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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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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部队按照命令，以空前的速度行军，同时仍装着要进攻昆明。他们先绕到城北，然后向西，占领了昆明西北二十英里的富民。昆明城内的惊慌情绪依然有增无减。龙云不断调部队增援昆明。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向南直奔昆明，而不是向西朝金沙江前进。
当时没有公路，没有今天这种两旁种着按树（最初是英国人从澳大利亚引进的）的柏油路。山坡上的桉树还没有成林。当战士们翻山进入云贵高原时，看到漫山遍野全是异常红艳的罂粟花，如今这里到了春季则是小麦一片金黄。做鸦片用的罂粟是云南的财源，红军没收了大量鸦片。在农村，鸦片同粮食一样重要。红军把鸦片当钱花，用它换给养，或者干脆分给农民，心想反正这也是农民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解放初期，人民共和国继续遇到了这个可怕的鸦片问题。于是禁止种罂粟，还尽一切努力医治吸鸦片者。虽然进行了说服、教育、治疗和惩罚，但还是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残部造成的土匪问题也不能一下子解决，他们躲在深山里，靠做鸦片生意为生，一直呆到五十年代初。
林彪把追兵远远地甩在后面，向北前进，五月三日晚到达元谋，金沙江已近在咫尺。他的部队从大板桥出发后四十八小时内走了一百英里。林彪的部队行军速度极快，不少战士跟不上大部队的行动，结果落在后头，其中许多入被国民党抓获就地枪毙。
金沙江附近一带道路十分崎岖。甚至到现在离金沙江大转弯处二十英里之内还没有一条南来的道路。如果长征老干部或历史学家想重访这一昔日的战场的话，他们也只能步行或骑骡子。
第二天，林彪继续前进，抵达指定渡江地点龙街。他在那里遇到了困难：没有船，江面很宽，水流湍急。他用竹筏搭了一座浮桥，很快就被江水冲走。五月六日，毛命令林彪率部队到皎平渡，这样他就要沿江翻山越岭行军五十至六十英里，而五月七日渡江的最后期限并没有改变。“
皎平渡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渡口，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由于进出西藏的孔道就在附近，从西藏运出来的草药、藏药、金银丝细工饰品也从这里摆渡。从云南运出来的则是鸦片、黄金（ 产自金沙江沿岸的金砂矿，金沙江自古以来就因出产沙金和块金而闻名 ）、贵重的金银丝绣品以及其他特产。
金沙江北岸（或西岸，因为江水在这里大转弯，方向都给弄乱了）有一个骡马大店。四月底或五月初时。约有二十名商贩带着驮马和骡子在这里歇脚。他们的货物己运到江边。等云南那边的车队渡过江来，同他们做买卖。
这家骡马大店是洪门场村张胜四弟兄中的老大开的。他的弟弟张朝满一九八四年时已七十一岁，身体依然健壮，行动矫捷，肌肉发达，只是有点谢顶。他坐在位于四川一侧能够俯视金沙江的一家接待站的阳台上，同我谈起五十年前的经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春天发生的事：有一天，几个人找到他，这些人原来是干部团的宣传队员，正在找渡船。其中一个人对他说：“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来消灭地主劣绅的，现在想找船准备渡江。十年后我们还要回来把地分给你们。”
张说，红军找不到船，因为船全被藏起来了。他们一再表示需要船只和艄公。张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也说无法搞到船。宣传队员自己在江边找到一条一半沉在水里的船，他们从商贩那里买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与此同时又发现江对岸有几条船。他们拼拼凑凑，最后总算一共搞到了五条船，两条在四川一侧，三条在云南一侧。艄公尹梦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个红军战士到对岸搞偷袭。他们带着盒子枪和电筒，用灯光吓跑了当地的驻军。
他们接着又来回渡了几次，把一些红军战士送到对岸去偷袭当地一个税务所。他们“砰砰”地敲税务所的门，让艄公用四川话叫门，说是他们要来缴税，“不开门我们就不付税了。”转瞬之间就有人开了门，红军一下冲了进去。屋里正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抽鸦片，这些人很快交了枪。红军战士把搜到的五千银元的税金带走充入“抗日储备基金”。他们抓了大约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当地部队的士兵。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七条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刚搜查完税务所，红军部队就开始渡江，一共渡了七天七夜。艄公每天领一块银元的工钱和一块银元的奖金。如果愿意要鸦片，一天可以领五两。大一点的船一次可运六十人，而最小的船只能运二十人。渡一次要三分钟时间。每条船都编了号，还指派了船长。
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二三英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五十英尺处有一块十英尺高的圆石（ 现在还在那里 ）。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
敌人的侦察机两次飞过，但是江面太窄，无法轰炸。马匹不敢上船，只好让驭手牵着，随船游过江。夜间燃起大堆大堆的簧火，使渡江能昼夜不停地进行。他们为妇女和伤员安排了专门的渡船。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个人。渡江自始至终顺利地进行。
