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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理由-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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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见新渡户夫妇进宫，予以嘉许。从此，新渡户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国际联盟事务次长等职务。
武士道，知死之道（3）
《Bushido》一书中，新渡户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武士道充满了赞颂之情：
“小日本”拥有的是肉体上的耐力、不屈不挠及勇敢，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可获得充分证实。“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吗？”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总是骄傲的“没有”。日本人应该感谢的是武士道 ……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它们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见的。
新渡户在书里还有一句十分坦率的话：“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仍然是一位武士。”
在日本，可与新渡户稻造齐名的这般“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武士，还有一人。那便是被称为“明治维新教父”、“日本卢梭”的福泽谕吉。在1885年他发表《脱亚论》、宣称中国、朝鲜为日本“恶友”的前一年，他即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对于甲午战争，他更是个狂热的主战派，并带头捐款筹措军费，深获军方青睐。
还有一位是否是“武士”，尚不好说，他是不少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文豪，2000年时仍在《朝日新闻》的读者评选中当选为日本最深欢迎的文学家——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创作的《我是猫》、《三四郎》、《少爷》、《过了春分时节》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国内评价甚高，称其作品耸起了一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中国人不熟悉的却是，主要生活在明治时期的夏目漱石对武士道也有积极的评价。
据说，这始于1910年日本海军一艘潜水艇发生事故，当可以逃脱之时，全体14名船员坚不离去，最后面容镇静死在艇内各自岗位。艇长佐久间勉留下致天皇陛下的片纸遗书：“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杀部下，诚对不住。然而船员一同，至死皆尽忠职守，沉着处事。”在此之前，英国海军也遭遇同样不幸事件，船员为免于一死而竞相往窗口逃离，彼此推搡挤压，窗小人多，以致谁都难脱，最后尸体堆积一处，个个面容惊骇……
由此比较，让夏目漱石唏嘘不已，他感叹道：日本海军的一位指挥官就是一名武士，对“沉陛下之艇”、“杀部下”如此痛感责任，这也许就是武士道受景仰之处吧！（俵木浩太郎 著 《新武士道论》 转引自 许介鳞 《日本武士道揭密》）
1984年，日本央行更改了纸币上的图案设计。一万日圆上采用福泽谕吉像，五千日圆上为新渡户稻造像，一千日圆的则是夏目漱石的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上钞票，上哪种面额的钞票，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貌、文化精粹的最典型写照。用了以上三个人物造像的日元，票色均是冷冷的黄，硬刮刮地摸在手里，不能不使熟悉日本近代史的外国人感到冥冥中有一股武士道的气息幽幽而来……
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则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动上绝对是个“武士”。
三岛倾心于日本过去那种热烈而又严厉的爱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对1960年代日本崇尚物质享受的西方化趋势很是不满。他的财力，和写作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发展日本古老的空手道和剑道，并组织了约有80名大学生的一个有争议的私人队伍——“盾之会”，旨在保存精粹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在有所谓“左翼力量”暴动时，协助保卫天皇。
1970年11月25日，他的一部近作《丰饶之海》刚刚脱稿并交去了出版社后几天，他挥舞着一把“关孙六”日本刀，携一批“盾之会”成员，突然闯入东京自卫队东部方面军营地，将营地司令劫作人质。然后，他头缠白布登上一处高台，发表演说。他高喊道：“日本因经济繁荣而得意忘形，精神上却日见空洞、荒芜，你们知道吗？”演说却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们揭竿而起，重演三岛梦寐以求的如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反而招致台下一片嘘声和哄笑。面对这闹剧性的效果，本想做正剧英雄的三岛，转身冲进营区的总监室，冷静而精准地将刀切入自己的左下腹。他的随从们立即一拥而上，按日本的武士传统，再给他补上3刀，并割下他的头颅。
