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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岁的张国焘。他的资历在共产党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是该校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两人都在—九二一年建立共产党的十二名创始人之列。从早期起，张便是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在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在一起，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过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领导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从那时起，他便一直驰骋疆场，战绩可与毛在江西的战绩相媲美。他同蒋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胜利。他两次转移根据地——第一次是从鄂豫皖边区转到川陕边境，后来于一九三五年春转到川西北。和张国焘一起转战各地的有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的才名元帅之一。虽然张国焘的作风与毛不一样，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当代中国史学家所属认的要大。
　　张喜欢独立行动，常常与中央委员会发生争议（就象毛一样）。一九三二年，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一带，因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便擅自行动而受到批评（　有点儿象毛在井冈山的情况　）。可是他的转移是成功的，批评也就自然消失了。转移到川西北的行动遭到了更多的批评，但是此时中央委员会正在长征之中，通讯联络几乎中断，因此张不可能受到严厉的谴责（事实上也没有）。
　　张已作出安排，或者试图作出安排——要在他展开活动的几个省里与当地的军阀和睦共处。一九三二年入川后。他给四川军阀杨森以及四方面军驻扎地区的军阀田颂尧写了信。田拒绝接信。杨虽收了他的信，但却因事不关己，不加理睬。张给孙蔚如也写了信，孙是陕西仅次于杨虎城的第二号军阀，孙与张国焘达成了协议。解放后，孙成为陕西省的副省长。
　　张入川后没有搞土改，也没有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批评。大约两个月后，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在他决定要留在这一地区之后。而现在，张同四方面军占领的川西北地区的军阀没有什么谅解，因为他足以对付他们可能发动的任何军事进攻。
　　就在会师之前，张再一次独立行动。此时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盘——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县。这几个县今天的面积是八万九干平方谷里，一九三五年时可能还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万。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万。对中国来说，这是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这里土地肥沃，是个产粮区。张还有八万战斗部队和同样数目的非战斗人员。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军到达的前夕，张宣布成立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苏维埃组织，而是一个符合当地少数民族（　在当地其实是多数民族　）比例十分高的情况的混合政权。周纯全就任主席。首府设在北川。北川位于成都东北约八十英里处，周围多雪山，居民多为藏族。周纯全的第一项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称“五味茶”。但名不符实，吃时要用手抓。
　　张国焘的军队与毛的第一方面军不一样。张的部队中有许多妇女，包括一支有两千人的妇女战斗团。他与少数民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要原因是他不象第一方面军那样经常转移，因此能够用事实证明，他的部队与那些到处掳掠的军阀部队不一样。跟其他红军部队一样，他打富济贫，把一部分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留下的部分足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此时他的军队粮草充足，还能向非常穷困的第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
　　从现存的材料看，张没有干预鸦片生产。鸦片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但是他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张不准战士抽鸦片。但也有例外。有个名叫金禁川的老中医，他有鸦片瘾，就获准抽一点鸦片以支撑精神。
　　所有红军部队的内部保卫工作都非常严。彭德怀在狱中自述中写道：“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况），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补充说：“原属政治部领导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四方面军的情况也是一样。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时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年轻排长，他回忆说，张国焘到四方面军后，下令进行大清洗。许多人被逮捕和处决。曾任红一军军长的许继慎也被处决。许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学。长期同张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设法证明自己的无辜而解脱了。
　　尽管张有李先念所说的这些错误思想，但他是打了几个漂亮仗的。然而，张继续逮捕和处决他所不信任的军官。
　　李先念说：“我可以向你举出四十位在四方面军清洗中被杀害的同志的名单。”一九二一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团里缺乏领导人。李说，他因此当上了团的领导。因为他的领导原是国民党军官，给清洗了，后来复了职，在战斗中阵亡了。李认为二方面军清洗的人比第四方面军还要多。
　　两河口喇嘛寺里举行盛宴时，一份名叫廖承志的画家却由张的军队看管着。郁郁不乐。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四方面军之前曾在上海担任海员工会的秘书。据说一九三四年，有人注意到，他的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被措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指控了。在中国或张国焘的情报部里没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