五月四日黎明前，毛泽东、周恩来和司令部其他人员摸黑渡过了江。那天他们骑马走了整整六十英里。四川一侧的金沙江岸没有云南那样的金色沙滩。船到了对岸缓缓地靠近石滩，狭窄的石滩很陡，坡高约有二十英尺。有一条羊肠小道从江岸通向另一处更高的石坡。几乎找不到驻扎部队和存放给养的地方。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十一个砂石洞。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周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在这里，毛婉转地批评了警卫员陈昌奉，因为他没有抓紧去找一块能当桌子用的木板。警卫员为毛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上面再铺上一条毯子，这便是毛的床了。砂石墙上钉不进钉子，所以警卫员无法把毛的地图挂到墙上。
一九八四年时这些砂石洞还在，五十年来没有多少变化。洞很小，里面黑暗、阴森，洞外是条从峭壁上开出来的小路。住在洞里可以躲避空袭，但是我想司令部人员会觉得在峭壁顶上搭个帐篷住进去更舒服一些。现在那里盖了一座招待所。
天气十分闷热，干部团向北急行军到金沙江的途中吃尽了炎热天气的苦头。我曾在天气炎热的五月去过那里，深知在那种气候下翻山越岭走山路的滋味。红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总是比红军的实际行踪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报》还在说，红军的目标“看来是四川”。此刻，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已有六天时间，再过三天，整个行动计划就完成了。
第三军团在皎平渡下游的洪门（现名新村）渡口遇到了困难。他们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派了先头部队十三团过江，但是江水冲走了浮桥。周恩来命令他们转移到龙街第一军团那里的渡口去，可是很快就取消了这一决定，因为第一军团发现那边也没法过江。
于是，第一、三军团的主力都转到较平渡过江。五月七日，第三军团渡江完毕；五月八日，第一军团渡江完毕。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约有三至五千人，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皎平渡以南的禄劝县阻击着吴奇伟率领的一个近一万人的国民党师。直至五月八日和九日才渡江。
第九军团仍在为主力部队阻击敌人，到五月六日才抵达位于皎平渡以北下游三十五英里左右的树节渡，并于五月九日渡过金沙江，不久，在西昌以北的沪沽同主力部队会合。
五月三日，干部团渡江后几小时内就把从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他们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奉命出发，攀登离上岸处不远的山坡，坡高足有三百英尺，有一条曲折的小路直达坡顶。坡上是一块长长的冲积平原，有好几个橄榄球场那样宽，地上到处是玄武岩和花岗岩，有的有一人高，有的只有篮球或垒球那么大。左边是险峻的石山，右边是通向较平渡的悬崖。许多人都记得这么一句民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悬崖边的小路窄到两个人都难以并肩前进。
就是壮实小伙子也很难在这种山路上连续行军。红军在烈日下艰难地走了四英里，爬上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另一片高地。这里一半是石头，一半长着青草，拾头往西望去，怪石嶙峋的“狮子山”就在眼前，“狮子头”拔地而起，高一千英尺，俯视整个高地。山岩上，国民党军队早就筑好了阵地，以逸待劳，正等着向干部团开火。干部团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昨天一天走了六十英里，接着又渡江和在冲积平原的卵石地上行军，已经累得半死。险峻的“狮于山”看来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
红军战士开始冲锋，敌人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沉重的石块向战士们飞来，有的战士腿被砸断，有的战士头被打中，失去知觉。国民党的机关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飞溅。
红军隐蔽在大石块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进沟垒掩护自己。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突然，冲锋号吹响了，他们高声喊着“杀！杀！杀！”，向敌人冲去。国民党的一营人是地方部队，他们慌忙撤离山头，向通安逃窜。
先头部队继续追击。山路越来越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七百英尺高的悬崖。山路迂回曲折，盘旋上升。他们爬呀，爬呀，爬得肌肉酸痛，两腿发软。烈日当空，照得左侧的山岩如火炙人。战士们汗都流干了，一些人脱水了。尽管如此，他们又咬牙前进了七至八英里，接着是一段弯弯曲曲的下山路，路陡得好比瀑布，飞流直下。山谷中的小镇就是通安。守敌业已逃走，红军先头部队在镇上等候，但是既见不到后续部队，又见不到增援部队，他们只好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狮子山，筑起一道防线待命。对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来说。这只不过是戎马生活中的又一天，而对五十年后步行追索他们足迹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
毛泽东在皎平渡等到五月八日第一军团全部渡过了江，然后他同中央总部纵队一起翻山越岭到了通安。前方，红军已经在进攻这个地区的中心会理县城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大圆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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