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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窗烛话-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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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三江堤畔的双双对对，街头小店里吃的馄钝，墨池小巷里的相依相偎都是难以忘怀的。
我们之间写过无数的信件和纸条，我们也说过无数的甜言蜜语和山盟海誓，至今只要闭上眼睛，还能听到她羞怯的低语：“慢一点，时间还多着呢。”还能看见她那横陈的细嫩的裸体：“天哪，还没有看够吗？”还能嗅到她那淡淡的女人体香：“喜欢我的味道吗？”还能想起她对着三江航标灯的誓言：“就是你不爱我了，我也是属于你的。”……她无疑是我生命中仅次于妻子的女人，在很多方面，她把她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我从她的身上懂得了许多我从不知道的秘密，也读懂了她。
在有些方面，她是我的老师。我们的文字联系大多都是写的小纸条，通过别人传递，因为怕人家知道了我们之间的秘密，后来她开始教我拼音字母，她以前在乡下时就是一个优秀的小学老师。我学得很认真，但我却怎么也不能分辨卷舌音，还有鼻音；她教给我大多数女人的含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在云雨交欢时的窃窃私语，叫喊，呻吟和喘息才是女人真正的欲望流露。极力迎合是对你的要求，贪得无厌是对你的渴望，筋疲力尽是对你的回报。
结束是突然的，也是必然的，只是一次被另一个女人闯见，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爱的死去活来，闹得满城风雨，她就消失在街头那些熙熙攘攘的人海里，义无反顾，再也没有回头。当缘分走到尽头，分别就成为可能，虽然是极不情愿的。
还记得那第一张拼音纸条吗，德芳？
天命五十 33．同事继华
当西陵竹器厂与化工机械厂合并成为输送机械成套设备制造公司之后，所有的人都公认我与继华是一对最要好的朋友，我得承认，这是实情。当时我们的确相处得很好，几乎好到无话不谈、畅所欲言的地步，在许多问题上两人总是相互通气，互相出主意，他的家里的大门永远向我敞开，而且能在近乎刻板和孤僻的我的父母家吃饭的朋友寥寥无几，少之甚少，而他就是我的那些亲密朋友中的佼佼者。
他是红安（也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祥地）人，说一口卷舌的红安话。曾经当过兵，远在新疆，在部队里入的党，瘦小的，相貌一般，甚至有些丑陋，他是跟随唐老鸭，老孟等人从另一家运输机械厂跳槽到当时的化工机械厂的，就可见我们公司当时的确是名声在外，声名显赫。因为是党员，加上口如悬河，就深得支部书记曾婆婆的重视，先在生产科，后在销售科，最后就一步登天，成为了公司经理，不过那只是昙花一现，但他依然雄赳赳，气昂昂的，只是水平有限，徒劳而已。
我在他家里始终是座上宾，对他原来在中书街、康庄路的那个家了如指掌，还好几次随车到过他远在仙桃的父母的家里，低矮的平房，陈旧的电器，老老实实的父亲，活泼的小弟，微笑的小妹，戴着金耳环的母亲，油锅里翻滚的面窝，这就是我的记忆。在公司里他对我的帮助不少，一起吃饭，喝酒，一起聊天，吹牛，一起谈论厂里的事，还有结党营私，我就被人家说成是他的狗头军师了。
我们一起出门的机会越来越多，武汉的一冶，荆门的水泥厂，沙市的造纸厂，钟祥的襄北农场，长阳的水泥厂，保康的化工厂……他刚刚当上厂里的一把手，就急匆匆地和我两个人带着襄北农场的几个警察去游巫山小三峡，玩得很尽兴，最终却一无所获，这是我开始就断定的。所有的人都说我是他的幕后指挥，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确帮他想过不少主意，可惜大多数都只是一些雄心勃勃的构思，没有得到实施，我一直骄傲我的每一次的运筹帷幄都能得到实事实的验证，可许多时间里，我的一些设想只不过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计划而已。但在私下交往中，我们依然十分融洽。
不过，随着公司轰然倒闭，随着他下台离厂，我下岗回家，两人的来往就慢慢减少了。除了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小桃园设宴答谢各位亲朋好友时的酒席宴上推杯换盏，除了老殷因车祸突然去世，一起出席他的葬礼以外，就各奔东西了。冷静的想一想，当朋友与同事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感情就显得虚伪了许多。
天命五十 34．泰兴的老殷
殷善潮，一直声称自己是江苏扬州人氏，也就是当时的总书记的家乡人，其实真正的家乡是在江北的泰兴，随着我们公司的业务大增，一些江苏工人先后到我公司从事金属结构加工，他就是最早的一批。后来给我厂跑业务，常去的地方有湖北的枣阳，河南的确山，湖南的石门，贵州的遵义，还有一些大型工地。虽然属于经营办的管辖，他和我厂自己的销售人员却不同，出差费不报，也不领工资，他只是根据所接的业务金额提取业务费，是一个编外的人员。
他是个高高大大的男子，虎背熊腰，魁梧极了，很讲究仪表，衣服永远是整洁，干净的，见人一脸笑，操着一口带着浓重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很乐观，也很诙谐的，能与人迅速的打成一片，笑嘻嘻的，几乎天天骑着他那辆自行车往返于珍珠路与沙河之间，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一个棕色的手提包，还有一杯茶。
