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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王莽诛翟义党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王朝政权时，东郡太守翟义和他的外甥陈丰起兵讨王莽，兵败后被“磔尸陈市”；随翟义起兵的人，也被屠杀。据《汉书·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被捕后，“莽使太医、尚方与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龟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

⑤《析骨分经》明代（文中说是宋代，疑误）宁一玉著，收入清代陶＇王廷＇编纂的《续说郛》第三十卷中。

⑥“万物皆备于我”语见《孟子·尽心》。

⑦关于月经精液毛发爪甲等入药的说法，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中曾有记载。

⑧曾大人即曾国藩，李大人即李鸿章，左中堂即左宗棠，鲍军门即鲍超。他们都是清朝的大官僚，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⑨新党清末一般人对维新派人物的称呼。

⑩铡包勉我国过去流行的剧目之一。内容系根据民间传说，演宋朝包拯奉公执法，不徇私情，铡杀犯罪的侄儿包勉的故事。

⑾指晋代文人刘伶等。《世说新语·任诞》中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言衣，诸君何为入我言中？’”又《德行》中说：“王平子、胡母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

⑿Th．Lipps李普斯（1851—1941），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他在《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第二章《道德上之根本动机与恶》中说：“凡欲使他人为奴隶者，其人即有奴隶根性。好为暴君之专制者，乃缺道德上之自负者也。凡好傲慢之人，遇较己强者恒变为卑屈。”（据杨昌济译文，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⒀孙皓（243—283）三国时吴国最后的皇帝。在位时淫侈残酷，常随意杀戮臣下和宫人，或剥人面，或凿人眼，无所不用其极。降晋后封归命侯。据《世说新语·排调》载：晋武帝有一次问他：“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乎？”他正在饮酒，立刻举杯对武帝唱道：“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⒁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他是扮演旦角的男演员，在京剧表演艺术方面有重要成就。

⒂麻姑神话传说中的仙女。据晋代葛洪《神仙传》：东汉时仙人“王方平降蔡经家，召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手似鸟爪，顶中有髻，衣有文章而非锦绣。”

⒃《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

⒄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曾到中国。下文的“竺震旦”是泰戈尔在中国度六十四岁生日时，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

⒅罗丹（A．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作品有《加莱义民》、《巴尔扎克》等。

⒆淮尔特（O．Wilde，1856—1900）通译王尔德，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莎乐美》、《温德米夫人的扇子》等。

⒇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等。

戈尔基（1868—1936）通译高尔基，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22）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浙江安吉人，书画家、篆刻家。

（23）林琴南（1852—1924）名纾，号畏庐，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翻译家。他曾由别人口述，用古文译欧美小说一百七十多种，其中不少是外国文学名著，在清末至“五四”期间影响很大。到了“五四”时期，他是最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在给蔡元培的信及小说《荆生》、《妖梦》中，诋毁新文化运动者；其中《荆生》一篇大意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丘，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走出一个伟丈夫荆生来，把三人打骂一顿。荆生是林琴南自况，鲁迅在文中用“识荆”二字含有双关意思。

（24）“识荆”语出唐代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后来就用“识荆”作为初次识面的敬辞。

（25）仿单介绍商品的性质、用途和用法的说明书。

（26）“如夫人”即小老婆，语出《左传》僖公十七年。

（27）“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林琴南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28）南亭亭长即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我佛山人，即吴沃尧（1866—1910），字趼人，广东南海佛山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等。

（29）创造社“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著名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等。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周年纪念号上，曾刊印他们三人合摄的照片。

　写在《坟》后面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⑴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⑵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⑶，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