个小孩子，一铺床上睡着四个小子，年纪都在两岁到五岁之间。茶几上那盏小煤油灯照着他们的脸，使大家刚刚看得见。何老太太在厨房里洗衣服，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何锦成给大家介绍道：

“那边是一对姐、弟和一对兄妹，这里三个是三家人，我们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还有个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儿，娘、老子全没了！你们看，他们睡得多好，连一点危险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着他的手势往床上看，孩子们的确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险，连蚊子叮着也不管。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脸上又黄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