三岛自戕后，日本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前往现场看了三岛身首分离的遗体，受到很大刺激。他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之后，川端又亲自主持了葬礼，称三岛的精神仍“活在许多人心中，并将载入史册。”
17个月后，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
日本文坛上两位巨匠相继自杀，引起了后人无数的猜疑，有研究者称此事为“日本战后史上最大的谜团”。
“小人物”造反（1）
日本军队的兽性，还与日本人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其血液中积淀的根深蒂固的“岛国焦灼”有关。
无论是绝对信仰，还是“岛国焦灼”，转换成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并不比雪转化成水更困难。
老辣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
绝对的信仰，便是绝对地占有，绝对地索取，绝对地封闭，绝对地排它。
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的一部至高无上的《圣经》。
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对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那就是颠覆神道教。
在十七世纪，德川幕府采取了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用来清洗异端者的同样方法，极力要把基督教从列岛赶出去。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只要被查获信奉基督教的，就被剥光衣服扔进河里。更为严厉的惩罚，是把他们绑在马背上，马由士兵们赶着沿街奔跑，路人们用滚烫的水泼在他们身上。有些基督教徒，还被放进火山口的蒸汽与沸水中煮死……
1622年9月，在长崎，有50名基督教徒被挑选出来活活烧死，其他人则被捆住四肢，每人绑在一头牛腿上，由着狂奋的牛将他们踩成了碎片……
而“岛国焦灼”，从追根溯源上说，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们一种发自肺腑的生存恐惧。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别是这种原始残忍性不仅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显或隐地为华夏民族所承袭，著名的例子如汉代的韩威扬言要‘饥食虏肉，渴饮其血’，于是王莽‘壮其言，以（韩）威为将军。’这句话成了后人表示对敌族仇恨的成语而布在人口，例如妇孺传唱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以后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发源于原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对异族、异神的复仇心理在‘文革’时的典型表现，例如当时街头、红卫兵战报上随处可见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之类口号；人们对‘美帝、苏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来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武斗’、‘派仗’时对异己者灭此朝食的疯狂仇恨，等等。”
——（王毅 《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对大和民族而言，在其绝对信仰与生存恐惧间又构成了一对冲突——
天皇是日照大神在人间的“现代神”，本该号令天下，桴鼓相应。大和民族是优越于亚洲一切民族的太阳子民，本应在东方风樯阵马，仗剑浩歌。却偏偏受到千百年来独处海角一隅的狭小、贫瘠的岛国的制约，这两者间永恒的冲突，形成了日本国民心理的极大失衡，国民性格的极大张力。
倘若中国仅仅是亚洲一个小国，台湾这颗硕大、晶莹的绿宝石也没有镶在日本的出海口，倘若华夏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一盏纸灯笼的光亮，而且，也没有让日本文化在一段很长的岁月里有过小媳妇般的压迫感；那么，对日本国民心理而言，其“开门见山”，大约就不会是中国。其极大失衡与极大张力，若形象为一个恶狠狠拿在手里时刻准备着吞咽的汉堡包的话，夹在中间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
偏偏与列岛隔海相望的辽阔无边的西部大陆是中国；
偏偏与大和民族为邻的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有过大汉雄姿、盛唐丽影的华夏民族。
此种安排莫非出自于天意，在非洲没有，在欧洲没有（法德两国稍有类似，但情况仍有大不同），美洲大陆亦未见，或许真是一个历史深藏玄机的吊诡？一个让华夏民族世世代代无法逃避、总要去面对的宿命？
除了武士道精神的传承，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日军在中国的残忍，更有着来自于信仰与原始性恐惧的双重动力。
第八章 战后考
日本特色的脸（1）
大约是1990年前，一位名叫野田正彰的日本社会学者，在近江的乡下见到一位叫川崎太二郎的老人。
老人这年79岁，还和妻子一起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可能除了稻米，食物几乎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很难从川崎那清癯红润的脸上看出他过去的经历，从他对野田一再发出的由衷感叹里：“没有比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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