是他首创了我的“老五”的绰号，本来是一种小范围的亲昵的称呼，不想越传越广，慢慢的，全厂上下都叫开了，甚至传到我所有的朋友的耳里，“老五”的意思是说我在家里的地位只能排行老五，父亲第一，母亲第二，儿子第三，妻子第四，我第五了。说完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他与继华是朋友，与我自然也就是朋友了。他有极好的适应能力，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相处得相当融洽。慢慢的，他也就和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都变得熟悉起来。遇上我家有事，酒席宴上总少不了他那庞大的身影，能喝酒，有些酒席宴上正是有了他的介入才显得热闹和红火。我每次进沙河公司总部，中午打过下班铃，就从二楼继续上楼，大多都是在他那位于厂部大楼四楼的宿舍里吃饭。他有一手好厨艺，亲手烧得那些扬州菜好吃极了，甜甜的，或脆或烂，就是到了今天，回忆起来还余香犹存。
但我们的关系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谈及的内容只限于厂里的公事。尤其是我对公司的前途有些心灰意冷以后，几乎天天躲在家里，连班都不去上，就也逐渐与他疏远了。九十年代末，公司已经到了关门倒闭的最后关头，他在一次骑车从沙河外出的路上，就在夜明珠附近，突遇车祸身亡，据说他刚开始还是清醒的，还能说出公司里的电话和要找的人，可惜不是我。
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望着缕缕青烟从火葬场的烟筒里飘出，我真想问问他：“你当时为什么不小心一点？”
天命五十 35．股友
就在公司因为内忧外患逐渐走向衰亡，竹器厂就要用光最后的一堆原材料的时候，我已经悄悄地远离工厂了，刚开始的时候躲在家里看看电视，读读书，帮着妻子做些杂事，后来逐渐就对股票产生了兴趣。我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开始投身股海的，当时小心翼翼，却也信心十足，想着自己用心做功课，应该有所斩获，谁知却一败涂地。
我进入的时候，正是股市“日日深发展，天天窜（川）长虹”的火热年代，每天早上爬起来就听股市综述，然后到云集路的证券部（就在现在的星座大厦，开始叫建行证券，后来改为国泰君安证券）消磨时间，抬起头，望着显示屏翻来覆去，变化无常，开始是长条椅，以后换为塑料靠椅，一坐一上午，中午回家吃饭，午睡，下午看电视里转播的行情，学习的技术指标一大堆，还有股市笔记，后市自我评判。
在这期间，我弟弟以前的一个同学一迅和我们公司的同事小陈曾在2000点上方，也就是散户大厅人满为患，股民们兴奋不已的时候先后进入过股市以外，还有练兄也坚持不懈来过几年以外，其余的都在股市下跌的时候纷纷离开了。真正与我在股市里一直并肩战斗过的除了消失的小朱，也就是原来在铁合金厂工作过的小王，我的家门，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到底是哪三个字。
我们两人有很多共同点，都是一样的骨瘦如柴，都是一样的自信，一样的高谈阔论，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样的指点江山。那些日子里，我们都喜欢看技术指标，都喜欢短线进出，有了利润舍不得离开，梦想在望，等到套的死死的才慌忙斩仓，虽然一时痛快，年底算账，却都是亏损累累。
他原来是个供销员，很勤快，见多识广，从铁合金厂下岗以来，家里的事，里里外外都是他做主，将新街的机关幼儿园分的那间小房租了出去，自己搬回父亲所在的市政府大院里住，他父亲曾经是市行管局的职员，去世后，他就负责照顾母亲，每天早上总是提着大包小袋的蔬菜，鱼，肉，鸡，还有佐料来到营业大厅。
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都是交流对股市的看法和大盘走向的趋势。天天早上见面，一人一支烟，一起谈古（股）论今（经），一起吞云吐雾，却沮丧的发现自己的帐上的资金越来越少，胆子越来越小，我们到股市去的时间也已经越来越稀少，偶尔碰面，望着股指义无反顾的一个劲的向下滑落，也是一脸苦笑，无可奈何春去也。
天命五十 36．第一个家
我的第一个家应该是在宜昌市法院（当然指的是原来在中书街的那一处，后来法院搬到了环城东路，再后来才搬到发展大道）后院左侧的一排平房里，如今那一切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了。连我们家的具体位置都是我的一位曾经的朋友强林的母亲给我指认的，当然，那个时候，他妈还在，法院还在，我也还在。
在我的记忆里，我只是依稀的记得那高不可攀的笔直的树梢，还有那长满青苔的厚实的保坎。当然还有那温暖的家。我的少年是幸运的，父亲年纪轻轻的就已是当时法院的院长了，母亲则在几乎相距不远的公安局工作，我是长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只是那个时候我对父母的印象不深，我大概很少在白天有时间与父母见面，那时三反五反，镇压**，运动一大堆，忙的脚不沾地。他们一定都是在我入睡以后才回来，“你妈妈还抱抱你。”外婆对我说：“你爸爸看你一眼就睡觉去了。”所以，在我深远的记忆中，我只有外婆的印象，那时，她老人家从沙洋老家赶来照顾我。
一九五四年的洪水一直淹到了法院前的那些青石板的台阶下，那年的鱼真多，据说“活鲜鱼”的叫法就是那年沿街叫卖的商贩喊出来的。不知当年那些亲切的叫我“毛子”小名的老人们如今还有多少健在？
天命五十 37．五中的记忆
我的几乎所有美好的儿时的记忆几乎全在五中那座校园里。我的家位于五中靠南湖（也就是现在青少年宫的位置）一侧的一排不高的平房里，门前有不大的场坝，在前面有一排高大的保坎，保坎上就是一栋很陈旧的两层楼，是教室和实验室，再就是宽大的大操场；屋后则是男女厕所，那时厕所的隔板是木制的，木板上刷着白漆；左边是竖立着高烟囱的食堂，左边则是几间不知干什么用的小房。
当时，父亲因为被判定是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罢官免职，押往东山农场劳动改造，母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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