　　他的双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家。他父亲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下制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孙死后被国民党右派（可能包括蒋介石）暗杀于广州。对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偏见。要不是他幸而能画画和绘地图，他早就被处决了。他刻蜡纸也刻得很好。廖的母亲何香凝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的挚友。随着岁月的流逝，廖本人也成了孙夫人的密友之一，另在毛泽东的政权中担任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被国民党绑架，由于宋女士的积极干预才免遭不幸。后来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二年去世。长征中。张国焘一路上带着他、直至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北。周恩来立即加以干预，使廖获得释放。廖获得自往后，把画图纸、蜡纸和刀笔等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对着它象对着祭坛一样鞠躬。廖说：“要不是你们，我就完了。”他是已故的飞虎队创始人之妻陈香梅的舅舅。
　　党内的亲莫斯科集团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徐以新是这个集团的第二十九名成员。（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总数可能达一百。）由于徐以新年纪很轻，被人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人有时统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徐以新被派到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他代表四方面军同国民党的杨虎城将军在川陕边境举行秘密谈判。后来张国焘违背协议，于一九二四年二月消灭了杨虎城的一个团。徐以新表示抗议，张国焘就把他抓了起来。因此，两河口会议时，徐也是—名囚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担任了驻巴基斯坦大使。
　　四方面军的另一名囚犯是罗世文。他原分四川地区党的书记。他带了三百人到川西北加入张国焘的队伍。张不信任他，把他软禁起来。后来他在重庆被国民党抓获并杀害。这类例子很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共产党领导人在两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国焘回忆，出席会议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
　　马尔康博物馆工作人员文星明介绍的与会人员略有不同。他说会议参加者有：毛、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洛甫、刘少奇、凯丰、聂荣臻、张国焘、林彪和李富春。
　　周恩来主持会议。毛首先发言。他提议红军继续北上，并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据张国焘讲，毛说共产国际曾建议红军向外蒙古方向移动，这样容易和苏联取得联系。据博古讲，这原是共产国际建议的万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长征开始之前用无线电发来的。博古证实，自“那时”以来，即前一年的八月以来，红军已有十个月没有与共产国际联系了。
　　张国焘回忆说，毛的讲话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毛既未提抗日（　他想，大概因为当时他们对日本人的情况所知不多　），也未提到前往陕北，大概因为还不知道那里有共产党的根据地。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国人现在的说法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法是周恩来首先发言，重点谈了三大问题：抗日的战略，北上的问题和领导权问题。
　　张国焘称，他对毛的甘肃——宁夏计划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进一步扩大川北、甘肃和西康的现有根据地。二是穿过甘肃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进，到了那里就有可能与边界那边的苏联取得联系。
　　胡华教授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现代史专家。据他说，会议决定巩固张国焘在川西北建立的苏区。大家一致同意夺取松潘。松潘位于大草地的边缘，扼守着绕过沼泽地带的道路，攻下松潘就可以打开通往甘肃的道路。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一顷五点决议，但内容从未公开过。
　　其中有几点是批评张的，特别批评了他把根据地转移到川西北。如果张的话可信，毛嘲笑了张的这一行动，认为这样做是放弃根据地，增加了长征的困难。张称两河口没有作出正式决定，毛答应还要进一步讨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会外有许多交谈，双方一直在摸对方的底。张不断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
　　两河口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据张回忆说，午饭后，周恩来找他，建议两个方面军组成统一指挥部，张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建议合并某些部队。张对此表示高兴。傍晚，周送来指示，要部队北上。张说他争论了几句，但还是接受了。
　　据聂荣臻讲，这一指示的内容是：
　　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至全中国的胜利。
　　幕后却在进行活动。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回忆说，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带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来看他，并送给他二三百元银洋。黄坐下就问会理会议的情形，并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彭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策略。
　　聂荣臻也讲了类似的情况：六月二十七日张国焘请他吃饭。席间，张一再说聂荣臻和其他人很疲劳，称赞他们干劲很大。张说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使聂遗憾的是，这两个团实际不过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
　　聂回忆说，彭德怀当时也在场。当他们从张住处出来时，聂问彭：“张为什么要请我们两人吃